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镇波

中国近代，列强侵凌，“西学东渐”，出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从鸦片战争以后，经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苦苦探索救亡之道。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广东、湖南、浙江诸省，均走在全国思想文化前列。广东如康有为、梁启超，湖南有郭嵩焘、谭嗣同辈，而浙则有以陈虬、宋恕、陈黻宸为代表的“温州三杰”。三杰和求志社诸君子，远绍永嘉学派，带动章太炎、蔡元培，故当时温州，又处在浙江前列。

集永嘉学派复兴大成的陈黻宸去世后，一直追随其左右的外甥林损决心把继承和发扬永嘉学术作为己任。虽“才不逮而遇益穷”，面对复杂的环境而坚持不懈。但林损一生坎坷，体质虚弱，晚年多病，其“续成撰著，保我子孙”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著述积稿盈箧，多未成书”，又历经战乱，丧失殆尽。后人仅知其狂名，对其学术思想，遗作价值，均不大了解。今据其家属提供的抄稿和部分手稿资料，及温州图书馆馆藏的材料，整理成“林损集”八卷，附录一卷，由《温州文献丛刊》编辑部予以出版。

对他一生

影响最大的亲人

林损（1891-1940）字公铎，幼名慈训，学名存中，瑞安人。其父仁杲是陈黻宸的学生，母亲是黻宸四妹。林损是早产儿，由介石三妹郑氏抚养。

体虽孱弱，智商颇高，林损十龄以内家庭教育，首先是母教，扎下国学根基。除读五经外，郑母经常向他讲述历代名人故事。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三舅父陈醉石先生。醉石（1873-1917）学究天人，厚道诚笃，对他的教育完全是寓挚爱于平等商讨之中，启发诱导，开拓胸襟，体贴照顾，无微不至。当仁杲于林损7岁时去世，他更担当起慈父的责任。

第三位对他成长有极大影响的是其表兄陈怀先生。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学制改革时，陈黻宸在家楼下设立颖川家塾，二年后改为翼圣学校，教学主要由陈怀负责。林损时年12，初由私塾转入学校，很快便脱颖而出。这个学塾，几乎囊括了大学文史的课程。林损这时更如鱼得水。16岁下半年，他与表弟陈晳、陈哲入温州中学学习。1907年，陈黻宸任两广方言学堂监督兼充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于是携他们到广州学习。

随陈黻宸前往任教的，除陈怀外，还有马叙伦、高谊、黄式胥、项慎初、林仲伊等。这是林损获得陈黻宸教导的开始。1908年初夏，顺德黄节和伦明等提倡讲学会，敦请陈黻宸在南武公学讲学，一共五期，听众达数百人。林损第一次听舅父阐发颜李学派和永嘉之学，影响了他以后的治学趋向。

诸多原因

形成了狂傲的个性

1908年冬，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次年为宣统元年，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罢袁世凯令其归田，革邮传部尚书陈璧，各省城成立谘议局，陈黻宸当选为浙江省谘议局正议长。林损根据“邸抄、邮传、报章所登，闾巷所评”，撰长文《拟上摄政王政见书》。这是他初试锋芒所作的政论，于预备立宪、用人行政、官吏横行、人民涂炭、国家危难，均痛切言之。他要学习汉朝的贾谊和南宋陈亮一样，向载沣上万言书呢！不过为师友们劝阻，但林损的才名却众口相传。这年暑假，结束了十几年学习生涯，踏上“自谋生路”，也是他一生最意气风发的开始。

他的早慧，他的才名，独特的生活环境，使他“幼具傲骨，已为里党诸无赖儿所切齿，出则群掷以瓦砾，襟袖之上，污泥相续。”及至进入学堂，“视滔滔者皆如虫蚁粪土，避之恐不及”，能入他法眼的没有几人。这种狂傲性格的形成，终于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和学术成就。

毕业回到故乡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到乐清柳市高等小学任教，便因“与乐人大不和谐，学校负责人吴郁周、倪楚湄及同事人均愤怨异常”，把状告到高谊且转到黻宸先生手中。次年回到故乡。但两件事的发生，使他锋芒毕露。一是三月间瑞安芳山诸乡（今属文成县）因县令金汉章禁烟虐民，引起暴动，却误杀了省禁烟委员汪锡祺及随从六人。瑞“邑人假座东教场演武厅开会追悼，词多责备金令，温处道郭则澐悉其情，即委统计科科长符璋代汉章云。”这得力于林损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写了《汪锡祺被戕记》、《追悼汪吉卿演说词》，既驱逐了金令，又不连累无辜群众，为温区禁烟留下了珍贵文献。其次，写了辛亥革命发生对温州瑞安影响的《永嘉瑞安光复始末记》，“当此时，吾蛰居瑞安，见闻之信而可传者，区区百里之间而已。乃记百里间事以塞吾责。百里之间，自永嘉县治以迄瑞安县之治所包举也。”他以无畏胆识，生动笔触，记下辛亥革命不彻底在温区的表现，成为又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才情洋溢

