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40年代温州地下党的斗争史上，留有她浴血奋战的革命事迹。

似亭亭玉立于清波之中的芙蓉，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她倾注一腔热血，用年轻的生命托起共和国大地上冉冉升起的朝阳。

她，就是新四军“400反间谍小组”女特工曾芙秋——

施菲菲

曾芙秋是我母亲杨秀蓉的表姐，她们两人的母亲是嫡亲姐妹，母亲说我应称曾芙秋为“大姨”。我出生时，她已离开我们。

小时，常听母亲回忆有关大姨的地下革命斗争的片断：你大姨是括苍山游击队的地下党员，常常在夜间出来做地下工作。她穿着旗袍、高跟鞋，戴着耳环，手提包里放着革命传单和文件。有一次，我与她一起上街，到了路口，她让我在巷口给她放风，然后趁没人注意，将包里的传单取出来贴到墙上。还有一次，组织让她送一份紧急文件到括苍山游击队，因为风声紧，为了不引人耳目，她要我陪她同行，我瞒着你外婆，与她一起坐舴艋船儿到了虹桥，经过好多关口，因为文件装在自来水笔的空壳中，没有被国民党兵发现……

时间飞逝，往事如烟般淡化了，但我的记忆深处永远屹立着一位穿着旗袍的年轻的地下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只是这位年纪轻轻就走上革命道路的大姨，却在特殊的年代里生命如花般凋零了……

谜一样的人物，谜一样的故事，年少的我，当然不谙其中原因。在那是非没有被澄清的年月，父母亲一直告诫我们不要提大姨的故事。

激情岁月

曾芙秋，1924年出生，家住温州府前街，父亲曾唯贯经营挑花局，在上海开有分店。一家子曾经过着衣食无忧的小康日子。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飞机经常来温州轰炸，曾家企业被轰炸，曾唯贯与长子均死于日寇的炮火与枪口下，从此曾家家业一蹶不振，家仇国恨是曾芙秋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源。

曾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曾芙秋的伯伯是温州天主教堂本堂神父曾唯道，少年时曾芙秋与她的兄妹们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开放的家庭氛围，让她有机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接受到先进的文化思潮。她13岁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组织“萌芽读书会”，接受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1940年，曾芙秋考入温州联中（即现在的温州二中），当时的温州联中已成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是关榕。因为曾芙秋工作出色，这一年她在联中入党。

在温州二中 《六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册·温州第二中学简史》的第五部分“党的组织建设”中，有以下几段话：

“1940年春，中共联中支部成立，关榕为书记，关少娴、董服官、陈力萍、陈大可为委员。党支部发展了曾芙秋、叶永棣等入党。不久，考虑到关榕在校学生自治会和县学联等组织中已担任要职，支部决定改选，由关少娴任书记，曾芙秋、陈式干为委员。”

“1941年春，在城区党委主持下，重建联中党支部，曾芙秋任书记。1942年夏，温州第二次沦陷，根据浙南特委指示和上级党组织安排，曾芙秋、叶永棣和进步青年赵国熊等4人到上河乡金堡山，以办民众夜校名义，作发动抗日游击战准备。”

“1943年10月，学校一党员被捕后自首，曾芙秋、叶永棣被迫离校，党支部活动再度中止。”

曾芙秋离开联中以后，在江北岸的龙桥小学以当小学教师为掩护，从事地下党秘密联络工作。她任教的小学地处郊区，当时中共温州市区的区委机关也设在这所小学里，学校的教师全部是党员。一次党组织交给曾芙秋一项任务：中共浙江省省委妇女部部长陈碧如要生孩子，党组织要求曾芙秋为陈部长安排一处秘密住地，曾芙秋将陈碧如接到自己家中，并交代家人严守秘密，保证陈碧如人身安全。曾家的姐妹中，有两位毕业于温州白累德医院（温二医前身）医士班，陈碧如在曾家家人的呵护下，母子平安。另一次，国民党准备采取清查户口的办法大肆搜捕地下党员，曾芙秋事先得到情报，迅速把消息传给党组织，使市区党组织及时转移，敌人阴谋被挫败，党的组织机构得到保全。

