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叶婕

一个初秋的午后，我在一座名为洪口碗窑村的小村庄，被一只碗深深地迷住。

不知为什么，我会如此迷恋上这只看上去普普通通，甚至有点粗大的碗。它摸上去有点粗糙，但比现在一般的碗都大，制作于1957年，是江师傅的爷爷制作的。此刻，它就被江师傅拿在手里，阳光从房顶上的青灰瓦缝间泄漏下来，光线穿过明亮的空间照射在这只1957年的碗上，散发出迷人的光芒，这种旧物的光芒，在任何时候，都让我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

时间在消逝，往事就在这只粗碗里，旧物总是停留在我们人生的某个时刻，安静地躺在永远年轻的阳光下，散发着持久而美丽的光芒。

在来洪口碗窑村之前，我一直不是很明白，江师傅为何如此深情地一次次提到他的故土，提到他的碗窑，提到他这只珍藏了半个世纪的碗。而当我跟随着他的脚步，举着手中的相机，跟踪这座碗窑村的一树、一井、一碗、一屋时，才开始明白，这只碗就像村口那棵不再生长的樟树，沉寂在虫蛀的历史里，总在想念土地和阳光的恩情。这里的人们对这只碗的热情，并不是一种模糊的寻找，而是一种精确的对故土的缅怀。因为江师傅的童年，他父亲的童年、他父亲的父亲的童年……不管是贫困或是富有，都曾以这种幸福的方式，散发在这碗窑村里……

三百多年来，这里至今还保持着一种传统的独特而稀有的“碗窑话”语言。据史料记载，泰顺洪口碗窑村，于清康熙年间从福建的连城县姑田镇迁来，全村最早仅48户，人口374人，以江、杨、华三姓氏为主。他们祖祖辈辈以瓷业为生，每家每户都是制碗好手，代代相传，到清朝乾隆年间达到极盛。

今年68岁的江师傅，在他8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把祖传的做碗手艺传授给他。从上山挑选泥巴，把泥巴挑下山，用水碓等工具筛选泥巴，到和泥成碗，最后把碗送进窑烘烤。这套熟悉的程序，江师傅一做就是大半辈子。

江师傅告诉我，在村子的鼎盛时期，村里的人口多达2000多人，基本从事手工制陶，制陶的泉水是从村口的一口深井里打的，那泉水夏凉冬暖。当时的村里有三宝，即村口的老樟树、制作的碗及这口井。至今那井还在村口安静地呆着，只是因为长久的废弃，井里的泉水有点浊。陶土则是村口后山上的褐色泥土，当年全县的碗几乎都是从这里出产。村里每月能出售1万多只碗，各镇的小商小贩每个月初风尘仆仆赶到这里，订购一定数量的碗，再到各地去销售，那时很多的姑娘都以能嫁到碗窑村为豪。

当年还是小孩子的江师傅，从记事起就喜欢与小伙伴们一起玩泥巴，也曾一次次在自家碗窑里，看着爷爷将褐色的陶土经过水碓捣碎、稀浆拌匀好了的，再用两手抠起一团，放在转盘上。旋转转盘的同时，爷爷的双手变化着轻抚快速转动的陶土，变魔术一般，一个碗坯如一朵徐徐开放的花朵，已奇迹般地展现在江师傅面前。如今，这只江师傅保存了半个世纪的碗，就是这样看着爷爷制作出来的。

如果没有1998年温州市珊溪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江师傅与他家人的日子可能会一直这样波澜不惊地过下去。但随着这一大变化，很多人的命运从此被改写，江师傅随着家人迁至泰顺交洋，碗窑村也大部分被水淹没。我现在看到的碗窑村，仅剩下村口的老樟树、几间老屋与一口井。

江师傅的老屋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间，这些年来，江师傅有事没事都要回去转转。这次与江师傅的同行，是他今年的第三次前行，此时碗窑村的下午，安静得像平静的水面，曾经的人群与声音都已不再。你很难想象得到这个僻静简陋的村落，曾经有过那样的辉煌，只有偶尔钓鱼者的摩托声打破村子的寂寥。那几座泥墙老屋在阳光里也只是沉默着，江师傅就坐在这样的阳光里，安静地靠着老屋，眯着眼一点点看着时光在这只碗上闪亮、移动，直至消失。

太阳下山之前，我在这座沉在水底下的碗窑村的上方，拍到了全景，蓝色的湖面，恰似一只碗的形状，静静地坐落在这青山绿水的怀抱中，这多少安慰了江师傅那颗有点失落的心。站在这湖面上方，似乎听到了一个源自远方的歌声，“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这歌声，是从湖面上暖色的光芒里发出的。在这个声音里，时光已经消逝，那座美丽的名叫碗窑村的小山村，永永远远沉睡在水底里了，只留下这只1957年的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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