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改善经济金融环境,助推企业转型发展,全市法院以进银行、保金融,进企业、攻破产,竞办案、树标兵为重点,全面部署开展“百名法官进金融、百名法官进企业、百名法官树标兵”主题实践活动。从本期开始,本专栏将开设聚焦“三个一百”、法官印象等子栏目,同步宣传全市各法院活动成效及典型经验。
缪眎眎 陈媛媛 钟轩
2011年金融风波以来,不时曝出老板跑路的消息。民营企业主遇到困难,“走”真的是上策吗?
2007年以来,全市共吊销企业25213家,注销22481家,而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才52件。其实,与其“逃亡”,不如申请破产保护。
记者邀请市中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鞠海亭,就司法破产的常见疑问和认识误区,提供权威实用的解答和建议。
误区一:破产就是企业倒闭
可能在大多数读者眼中,破产就意味着倒闭。其实,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法律意义上的破产,可分为司法重整、债务和解和破产清算三种方式。
如果说危困企业是“重症患者”,那么司法重整就是一剂“强心针”。它可以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债转股等形式,让危困企业卸下包袱,然后重新上路。浙江星球包装有限公司浴火重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因决策失误等原因,该公司曾一度陷入困境,最终被迫停产。后来,法院调查认为,该企业存续价值大于清算价值,建议债务人申请破产重整。去年5月31日,该案被正式受理,仅用了半年时间,该公司实现股权变更,新引入的3800万元资金让这个“植物人”企业经络渐通。
债务和解也可为陷入危机的企业提供与债权人沟通的途径。债务人和债权人可以先进行和解,签订债权和债务协议,如此一来,企业就有机会重新调整经营策略,制定经营方案,不至于一下子偿还不了债务而被债权人逼得团团转,也不至于因为无法支付欠款致使资金链断裂、经营停滞而陷入更大的困境。
读者口中的“倒闭”,其实是指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这种方式只在企业“无药可救”的情况下实施。但它同样是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保护,可以向所有债权人公平分配企业的剩余财产,依法解决所有债权债务关系,从而避免日后被暴力追债。
误区二:破产申请只能由企业法人提出
谁破产就由谁提出破产申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除了作为债务人的企业法人有权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外,债权人也享有同样的权利。
债权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向法院提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需要提交什么证据材料?鞠海亭说,只要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就可以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债权人主要需提供证明债权有效存在和债务人到期不履行的合同、借据、催款通知书等证据。
此外,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申请破产时无需预交诉讼费用。
误区三:破产后就可以不还债了
一些企业为逃避债务压力,选择向法院申请破产,其实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消极行为。
真正意义上的破产清算,是一种积极的清偿债务的行为,目的是保障债权人利益,维护社会信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因此,即使选择破产,也需要变卖企业财产偿还之前债务。
误区四:老板个人资产也要用来还债
企业破产后的清偿责任是否涉及老板个人资产,主要还是看企业属于何种性质。如果企业的性质是有限责任,债务只以企业所有财产为限进行偿还,老板不需要启用个人资产去偿还企业的债务。一旦企业要进行破产清算,也只会变卖企业财产以偿还债务。如果企业的性质是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则投资人须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即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投资人以个人的其他财产清偿,直至全部清偿为止。
同时,鞠海亭提醒,老板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不应该混淆,更不能将企业资产看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在企业运作中,如果老板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划分不清、混乱使用,或者老板随意在企业拿取资金、挪作他用、没有意识归还等,一旦企业有债务风险,老板也需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核心提示:
什么是破产?
有什么好处?
法律意义上的破产,是指当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将债务人的全部资产公平清偿其债务,从而使债务人免除不能清偿的其他债务。
鞠海亭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企业和人一样,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企业破产,更准确的说法是企业破产保护,相当于企业生病了到医院看病。病治好了,就开个“出院证明”,企业重新回归社会;医治无效,就开个“死亡证明”,企业退出市场。“出院证明”对债务人和债权人是一种保护,“死亡证明”亦然。
对企业来说,一旦申请破产保护,债权人就暂时不能追究债权。这样,企业有了喘息的时间,可以想办法重整或者和解。
对投资人来说,通过公开、公平的法律程序清算企业债务,人身安全也得到了保障,不需要采取极端方式躲债,也避免了暴力讨债事件的发生。
对债权人来说,可以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债务清偿,也是对债权的保护。假如企业出资人抽逃出资、不履行清算义务或者有其他违法性行为,还可以依法追究其赔偿甚至连带清偿责任。
据统计,2007年至2011年,全市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25件;2012年一年为27件,比过去五年总和还要多。“这也是企业主破产保护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鞠海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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