1943年冬，由于党内出叛徒，革命斗争形势更加恶劣，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决定让曾芙秋转到四明山浙东抗日根据地工作。

从温州到四明山，路途遥远，敌人又处处设卡封锁，曾芙秋机智闯过一道道封锁线，胜利到达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党组织安排曾芙秋在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时事简讯》（后成为《新浙东报》）印刷厂工作，并化名为陈婕，当时印刷厂厂长是游击纵队政治部干事周斯明（他是后来曾芙秋得以平反昭雪的有力证明人）。

1944年秋，中共浙东区委书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将一项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任务交给新四军军部后方政治部宣教干事乐群（她也是曾芙秋在四明山和新四军“400反间谍小组”工作经历的有力证明人），指派乐群与已经打入日伪心脏秘密工作半年的新四军“反间谍小组”组长周迪道联系，由乐群负责、领导这个小组的反间谍情报工作。

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向乐群介绍了潜伏在日本宪兵队里的新四军“400反间谍小组”的详细情况：这个小组的成员是代号为401号的周迪道；代号为402号的周斯明；代号为403号的冯禾青；代号为404号的王福林；代号为406号的莫奇（女）；加上代号定为400的乐群。

潜伏魔窟

此时，曾芙秋还在浙东区党委机关报社工作。1944年秋，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在鄞县西部设立一个鄞西发行站，站长名为张黎（女），发行员陈婕（曾芙秋化名），她们化妆成村妇，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在鄞西秘密开展党报的发行、宣传工作。

在日本鬼子的一次夜间围剿中，她们两人因为事先没有得到情报，在睡梦中被敌人逮捕。

审讯中，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一口咬定自己是普通老百姓，无辜被抓。张黎说自己是小学教员，曾芙秋说自己是农村妇女，她们以智慧、勇敢与敌人周旋，共同对付敌人的逼供，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张黎、曾芙秋被抓的消息很快传到四明山根据地，《新浙东报》报社的领导要求敌工部门设法营救她们。丁公量把这项营救任务交给了“400反间谍小组”。

经多方斡旋，营救工作在乐群的领导下进行得比较顺利，党组织通过多方社会关系，找到曾芙秋当神父的伯父，由他出面保释两人出狱。

张黎、曾芙秋出狱后，当时敌伪机关里正缺文秘人员，敌人知道她俩是知识女性，要她们留在敌伪政治保卫局内工作，不允许她们走动和外出。

得知这个情况，丁公量立即指示：政治保卫局是汪精卫卖国集团的重要特务组织，共产党已经派人打入这个组织内部，但宁波的敌伪政治保卫局还是空白，现在敌人既然来这一手，我们不妨将计就计，让张黎、曾芙秋答应下来，潜伏在敌人心脏，伺机获取重要情报。

最后丁公量还确定：让张黎、曾芙秋加入“400反间谍工作小组”，张黎的代号为407，曾芙秋的代号为408。

两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一心只想返回四明山根据地，很不愿意留在魔窟里与豺狼打交道。但既然组织已经决定，她们只有服从，于是曾芙秋也成为一名战斗在谍海之中的女特工，忍辱负重，与敌人斗智斗勇，秘密窃取敌人的情报，传送给地下党组织。

1945年5月期间，抗战基本胜利，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400反间谍小组”的成员也胜利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返回四明山根据地。他们还策反了一批敌伪人员，有60多人，带着一部电台，一挺机枪和许多枪支弹药投奔新四军。

含冤屈死

1945年8月，国共和平谈判开始，9月20日，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局，要求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辙。同一天谭启龙政委也接到中央指示，要求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以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少数精干武装隐蔽坚持斗争外，7天之内必须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

乐群则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担任山东的中共华中局与留在上海及浙东坚持地下斗争人员之间的联络工作。

曾芙秋在部队撤离之前，与张黎一起回到四明山游击纵队。北辙时，组织决定她随大部队一起行动。因为得黑热病，不能行军，党组织让她配合乐群到上海做地下交通工作。在上海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她与乐群失去了联系。后来，她找到党组织，又回到了浙南根据地。

