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辛亥革命运动的重要策源地。温州是大批辛亥志士的故乡。早在辛亥革命前的晚清维新运动中，温州知识群体即审时度势、雄居时代前沿，力主变法维新，积极倡导自强救国，为全国其他省份和地区维新事业之推行做出了表率，大开社会变革风气之先，涌现出孙衣言、孙锵鸣、黄体芳、孙诒让、徐定超、宋恕、陈虬、黄绍箕、黄绍弟、黄庆澄、洪炳文、金晦、陈黻宸、池志瀓、宗源瀚、项骧、张云雷、刘绍宽、黄群等一批维新革命志士。他们积极投身其中，通过著书立说，办学兴教，倡导实业，以期表达改良思想，为温州融入革命阵营蓄能造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诒让与革命党人、黄绍箕与黄兴、黄绍箕与康有为、宋恕与谭嗣同之间的师友关系，更是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华彩的伏笔。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回眸百年前的东瓯故郡，聚焦革命前夜时那些深刻影响了温州的人与事。

星星之火，

从瑞安燃起

温州知识精英的自觉，最早可追溯到1872年。地点：瑞安。

瑞安是温州，乃至浙江维新的重镇。相继涌现出了“三孙五黄”（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和黄体芳、黄体立、黄体正、黄绍箕、黄绍第）、“东瓯三杰”（陈虬、宋恕、陈黻宸）等知识分子群体，成为浙江维新志士的集居之地。维新思想启迪了一代民智，而正是这种民间思想的觉醒，为世纪之交的辛亥革命打下了理论与行动的基础。瑞安也是晚清科举重地，一大批功名获得者和学术天才们，目睹朝廷腐败，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他们放弃了科举利禄之途，转而寻求救国济世的良方。他们开始思考探索强国之路，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自强之道，莫先于兴学”。基于此。瑞安在十九世纪中叶，率先从教育入手，兴办新学。

【心兰书社】与【诒善祠塾】

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时期，作为维新改良重镇的瑞安，开风气之先，成为浙南新式教育的一个高地。心兰书社（今瑞安市玉海街道办事处大沙堤150号）堪称新学的发轫。清同治十一年（1872），许启畴等当地名流绅士深感瑞安地处“浙江尽头”、“苦无书读”，一般殷富人家虽有藏书却借阅困难，便和陈虬、陈黻宸、林香史等26人倡议合资聚书，以供学生借阅，成为中国最早公共图书馆雏形。同治十四年（1875）任上的孙衣言辞官回乡，设诒善祠塾教导乡人，祠塾大门两侧写的对联：“务求知古如君举，尤喜能文似水心”，从一开始就表达办学的方针。祠塾培养了林庆衍、黄绍第、陈国锵以及平阳杨景澄、宋恕等一批维新人才。

【玉海楼】光绪五年（1879）七月，朝廷封孙衣言为太仆寺卿，召其还朝，孙衣言以老病为由，从当年的十二月起正式引退。孙衣言虽有一腔以永嘉事功之学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但由于为人性骨鲠，终究难以见容于盘根错节关系复杂的晚清官场。光绪十四年（1888），回乡的他建成玉海楼，作为孙家的藏书楼，同时也是儿子孙诒让的读书之所。玉海楼和嘉业堂、皕宋楼、天一阁一起，并称浙江四大藏书楼。孙衣言建楼目的，是“校梓以广流传”，“凡遇先哲著述，片纸只字罔不收拾”。楼中庋藏古籍众多，以名家批校本、乡邦文献和珍籍善本闻名于世。晚清时为瑞安藏书和兴办新学的主要场所之一，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诒让在瑞安创办学计馆，专事数理教育，为中国最早的数学专科学校。

【求志社】由陈虬等心兰书社骨干组建，取隐居求志之义。以25家为一社，每家出500贯，在瑞安西部山区置地3顷，结屋而居。社员可耕可樵、可士可隐、自由结合，学习上态度开放，博清议、谈新法，主张独立探讨，有一定的反传统精神；生活上则相约皆为布衣，互帮互助。当时，“吾乡谈文学、数人才，苟非诒善祠塾，则必求志社。” 1890年，因被强加以“布衣党”罪名而终止。

【学计馆】与【利济医学堂】

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诒让在瑞安创办学计馆，专事数理教育，为中国最早的数学专科学校。清光绪十一年（1885）陈虬与陈介石、陈葆善、何迪启等为推行改良维新主张，创建我国第一所采取欧美办学制度和方法开办的新式中医学校——利济医学堂，它集教学、医疗与科研为一体。1896年创办的《利济医学堂报》，是师生倡议变法维新，开展医学争鸣的园地。学堂立有一套新式管理制度，实行全部寄宿制，办学十八九年，造就了三百余名优秀中医师，为我国中医教育开创新路和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维新知识群体崛起，

交往频繁

在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晚清温州知识群体力主变法维新，积极倡导自强救国，与各地的维新志士来往密切，留下了不少佳话，让后人称道。

