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晓露

抗战时期，在苏、浙、皖、豫 、鄂一带，活跃着一支赫赫有名的“铁军”，它的名字就是新四军。

温州，与新四军曾有密切的联系。1938年3月，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办事处改名为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成为中共浙江省委的主要交通联络站。通讯处为了向新四军和八路军输送干部和进步青年，开辟了两条交通线：一条由温州经丽水、缙云、永康、金华、寿昌，通过皖浙边界到安徽泾县新四军兵站；另一条线路是由通讯处介绍进步青年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转赴延安。同年7月，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成立，与红十字总会驻温办事处（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以上海红十字总会名义设立的机构）一起，组织滞留在上海租界的共产党干部和进步青年，以“难民开荒”的名义到皖南，先后组织了1200余人前往新四军。

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大部，改编为新四军，从平阳山门出发奔赴皖南前线。与此同时，温州青年也源源不断地奔赴新四军，在这支精锐部队中，近400名战士来自温州市区、乐清、瑞安、永嘉、苍南、平阳等地。他们融入抗日大流，有的上阵杀敌，有的在新四军温州通讯处、采购办事处、上海红十字会驻温办事处等各类办事机构任职，担负前后方的联络。他们见证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亲历过上饶集中营的非人待遇，也曾深夜挑灯聆听周恩来同志作报告……他们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新四军战士的英雄赞歌。

七十载风雨飘摇，切割记忆年轮。荒草迷离中，难觅战壕密布的踪影，见证过烽火岁月的长江南北，仍隐约有英勇战士的足迹。近日，记者在几位知情者不连贯的叙述中，缓缓采撷那段红色歌吟。

集中营里的水深火热

王铁夫、李胜、张一阳……在林鹤翔心里，有这么一道烈士墙，它由上饶集中营几百名战友的鲜血砌成，屹立了整整70年。

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将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人员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瑞安人林鹤翔，亲身经历了这场事变，在上饶集中营被关押了8个月。

上饶集中营设在上饶县周田村、李村、七峰岩、石底等处，每个村子山头都架着铁丝网，遍设岗哨，戒备森严。而集中营的核心则是周田村，共囚有新四军干部760余人。林鹤翔就是在这里开始了所谓“第一期训练”。

负责管训的都是经过反共专门训练的特务，担任看守的，是装备精良、经过反共训练的宪兵第八团一个连。国民党顽固派手段阴险毒辣，软硬兼施。他们常用的“软”手段是每日上几个小时的政治课，灌输反动思想，吹捧国民党，攻击马列主义；“硬”手段便是施以各种酷刑，如针刺、铁条烙身、吞食虱子等。

在这个不见天日的黑狱里，被囚的革命志士自发组建了中共秘密党组织，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积极的斗争。为纪念中共成立20周年，大家秘密举行纪念活动。同志们在早晨开饭时，吃到一块红腐乳，中间嵌上一小块黄色生姜，象征庆祝“七一”；夜晚，寝室前的操场上，《国际歌》一遍遍回响，革命故事一个个在传递；党支部组织暴动，虽然最终因叛徒泄露消息而失败却坚定了同志们的革命信念。

林鹤翔永远忘不了这一天：1941年11月27日，他成功越狱。

当天，林鹤翔与往常一样被带去“上课”，恰逢“教官”请假，加之下雨，于是特务区队长让大家在大礼堂休息等待。林鹤翔发现进出大门的勤杂人员穿着与自己类似的衣服，戴着相同的笠帽，只是臂章不同。乘宪兵疏于防范，林鹤翔绕过大堂，大模大样走出了大门。随后撕下臂章，一直冒雨跑到天黑……

据记载，集中营成立短短一年内，遭国民党顽固派枪杀、活埋、勒死、毒死的新四军达200余人。

聆听周恩来同志作报告

已故老新四军王震之，1917年出生于龙湾永昌镇新城村，只在小学读了三年书，后因家贫而辍学。

1938年，王震之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现场聆听过周恩来同志作报告。他曾在回忆录中写下了当时一幕：“1939年3月的一天，周副部长在叶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等陪同下来到大会堂。这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周副部长和军首长也向我们频频招手致意。”

报告大会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在音乐声中开场。

曾为《新四军军歌》谱曲的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指挥家何士德引吭高歌，唱了一首《八百壮士》，接着，陈毅用法语唱了一支《马赛曲》，全场掀起一轮高潮。

周恩来同志在掌声中登上八仙桌，军首长们围坐在桌子边，战士们四周席地而坐。他详细讲解了国内外形势，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并指出国民党妄图破坏抗战的种种迹象，要战士们提高警惕。

夜幕降临时，周恩来亲切地问：“同志们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一下？”大家齐声说：“不累！”在领导的坚持下，全场稍作休息之后，会场点起了煤气灯，周恩来继续作报告。

巾帼英雄血染海滨

在新四军的队伍里，传颂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烈事迹，温州籍的巾帼英雄陈洛涟就是其中之一。

陈洛涟，原名陈乐琏，1920年出生于乐清白象莲池头村。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洛涟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经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的介绍，与其妹陈克秋等人投奔新四军军部。陈洛涟因表现出色被军部教导总队录用，不久调到新四军总参谋处。1941年皖南事变后，她随军突围至苏北阜宁县，期间曾任阜宁县区委书记，后又调任新四军政治部干事。

1943年2月，师直属队、八旅等单位团以上干部51人，集中前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当时，由师参谋长彭雄任队长，八旅旅长田守尧（陈洛涟爱人）担任副队长，师部派一个警卫连护送,陈洛涟亦奉命偕同北上。

3月16日晚，为了掩人耳目，陈洛涟等人决定乘一条木制帆船从海上出发。次日上午，日本巡逻船和敌艇在海上出现。

“砰砰砰”随着几声枪响，巡逻船和敌艇向陈洛涟等人逼近。

“你们是什么船?检查，统统要检查。”日军小队长带着翻译官踏上帆船。

“打”队长彭雄一声令下，吓得小队长和翻译连忙转身回跑，一失足掉进海里。后来敌舰拉开距离，凭着优势装备对木帆船大肆扫射，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战。

机枪、步枪疯狂地叫嚣着，彭雄牺牲了，陈洛涟负伤了。

“我们为革命最后牺牲的时刻到了。”陈洛涟一边按住伤口，一边鼓励战友们继续战斗，并迅速处理随身携带的文件。

敌我对峙至下午3时，帆船行驶至离岸只有三四公里，船搁浅无法前行。敌艇不敢前行，在距离帆船约二三百米的海面上停泊下来，枪声依旧没有停止。

6时许，当帆船靠岸时的海水深度没及胸脯时，船上的同志纷纷下海向岸边涉行。为了掩护同志们的安全，陈洛涟和田守尧在前方狙击，最终因跳下海时陷入横亘的深沟，被海水吞没。

陈洛涟牺牲时年仅24岁，新四军军部为此出了纪念特刊，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为之题词，黄克诚、张爱萍等同志写了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