在黄世寅写的温州地下党革命斗争回忆录《庆年坊十七号》中有文字可以证明此时曾芙秋又回到浙南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七年冬，黄世寅接到当时中共永嘉县委书记曾绍文的“交通站暴露，十万火急撤离”的命令，坐舴艋船离温进括苍山）我和岩柱进了船舱，舱内已经有两位女同志和一位男同志，都是党决定紧急撤退进山的。后来才知道两位女同志是曾芙秋和闻智盈，那位男同志是浙南特委宣传部长胡景瑊同志的弟弟胡景廉。

1948年春，曾芙秋参加中共浙南特委机关审干学习班，因为同志们对她在宁波曾经被日寇俘虏这段历史不了解，一时又找不到确定她是“400反间谍小组”人员的证明人，证明她是党组织派入敌人心脏做谍报工作的特工，一些人误认为她有叛变自首行为，还以为她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

黎明前夕特别黑暗，浙南地下斗争形势严峻，条件非常艰苦，机关、部队的流动性非常大，不可能长期带着一个“有嫌疑”的人行动，在既没有证明人澄清，又不可能派人外出调查的特殊情况下，只得在瑞安山区将她处决。

满怀共产主义理想走向革命道路的年轻生命，就这样，在特殊年代里、在特殊环境中含冤而死。

那年，曾芙秋年仅25岁。

平反昭雪

往事似乎如烟，但那些曾经与曾芙秋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在隐蔽战线患难与共的战友。新四军“400反间谍工作小组”的传奇故事被许多同志整理成革命回忆录，如，《乐群同志与400小组》、《日寇宪兵队里的新四军》、《浙东敌伪军工作记事——无形的战线》等，他们的经历终于告白于世，曾芙秋在日本宪兵队那段断层的历史也浮出水面。

经过党组织的调查，曾芙秋确系错杀，应予平反昭雪。

1981年12月22日，温州市民政局发文，同意对曾芙秋作病故革命工作人员处理。

在温州市民政局“关于对曾芙秋同志作病故革命工作人员处理的决定”的文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1947年冬，中共永嘉县委批准曾芙秋和冯增荣为夫妻关系，派陈宣崇同志把她带回浙南根据地。”

母亲也曾向我们提起；大姨妈的恋人叫冯增荣，他们是在学生时代共同投身革命的战友。那时，冯增荣是地下党温州城区区委书记。

1996年，温州二中校庆，看到邀请的校友名单上有冯增荣的名字（他当时在省文联任职，定居杭州），我特别留意。那次校庆，我负责发放校庆纪念品，见到冯增荣先生时，我说明了我与芙秋姨的关系。他很惊喜，紧紧握住我的手，询问我父母亲的情况。原来，我父亲施仲舫与他还是温州中学的同班同学。

不久，他托人给我捎来一本他的诗集《感情的风》，里面有一首《悼亡——献给一位屈死的英灵》，其中有句：无论是凄厉的秋风/或是夏日婉转的莺鸣/都再也唤不回她沉积的梦/只有她留在人间的思念/在杜鹃泣血的啼声里颤动／要是还有几缕未曾吐尽的情丝/请不要永埋在心中。诗后注明：1982年3月洞头，在曾芙秋同志得到昭雪的日子里。

听说冯曾的恋曲在烽火岁月里被人们视为一段佳话。他们不仅郎才女貌，还是一对志趣相投的革命情侣。新中国成立后，冯增荣也蒙冤坐牢十多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平反出狱。

暮春，到大姨妈坟头祭拜，站在墓碑前，我深深地鞠上一躬：你身穿旗袍在夜幕中活动的剪影，你手戴镣铐在狱中的形象，你怀揣文件通过敌人哨卡的经历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今天我们在和平的环境中幸福地生活着，这正是你的期盼，正是你为之奋斗的、为之献身的目的。

安息吧！大姨，往事并不如烟，尘封历史已昭白天下，在建党90周年的日子，我们的回忆是对你最真切的缅怀。我们知道，共和国的旗帜上，留有你和你的战友们用鲜血染红的风采。

（本文部分资料、照片取自夏继诚先生写的《日寇宪兵队里的新四军》）

温州民政局颁发的"曾芙秋平反证明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