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救国是你的理想初衷/满园桃李把你的旋律传送

你是一枚闪亮的音符/回响在你期待的五彩天空……

“这是邹伯宗学生郑小冰谱曲、黄海滨作词的纪念歌《闪亮的音符》。”

62岁的汤小菁拿着一纸歌谱，站在台下的通道口处，她每说一句话，就望向舞台中央的大屏幕——这个由温州市文联主办，市音乐家协会和邹伯宗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筹委会承办的“邹伯宗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于去年12月26日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我市文艺界、教育界知名人士，已故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邹伯宗子女、学生及好友等400余人齐聚一堂，共忆往事。

时光荏苒，歌声依旧……

“邹老的执着与坚守，依然温暖着后来者的心”

“我们的平均年龄有60多岁！”

由汤小菁带领的邹伯宗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筹委会共有七人，除了她，还有同在原温七中文艺宣传队（以下简称文宣队）的队员郑建、黄龙忠、陈军贤，以及温七中老师王斑铭、徐道德和邹老长子邹家祥。从2014年10月起，他们就开始了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

“光是制定活动方案，就来回易稿数十次。”

汤小菁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字——“搜集文史资料，编辑纪念册，创作纪念歌，征集题词、回忆录，安排歌舞表演和落实活动场地与经费……”

“这其中，最费工夫的就是纪念册。”

为了尽可能翔实地记载邹老的生平事迹，筹委会不仅去温州、上海的图书馆、档案馆，以及邹老任教过的各县市学校，还走访了20余位老领导、老同事。

纪念册里，不仅收录了邹老自己的一些文章和歌曲，同事、亲友与学生的回忆文章，以及各时期的珍贵照片，还集结了各界人士的题词，如原温州市副市长胡显钦、王成云，著名剧作家张思聪等。

“筹划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为的是追思先师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以报培育之恩。”

汤小菁至今还记得，40年前的“六一”儿童节，即将小学毕业的她在温七中礼堂参加文艺汇演，当时她扎着小辫子，唱了一曲《叮叮当》。散场时，时任温七中文宣队音乐和乐队指导的邹伯宗找到她，“唱得真好，来我们七中吧！”

由此，汤小菁成了温七中68届文宣队队员。

“那时，没有现成乐谱和录音机，我们用的曲谱都靠邹老师从广播上翻录下来，再用蜡版手刻油印而成，因此总能看到他熬夜纂印后布满血丝的双眼。《革命歌曲选》《智取威虎山》全剧……都是他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在汤小菁眼中，邹伯宗是和蔼可亲的音乐启迪人，而在郑建看来，他更像是一位“冲锋陷阵的战士”。

“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学生上课漫不经心，课堂秩序混乱，而邹老师却总是耐心上课，虽然脸上露出‘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但每当他教唱或指挥《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时，就会显得无比振奋，50岁的他激昂地挥动双手，让人敬佩不已！”

“不仅如此，老师还非常严谨细致。”

让郑建印象深刻的是，当年文宣队常到山村、海岛巡回演出，一去少则五六天，多则十来天，老师体质虚弱，却总是坚持长途跋涉，一同前往。

“我们文宣队从1966年至1981年坚持了16年之久，参加学生达600多人，影响面之广、培养人才之多，已经成为温州文艺史上的一段佳话。这和邹老师密不可分。在他的教导下，邢时苗、邵小眉、叶璐等几十位同学都成了文艺名家。”

在纪念邹老100周年诞辰之际，学生们从各地赶来，赞助活动经费，献上深情祝福。76岁的冼妮娜说，“可见邹老的执着与坚守，依然温暖着后来者的心。”

“论物质生活，我是个穷光蛋；

论拥有音乐资料之多，我却是个大富翁。”

“我们相识在电台工作的早期。”原温州广播电台深音乐编辑林达告诉记者，邹老的谦和、儒雅和学养让他联想到海顿弦乐四重奏的平衡、比例与秩序。但遗憾的是，老人家对自己多彩的音乐人生历程少有讲起，直至老人离世后的2009年，他在制作节目《音乐记忆》时，才从善谈的原温州青年歌队队员鲁剑光先生（已故）那里获知了邹老在抗日时期的英勇作为——

青年歌队成立于1940年5月14日，它的主要领头人兼指挥就是23岁的邹伯宗。他曾在上海杨树浦路临青职业中学任音乐教师，投身过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合发起的“救国会”，后于1936年被推荐到立信音乐班，亲聆冼星海、吕骥等名师的指导，并立下“终身为革命音乐贡献全部力量”的志愿，参加了狮声歌咏队、新生救亡团、抗日宣传队，后因“八·一三”事变，从上海辗转金华来到温州。

