谢作拳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维新派人士、我市瑞安籍名士黄绍箕补授湖北提学使，为取经日本的教育成就，在京师筹备提学使团出使日本。

身任团长，出洋考察

他与江宁提学使陈伯陶等人商议成立三日研究会，并按照学部的安排学习教育法，“提学使等每星期内到学部三次，听讲教育法，此教习为日本人法贵君，约定两月后毕业”，同时，与其他各省提学使一起实地走访了八旗高等学堂等，了解高等教育现行制度及状况。更受学部尚书荣庆委托，被推举为同行诸学使领袖，率团赴日本考察学务，同时出行的提学使有：浙江提学使支恒荣、山西提学使锡嘏、湖南提学使吴庆坻、黑龙江提学使张建勋、甘肃提学使陈曾佑、吉林提学使吴鲁、辽宁陈伯陶、江西提学使汪诒书、新疆提学使杜彤、云南提学使叶尔恺、广西提学使李翰芬、陕西提学使刘廷琛。

同年8月4日，以黄绍箕为团长的提学使考察团，共13人从上海吴淞港乘“泼令司”号轮船东渡日本，同行者有学部右参议林灏深及学部委员五人，另有随员八人。随后福建提学使姚文倬、山东提学使连甲、安徽提学使沈曾植稍晚从上海东渡出洋，一共30余人。

足足一月，听取讲演

8月8日，使团抵达日本神户。随后，黄绍箕一行乘坐火车到达日本首都东京，入住厚生旅馆。使团前往公使馆会见驻日公使杨枢。之后到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访问大臣及次官，并与文部省商定开讲日期。日方决定为各提学使“特开讲演会，每日三小时，约一月讲毕”，所定题目为“明治教育沿革、各国比较教育制度、教育行政、教育学说及学校管理法”。接下来的几天，使团游览了东京市内外，酬接学生及各省留学生监督、游历官，参加留学生欢迎会等。为方便考察，月底，黄绍箕与吴庆坻、姚文倬、刘廷琛等搬出旅馆，在赤坂区桧町三番地合租一屋。

20日起，日本文部省开始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为中国提学使团开特别讲演会。先由文部省视学官野尻精一讲日本教育之沿革，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现代化成功的经验和重视教育的成果；继由文部省参事官田所美治讲法国、德国、英国的学制及其沿革。

其后，日本同仁会会长大隈重信就同仁会的宗旨、同仁会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发表了讲演，回顾了日本明治时代教育的四个不同发展时期，也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驻日公使杨枢的引导下，黄绍箕等拜访大隈重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等知名人士；之后又拜访大隈重信的私邸。

当月，文部省参事官松本顺吉就“日本现行教育制度”作专题讲演，介绍日本教育行政机构和从幼儿园到帝国大学等各类学校的性质和概况，以及图书馆、教育博物馆等机构。9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小泉又一就“教育方法及学校管理法概要”、“各学科的性质及相互关系”作了讲演。

听取讲演之后，黄绍箕还率团考察了日本的小学、大学、师范学校、女学校、商业学校等各种学校，重点考察私立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府女子师范学校、东京府立第四中学、东京帝国大学、东京美术学校、东京音乐学校、东京盲哑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东京外国语学校、私立日本女子大学、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等高等院校。

诗作纪行，收购汉籍

在日本期间，黄绍箕另外还考察了日本的图书馆、植物园、气象台、东京市政府、银行、医院、法院、监狱等场所，游览名胜古迹，并留下了许多诗篇，如游览完日光最著名的东照宫、二荒山、战场原、华严瀑布后，写下了《游日光杂诗》二十首；游箱根后，写有《冒雨游箱根宿塔之泽环翠楼翊晨观小田原学校》和《芦湖》等诗。另有《竹添井井招饮龟清楼即席赋赠（与子修、书衡、幼云同作）》《题荷田校长游日光诗草》七律四首、《酬东宫侍讲三岛毅》七律、《亚雅音乐会》七绝、《雅乐所观乐》七律等诗作。

黄绍箕是著名的藏书家，家有蔘绥阁，藏书颇丰，尤其对版本学的研究造诣颇深。在日本考察期间，黄绍箕便收购了许多日本刊行的中国古籍，有弘化丁未刊影宋本《尚书正义》、元文二年刊本慧琳《一切经音义》、延享二年刊本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安政刊本《医心方》，又得《孔子家语》《庄子音义》《唐才子传》《隶续》等书，以充实蔘绥阁藏书。

他还与同仁沈曾植、王式通等同往鞠町料理地宫内省所辖之图书寮观内府藏书，管理者拿出精本，非常诚恳地请黄绍箕等人评定甲乙。沈曾植说：“东游以来，惟兹事差强人意。”黄绍箕戏曰：“君勿憙，防岛田明日翻案。”岛田指日本汉学家岛田翰，著有《古文旧书考》，黄绍箕曾于上年为是书作跋，对岛田翰有深刻的认识。在日期间，曾获观岛田翰所藏的《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和宋刊本《史记》，均留下观款。在回国前，写信给岛田翰并题赠班固《西都赋》语。

总结收获，捐俸办学

因咯血疾发，黄绍箕于11月回国，任湖北提学使，在《奏报湖北提学使到任日期折》中，总结此次出使考察的收获，对日本近三十年的教育变化深有感触：“此次东渡观学，加意访查，并于政治所关，如裁判、警察、税关、银行等处，略经浏览。见其学制完备，人才众多，男女无不识字之人，官商无非成学之士，其全国实业学校已有三百余所，近更发帑资助，益图扩张，国势盛强，殆难臆测。及进考其三十年前变法之初，则教员之缺乏，财政之困难，人情之群起阻挠，办法之屡见疏失，以视中国现在情形，殆有过之，全赖政府极力主持，文部尽心经画，所有学员皆切实奉行，始有今日。”他认为三十年前的日本教育比现今的中国还不如，但在政府的极力主持下，文部的经营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黄绍箕在正式出使湖北提学使后，“首捐廉俸二千余金，充为教育经费”，积极创办湖北师范学堂、湖北实业专门学校和武昌初等小学，并以武昌为试点，在城区内外划分28个学区，动员各学区子弟就近入学，此举措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他曾在文普中学堂的演讲中提到“环球各强国，所以能自立而日益强盛者，其真实力量全在国民”，如“通国皆成国民，必可出力扶助国家，我大清国无论到何地位必有翻身之一日”，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强国的必然性。

110年前的这次出使日本考察学务之行，无疑对中国近代教育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团长黄绍箕本人来说，触动尤其深刻，这也促使他大力推动湖北教育的发展。然而，仅隔一年多，1908年1月，他因病去世，年仅五十四岁，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