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永波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重要年份，作为温州人应该知道日军曾三次侵略温州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铭记历史，面向现实，思考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

5年前，由于笔者有机会参加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的，为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编辑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抗战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丛书”《温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资料汇编》（以下简称“资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一书的编辑工作，并发现温州史学界对原国民党第88军新编21师62团团长陈章文的回忆文章《攻占温州莲花心纪实》（以下简称陈文或“攻占战”，四川自贡籍，4123字，见1993年《鹿城文史资料》第九集）内容存在争议（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2月版《轶史随录》之《莲花心之战》，作者洪水平），认为有必要有责任对此进行追踪查证，以还历史真面目。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通过对“莲花心攻占战”的调查，笔者有如下几方面体会：

（一）、1944年9月9日日军第三次侵略温州发生的“攻占战”，为温州现代史上最为惨烈的爱国御敌战斗，却为什么鲜为人知呢？

1、温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与市民广为疏散。而且日军侵占温州长达8个多月，信息不畅是重要原因；对于发生在莲花心的新21师反击日军侵略的战斗具体情况不了解，只能通过少数人耳闻目睹得以传播，不如媒体或官方介绍的强势，舆论面不广。

2、温州当时的媒体《温州日报》，印刷设备被抢，人员大多疏散，对战况未作应有的报道。致使战事发生40年之后，第一个披露莲花心之战的谷擎一先生，只能成为旁观者（见1985年《温州文史资料》第二集《莲花心观战追记》，以下简称谷文），没有将“观战”的实情赋之于笔端并发表；其他诸如当时的省报《东南日报》以及《中央日报》、《大公报》等，也只登有反映此战的短讯，所以当地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普遍不了解此战情况。

3、同国民党部队内部的派系斗争不无关系。当时国民党的32集团军暂编33师，同原隶属川军的88军新编21师在国民党军内属不同派系，原驻守温州的33师在老百姓心目中口碑不好，而新编21师是奉命临时从金华、丽水等地赶来的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当地的守备部队与地方官员另眼看待友军，不重视对此战的宣传与调查亦是重要原因。陈文中就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

（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历史、政治与社会等原因，党与政府有关部门未能将对抗战资料的收集提到议事日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抗战史料的收集工作，催生了诸如谷文、陈文等这些能有利于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回忆文章问世，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国民党政府及其部队抗战历史地位未作定论，意识形态分歧较大，没有将抗战史料的搜集工作提到一定的高度来对待，力度也就有所限制。诸如当时上述回忆文章问世之后，如能及时跟进调查，破解“攻占战”以及温州其他抗战历史遗留问题就会容易得多。

（三）、历史修编工作往往时间跨度大，必须弘扬我党深入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由于温州现存的有关抗战时期的档案文献资料不足，历史研究部门与工作人员，务必深刻理解已故毛泽东主席的至理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要潜心研究解开历史谜团的办法，身体力行，才能有所收获。发生“攻占战”的地方近在咫尺，如果能从早进行实地调研，提早认识“攻占战”，也就能避免某些不必要的争论，乃至在史料修编上可以避免某些不必要的损失。

（四）、在查证史料过程中，需要加强同一地区乃至全省、全国同一课题资料的交流十分重要。笔者最近采访椒江、临海、新昌、嵊县等地曾参加“攻占战”的抗战老兵，获得较多的回忆史料就是明证。自笔者发表《寻访莲花心攻占战》（见《温州日报》2011年4月2日）之后，瑞安市一位搞文史研究的同仁，即向笔者提供了他刚从丽水市党史研究室获得的有关新编21师的回忆文章，笔者嗣后到青田与丽水相关部门查证，对解决“攻占战”中的某些疑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样，在《抗战中的川军》摄制组担任文稿主编的何允中先生提供笔者的《川军抗战亲历记》一书，有助于排除陈文被视为孤证的问题，而笔者也向他们提供了我们对“攻占战”的查证成果，纠正了有陈文、李文以及二人“合著”中关于“攻占战”的某些差错。

据此，笔者认为对于某些关于抗日战争题材的专著乃至其他历史专著，组织者或从事某些专题研究成员，对课题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应利用可以相互沟通的平台或机制，广泛地搜集并审慎地对待获得的史料，互相交流，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尽一切可能使调研与编辑的史料更为准确，客观地记载与反映历史，从中受到启迪与借鉴，以服务于社会。

（五）、必须重视搜集包括抗战时期的史料工作。在各级党政组织重视以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温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资料汇编》一书已于战争胜利65周年问世，全市一些县（市）、区相关资料的文集也将陆续编辑成集或公开出版。但是这些史集毕竟容量有限，加之搜集资料中难免有顾此失彼或疏忽之处。笔者在调查“莲花心攻占战”时，各地老人协会与接受调查的老人，对调查采访日军罪行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与社会责任心，纷纷介绍自己在日军占领温州时期的经历和其他自己所知道的日军暴行。在受日军侵略祸害较深的地方，如能趁经历抗战时期浩劫的部分老人们健在，对他们进行采访，仍然可以挖掘出许多史料，充实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