1939年1月，浙江省音乐工作者协会永嘉（温州）分会诞生，邹伯宗被选为理事长。一腔热血的他一手抓培训，一手频繁组织歌咏活动——大小集会、歌咏大会、清晨“晨呼”（沿街唱歌、呼口号）、傍晚的“临时歌咏会”……

那几年，邹伯宗一边在温州城区或瑞安、平阳等中学担任音乐教师，一边致力于新音乐运动，先后组织了抗战歌咏队、前哨歌队、青年歌队。

那时，歌咏队有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其中以青年歌队人数最多（100余人），时间最长(1940年至抗战胜利)。

为了给歌队提供音乐资料，邹伯宗省衣节食，筹措资金，从香港、重庆等地购买搜集抗战歌曲多达3000首，还编印出版《抗战歌咏集》《抗战歌声》《民族歌声》等。他曾得意地说，“那时论物质生活，我是个穷光蛋；论拥有音乐资料之多，我却是个大富翁。”

当这些歌本发到任音乐教师的队员们手中后，又产生巨大的连锁传播效应，因为他们遍及全市一半以上的学校，不仅把歌声带进校园，也让无数学生将其播撒到了千家万户，无形中夯实了社会民众抗日防线的根基。

除此之外，作为抗战文化的配套工程，邹伯宗还从1940年6月底开始，在《浙瓯日报》副刊主笔一个“歌与剧”的专栏，每旬一期，宣传抗战音乐，一直坚持到1941年的1月底。

后来，他与李凌先生（1913-2003，曾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合作编印了《新音乐副刊》和《儿童音乐》期刊，后者成为中国第一个面向儿童的音乐教育读物，开创了中国儿童音乐杂志出版之先河。

邹伯宗生前曾多次谈及，“由歌唱把同胞们的情感紧紧结合在一起，产生伟大坚强的抗战力量，这才是‘歌咏’”。

的确，在那个悲愤的年代，不甘做奴隶的人们被烽火里的歌声所激荡，激发了抗战斗志！

“外公常说，自己这一生，可以告慰冼星海老师了”

“清晨一睁眼，就能看到他端坐在书桌前，有时半夜醒来，他还在伏案疾书。”

邹伯宗的长子邹家祥，回忆起父亲总是意犹未尽，他说父亲从不发怒，从不打骂，如果谁做错了事，只要一看那严厉的目光，就会自觉愧疚。

“他的抽屉装满曲谱、歌本，任何人是不得碰的！”

在邹家祥的记忆中，父亲不抽烟喝酒，也不讲究穿戴，他十分节俭，但在帮助别人时从不吝啬，虽然没有留下房屋、财产，可留给子女的精神食粮却是取之不尽。

“他的教育方法很独特，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欲纵故禁’，比如我们很想学一样乐器，他却故意不让，搞得人心慌慌手痒痒，逼着自己偷偷学，狠狠练，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是个个身怀绝技。”

邹家祥告诉记者，他就是靠自学，掌握了钢琴、小提琴、二胡等40多种乐器，并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从事音乐教育近40年。

“父亲常带我们去看演出，甚至听他自己上的音乐课，他为我们营造的是浓厚的音乐氛围。”

邹伯宗的外孙女林橙霞说，只要听到收音机里播放的革命歌曲，便会不由得眼眶发红，鼻子酸酸。

“我记事时，外公已是80多岁了，但他还教歌做指挥。”

有关外公的往事，林橙霞大多是从母亲口中得知：

他和外婆是在抗日宣传中相识相爱的。那时，外婆是晏公殿巷振德小学的音乐教师，也是青年歌队的一员。当外公教唱时，外婆常为之伴奏。共同的爱国心与爱好，将他们结合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在中学教音乐，创作了130多首曲谱，如《古巴人民胜利了》《只因为有了共产党》等，他还编写中小学音乐教材，参与创建温州市音乐工作者协会，并组织一大批音乐工作者深入农村、山区，采编音乐素材，编辑出版了首本《温州民间音乐资料》，他发明创造的“五线谱认调板”还获得国家专利……

晚年，外公最大的享受是捧着“青年歌队”、“温七中文宣队”的通讯录和相册看个不停，每当这个时候，他的脸上一定是洋溢着幸福和自豪的笑容。

外公常说，自己这一生，可以告慰冼星海老师了，“当年我曾对老师立下誓言：此生献给音乐事业。我始终没有忘记，始终未改初衷。”

“2007年，外公离开了我们，但他吟唱进步与光明的歌声将永远回荡在我们心中……”林橙霞说。

本文图片由邹伯宗家人及学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