孙诒让曾设法救秋瑾

戊戌变法之后，孙诒让毅然校勘了朝廷禁书《顾亭林（炎武）诗文集》。校勘后，顾亭林诗文始可读。并且，从孙氏开始顾集校记才首次出现单行本。此后吴眉孙、黄季刚、徐益藩等人又对顾炎武诗文先后进行过校勘。但筚路蓝缕，始自孙诒让。

孙诒让晚岁回乡办团防以御外侮，议变法以图富强，兴学校而言人才，营实业以济民生。其时，浙江是光复会的基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秋瑾被捕，孙诒让请求座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密电其侄浙江巡抚张曾敫设法营救。光复会会员嘉兴秘密革命组织“温台处会馆”负责人敖嘉熊避难来温，孙又深虑“永、瑞耳目甚多，非避嚣之处”，通过友人护其出走东洋。同年，乐清虹桥明强女学校长、光复会会员陈梦熊聚众演说“新山歌”，宣扬革命，府县严命缉捕。陈梦熊潜伏来温州，孙诒让甘冒风险，延之于家，护其东渡日本，复挺身而出，与浙江布政使宝 、温州知府锡纶相抗衡，力为陈梦熊申辩。孙诒让逝世后，《清史稿》为之立传。后来，温州六县人士，为缅怀其开拓教育之功，乃购地辟籀园建籀公祠和籀园图书馆以资敬仰。

黄绍箕参与筹办强学会

1895年，康有为专程前往江宁游说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开办上海强学会，黄绍箕当时正在张之洞幕中，在张之洞的授意下，黄绍箕、梁鼎芬等8人与康有为同赴上海筹办强学会，黄绍箕参与议定章程，并成为上海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政变前夕，黄绍箕预先向康有为通报消息，嘱康氏从山东水道赴日避难，使康免遭慈禧之毒手；事后还向湖广总督张之洞（黄绍箕系张之洞侄女婿）进言，务勿株连其他维新志士。黄绍箕亦同情同盟会革命，曾与堂弟绍第营救革命党人张难先、李志诚等。1908年黄绍箕去世，康有为作哭祭文（今藏上海博物馆），并作长诗《哭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君仲弢》，纪念知遇之恩。

黄绍箕还与黄兴有师生之份。黄兴（1874-1916），原名轸，号克强，后改名兴。湖南长沙人。光绪廿四年（1898）入武昌两湖书院学习，光绪廿六年（1900）赴日本考察教育。光绪廿八年（1902）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创华兴会，入同盟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

光绪廿四年（1898），黄兴由城南书院转到武昌西湖书院深造。黄绍箕任书院监督，主持院事期间，适逢书院选派学生出洋考察留学。黄兴为高材生，当列首选。张之洞应允了但是没有派遣，黄绍箕爱才如命，愿意为他担保，才得到派遣。黄兴留日期间，通过学习日本现代军事和教育，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学识大长，受益终身。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并以东京作为策划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光绪廿六年五月廿三日（1900年6月19日），黄兴在日本给座师黄绍箕写了一封800多字的长信，称“徒凭书籍考查，尤有负吾师之厚意”。并表达了立志革命的倾向。回国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2月筹组华兴会，被推选为会长。随后积极联络会党，运动新军，策划起义，成为辛亥革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与孙中山并称“孙黄”。

宋恕为变法奔走鼓呼

1887年夏，宋恕随岳父孙锵鸣前往上海，曾先后至上海龙门书院，南京金陵钟山学院、天津水洋学堂、上海求知书院等学府任教习。他在讲学活动中积极宣传爱国、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提倡学习日本，主张妇女解放。并在理论上宣扬“改官制”、“开议院”等改革思潮，向传统的官僚体制、君权、正统儒家思想发起挑战。

1892年，宋恕赴天津谒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并送呈《上李中堂书》及变法论《六斋卑议》稿本，主张“易服更制，一切从西”维新政治纲领。他还广泛接触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张謇、容闳、丁惠康、汪康年、章太炎、蔡元培等维新领袖和著名人士，为变法维新舆论工作奔走鼓呼，成为维新理论的核心人物。

1898年8月13日，谭嗣同应召入京参政前，曾在上海向宋恕等辞行，并访谋天下大事。次日宋恕为谭嗣同送行，再三告以时局之难，劝谭不如早归。但谭嗣同认为自己精研佛理，“素能打破生死关头，慨然见上纵论时弊”。10月4日，宋恕和谭嗣同、梁启超、孙宝瑄、汪康年、吴嘉瑞、胡庸七人同往上海光绘楼合影，后被称为《七贤图》。

宋恕与谭嗣同私交很深。谭曾赋诗称颂其《卑议》：“卑之犹可后王师”。及六君子死难，宋恕悲痛万分，作《哭六烈士》七律四首，首哭谭嗣同：“悲哉秋气怨扬尘，命绝荆南第一人。空见文章嗣同甫，长留名字配灵均。英魂岂忍忘天下，壮士终期得海滨。遗恨沅湘流不尽，何年兰芷荐芳春。”高度赞扬英雄行为，并借以抒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