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

近年来，温州市鹿城区着力于本土老照片的挖掘和收集，编辑出版了《寻找老行当》《鹿城老街坊》《温州老照片》《鹿城历史文化名人》等一系列书籍，旨在以旧日瞬间的镜头，展示温州社会、文化的发展印记。费时4年多征集编辑而成的《温州老照片（1949—1978）》秉承上一册《温州老照片（1897—1949）》的风格，以1949年至1978年间当地风土人情变迁为主线，全书分为时代篇、民生篇、人物篇、风情篇等四大部分，共刊出300多张珍贵的黑白照片，其中有三分之一是首次公开出版。据悉，这在温州还是首次对老照片进行系统整理。

老照片中的历史印记

旧式的黑瓦白墙房子前，聚集着翻涌的人潮；身着长衫马褂的人群中，间或几个穿着衬衫长裤的身影，更多的则是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各式标语高高举起，上面隐约可辨繁体字的“欢迎解放大游行”……这是摄于1949年5月8日的照片《永嘉学联筹委会欢迎解放大游行留影纪念》。藏在照片背后的，是温州一段重要的历史：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代表与国民党温州专区专员、陆军200师师长叶芳代表在景德寺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协议。1949年5月7日凌晨，浙南游击纵队进入温州城，温州迎来和平解放。

除了庆祝解放，在《温州老照片1949—1978》中，还有不少镜头记录了诸如剿匪、土改、抗美援朝、反右、破“四旧”、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公私合营、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等等历史事件。那张《永嘉学联筹委会欢迎解放大游行留影纪念》为南京档案馆所收藏，首次在温州公开刊出，拍摄者的名字已在久远的年月中湮灭。同样为南京档案馆馆藏的还有摄于1949年5月15日的温岭县人民政府和群众学生热情地给解放军送来慰问品的照片（当时温岭属温州所辖）。

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那是一段百废待兴的岁月，一张张老照片记录下了温州人在这片土地上前行的印记：第一家地方银行成立了，第一家新华书店开张了，第一辆公交车开上温州的街头，市区居民用上自来水了，温州市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会议召开了，温州市太极拳研究社、温州市致柔国术学社、温州市中医药研究会等等社团在这时期成立了；温州玻璃厂技术工人试制玻璃丝成功了……

书中还有一组温州手工业企业的照片，有瓯绣厂、瓯塑厂、陶瓷厂、草席厂、算盘厂、纸伞厂、羊毛衫厂、制革厂、棉纺织厂、酿造厂等等。素有“百工之城”称誉的温州，纸伞、草席、算盘是解放初期手工业的三大支柱，产品都曾出口到国外。纸伞生产最为红火，当时全市从业人员约有四五千人，在百里坊至西郊一带，家家户户都生产纸伞，并且分工精细，有做伞料的，有做伞顶的，有做伞骨的，还有专门上油的，年出口量可达300万把。书中一幅摄于1954元旦的照片是温州市纸伞产销指导协商委员会全体同志的留影。为纸伞生产建立一个产销指导协商委员会，可见当时对纸伞的生产是何等重视。

老照片背后的人物故事

《温州老照片1949—1978》中，有不少是社会各界名家收藏的珍贵照片，更有许多热心群众送来的家中富有特殊意义的照片。这些珍藏至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回忆，都藏着令主人们无法割舍的往事。

温州诗人马骅先生是《温州老照片1949—1978》副主编黄瑞庚的老友。马老故世后，马老的家属获悉要编辑这样一本书，就将马老及其家族收藏的老照片上百张，交由黄瑞庚拷贝，还对编辑出版的老照片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此外如许漱玉、吴百亨、方介堪、叶适今、林镜平、单宾、朱镜宙等温州名家的家属都送来了照片，其中有不少是首次公开的珍贵影像。

上世纪50年代前后，拥有私人照相机的可谓凤毛麟角，照相馆成了当时照片收藏的集大成者。据了解，1949年温州解放时，市区共有私营照相馆19家，从业人员58人；1956年后，对私营改造时，共有私营15户54人，个体户7户9人。15户私营照相馆为吾友、露天、沙龙、虹艺、大同、南洋、明朗、明星、国光、美术、王开、邵度、光格、伟光和春野，后改组为5家公私合营照相馆，即露天、南洋、美术、伟光和曙光。1958年，7家个体户组成照相与墨铅放大两个合作照相馆。1959年，撤销合作照相馆，并入公私合营企业。当时照相馆摄制照片带着浓重的时代气息。20世纪50年代，照相馆曾组织8个外拍组，上山区下海岛，为农民、渔民、当地驻军服务；60年代照相品种、式样相对增多，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艺术影像和设施都被视作“封、资、修”遭到废除，除正面照一个品种外，其他都停止拍摄和洗印，一切配光、布景、姿态、服饰均得“标准化”、“革命化”，如工作服上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宣传队合影中手捧毛主席语录或领袖塑像，欢送应征青年留念照片中一律身戴大红花，民兵训练照片必定手握钢枪等等。