使他写出了许多杰作

1912年，陈黻宸介绍他“出任共和建设讨论会文案，充《黄报》编辑，损以是有声”。任《黄报》编辑时，撰有《程材》、《道德与生计之关系》、《哀选举》、《脱党篇》等作。以一23岁之青年，著论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外关系诸问题，不能不令人惊异作者知识之渊博，目光之锐利。

1913年春，陈黻宸当选为众议员前往北京，兼任北京大学史学教习，林损随舅父前往。到京后，即被聘为《新民日报》主编，撰《新民日报》发刊词。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与报社同人政见不同，观点歧异愈益明显。这时，北大校长“胡仁源慕先生之学行，以为陈亮、叶适不能过也，乃聘先生为文学教授”，他暂时没有允诺。他要回故乡独力办报，唤起民众，以实现自己“拯溺援穷”的素志。暑假，他辞去新民日报职位，回到瑞安，独力创办了《林损杂志》。

在《发刊辞》中，他申说了办报宗旨：“林损之书，林损一人之所独作也。夫人，万物之最灵者也，而林损者人也，人必有名，林损之名，盖林损之身之心所共系也……林损之爱悯天地万物，犹爱悯一我也。爱之，则其迷也必觉之；悯之，则其溺也必拯之。觉之何由？拯之何器？此书之作，诚不得已而不已者也。”

但是，第一期的《永嘉瑞安光复始末记》就捅了马蜂窝。该文不仅“于温州统领梅占魁颇正其罪”，且点了温瑞不少头面人物之名，“梅怒，侦骑四出，欲得而甘心。”这使杂志难以生存下去，也使他雄图大略政论著作由此胎死腹中。

可以说，这两年是林损一生最活跃的时期，创作力的旺盛，如井喷一样爆发，使他站在了时代前列，并留下许多值得研究的著作。他的不安分，还表现在支持温州中学学生罢课反对校长马毓麒和监学洪绍芳的斗争，写了《为浙江第十中学校全体学生公告乡父老文》，终于迫使他们辞职，表现了嫉恶如仇的性格。

1914年春，他进入北京大学，任法预科讲师。他可以较长时间陪侍舅父，接受永嘉经制之学的传承。面对大学许多名师，他更加发奋学习。

不久，蔡元培从德回国，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17年莅任。他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迁到北京出版。当年二卷五号，发表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文学革命开始。与林损同庚的胡适除教书外，兼任北大编译会评议员等。环境氛围的变化，使他陷入深深的思考，而最大的打击，也在这时发生了。

当年7月7日，对他最关切最爱护的季舅陈醉石在瑞安去世了。仲舅黻宸也随后亡故。他回忆少孤时，三舅父对他像父母一样，每逢“劳苦倦极而呼天者，未尝不呼舅父也，而舅父能为纾之；疾病恻怛而呼父母者，未尝不呼舅父也，而舅父能为解之。”——七千多字的《祭三舅父文》，融抒情、叙事和议论于一体，成为其名篇之一。而黻宸先生之死，在北大，失去“温州学派”主帅，对他今后处境，更带来巨大影响。

“好酒”“好骂”

背后是巨大的痛苦

1918年至1936年，林损从他幼学时期、春风得意时期进入他所说的“益狂益穷，益傲益寂”的磕磕碰碰时期。1920年所写的《五杂组》十章，表明他对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已彻底失望。新文化运动又给他以思想上深刻冲击。

过去，家庭戚谊事有三舅父撑持，现在他要正式负起职责，而力小任巨，使他痛苦不已。

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无异以卵击石。但林损与当时形势抵触的，主要不在于文言白话形式之争，而是恐传统优秀文化遭到否定，固有伦理道德逐渐沦丧，这在《上高先生书》和《致陈桢臣》信中表现得很明显。

在军阀混战，政权频繁更替下，北京八大学经常发不出工资，欠薪是家常便饭。但舅父的养育之恩，他要还报于其后裔；表兄陈怀临终以家事委托，他要完成其遗愿；侄林尹及甥守蒙的学费要负担；同乡戚属需求，又不能拒之门外。为此，他不得不多兼课以弥补开支。到了1926年冬，简直维持不下去了：“生计窘迫，直非人理所能遽喻。寓中初购煤米，尚能为十日之谋，近则午餐方终，夕餐告乏，夕餐甫毕，朝餐待筹。一味之营，动费奔走；一衣之赎，徒系梦思。”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把林损与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称为四位“怪人”，说他“爱喝酒，平常遇见总是脸红红的”。但他的“怪”，他的饮酒，主要是当时环境造成的。他不仅骂胡适、骂章士钊、骂蔡元培，也“自骂自诅，已成惯语”。他写了《饮酒杂诗》十四首：“悲来且饮酒，酒酣悲莫名。有酒可遣悲，此悲恐非情。吾悲满胸膈，吾饮杂醉醒。醉悲醒亦悲，胸膈孰能平？”这是他对当时现实及自己处境悲观的反映。

1930年，蔡元培辞去校长名义，由当时的教育部长蒋梦麟任北大校长。1931年胡适受蒋梦麟聘请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后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林胡的矛盾又逐渐趋向激化。

一般都认为林损与胡适矛盾是白话文与文言文、进步与守旧的矛盾，林损方面是“昌言复古”。事实上并不这么简单。

他与胡适分歧，主要在学术、政见方面，这集中表现于《惜士》一文：“为异族牛马走，则颠覆国本之罪也，此而不诛（按诛，责问、谴责之意，不可解为杀死）则不足以为兆民之表率矣。”下面举具体事例：“夫谓中国可暂亡五十年者，此何言也？”这是指胡适1933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1929年，胡适曾发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主张全盘西化。1935年，他写《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是‘用全力’的意思。”据“胡适日记”：他1934年5月30日，“商定北大文学院旧教员续聘人数，不续聘者：梁宗岱、林损、杨震文、陈同燮、许之衡。”他又在“回忆”中说：“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

二人的矛盾，毕竟是小事，国事家事，则更使他忧虑。

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强占东北后，次年日军进攻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在这种情况下，“消愁之道，余惟纵酒。”如《有赠》一诗所描述："世乱忧攻肺，血枯气失平。兵刑恣盗贼，疾痛苦呻吟。初藉医为障，终因酒乞盟。”

他以四言诗总结自己：“性刚忤物，情挚传经，醉多逸致，悲极一醒。戒葵卫足，借箸议兵，古人谁与？人莫能名。”虽真心真意献身教育，但“性刚忤物”，仍遭到排挤，于是“益傲益寂”，只能忘忧于醉乡，这就是他的心态。“狂”成了他的处世之道！

《六十二哀》

总结自己一生

1936年秋至逝世，为他晚退时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因于右任的推荐，校长辛树梓对林损优礼有加。

“12月10日，林损去西安办事，住进花园饭店。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官兵到各饭店搜查，林损随身携带的书箱上因写着''中央大学''，被士兵误认是中央政府派来的奸细而遭扣押。后来一名东北军连长过来，才认出这名''奸细''竟是张学良的挚友，当即下令放人，并向林损赔礼道歉。”林损经此惊吓，大病了一场。

“二十六年（1937年）夏旋归故里。及御倭军兴，兵戈阻绝，始里居不出”。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交通阻绝，蛰居乡里，但见“日蹙国千里，余燎所及，玄鸟来亦失其家”，不胜愤慨。因此，他鼓励和支持侄林尹投奔抗战前线，临别前赠以诗：“挥涕送君君别我，世间君我各何为”。

1938年9月，林损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聘，“为本部特约编辑”。他历年著作“积稿盈箧”，打算乘此机会，“广遣书人，源源录寄”。于是将1933年所作《叔苴阁提要总序》扩充为五部分，并列出提纲。但他“屡病垂殆”，加上他是极重亲情的人，面对姻戚迭遭死丧，更加重了“衰疾交侵”的程度，致使撰述“无所表见”，留下遗憾。

他曾作有《六十二哀》，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回忆总结，除“家国多难”、“天灾流行”、“夷狄侮华”等，“不能平社会之不平”、“民之多艰，哀伤满目”诸哀外，在述作方面也有“所学无用”、“邪说横行”等等之哀，令他有“万难环攻，不哭而反笑，万苦盈眥，不怜而反慰，此谓心死，乃抵万哀”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