至今还有高龄老人隐约记得，半个多世纪前温州“露天照相馆”橱窗里悬挂了很长时间的那张照片：一对相貌俊美的青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男青年穿着中山装，女青年扎着两条麻花辫——这张照片由在鹿城区残联工作的曾瓯燕女士送来编辑部。与照片一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曾瓯燕记忆中父亲曾镜宇和母亲叶丽丽的浪漫爱情故事。1949年10月14日，葆大参行学徒、年仅14岁的曾镜宇作为职工代表，参加温州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是温州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之一。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曾镜宇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参军，后通过层层选拔，来到哈尔滨，成为第一航空兵学校一名光荣的飞行员。1953年10月，他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战役，参与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并立下战功。1957年，英勇的飞行员、22岁的曾镜宇回到温州探亲，组织上特地为他介绍了一位美丽的姑娘、19岁的温州市聋哑学校教师叶丽丽。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因曾镜宇急着要回部队，两人便匆匆订婚，在露天照相馆拍照留念。之后，他回到部队，而露天照相馆则将他们的订婚照在橱窗里挂了一年多时间。次年，曾镜宇再次回温探亲，与叶丽丽来到露天照相馆拍结婚照。新郎穿着一身飞行员服装，格外英姿飒爽。那时候飞行员很少见，新郎英俊新娘秀美，引来了很多看热闹的市民，把整个照相馆围得水泄不通。照相馆工作人员看势头不对，便临时决定当日暂停营业，专门为曾镜宇夫妇拍照。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摄影师拿出珍藏的礼服让他们穿上。一时，“美丽女教师嫁给英雄飞行员”这桩事，成了温州市民饭后茶余的美谈。

老照片和老摄影人

在《温州老照片1949—1978》中，频频可见到邵度、黄邦法、朱家兴、孙毅、邵家业等名字，在摄影技术并不普及的年代，这五位老一辈摄影家凭着过硬的技术，为温州留下了许多意义深远、质量上乘的照片。

这五人中，邵度与黄邦法已去世。著名摄影家邵度一生创作了大量摄影作品，不仅其人文风光摄影在中国摄影界独树一帜，而且留下的数百张纪实类照片，成为温州历史文献与视觉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黄邦法是乐清人，曾在温州日报任摄影记者、美编，专业摄影记者的身份使他有条件为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拍下了珍贵的瞬间。

邵氏摄影世家传人、邵度的儿子邵家业今年也已73岁高龄，曾任温州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和朱家兴、孙毅担任了《温州老照片1949—1978》一书的艺术指导。

年逾八旬的朱家兴，是原温州市公安局专业摄影师，曾获浙江省“刑侦摄影第一人”荣誉称号。据朱家兴回忆，刚从事刑侦摄影时，省公安厅发了一台照相机，公安部发了一台照相机，加上市公安局给他配的相关器材，那时他手上的摄影设备，在温州摄影界是最牛的。他还有一个装有空调的暗房，让业内人士羡慕不已。由于各个部门的摄影人都缺乏，他这位手持相机的警察，也就经常“不务正业”，给来访的各级领导和文化界、科技界名人拍照。郭沫若、胡乔木、吕正操、费孝通、华罗庚、曹禺、叶浅予、陆俨少等人，都在他手中留下了影像，也为温州留下一份非常难得的历史记录。

出生于1936年的孙毅从1958年开始摄影。文革期间，温州的武斗异常残酷，但由于当时会拍照片的人本来不多，孙毅又是个本分人，武斗双方竟然都请孙毅为他们拍照。这批照片中，有摆成“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纪念照，也有武斗现场以及战斗后满街狼藉的成果宣传照，更有双方平时会议、训练的情景。后来，其中一派突然醒悟过来，觉得这是一大证据，就将孙毅关押起来，逼迫他将底片和照片全部交出。这批武斗图景就此消失了。“当时，被造反派抢走的底片中，还有一部分是1969年之前温州重大历史事件和城市生活的纪录。”孙毅说，这部分照片的流失对于温州的地方史、摄影史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

1964年5月15日，郭沫若到温州游江心屿，次日晚观看瓯剧《高机与吴三春》，剧中有江心屿的情节。他因而对江心屿倍感兴趣，索要江心屿的照片。当时作陪的方介堪先生向孙毅要了张照片给郭沫若，1964年5月17日，郭沫若在照片上题写了“枕上成此江心屿长句”。这张照片是孙毅心中最为珍贵的一幅，能够保存至今让他倍觉欣慰。

温州本地的摄影收藏爱好者沙开胜、林鸿麟、廖大敏等人也对这本书的编辑给予大力支持，他们一发现老照片，立马送到编辑室。书中有一组8张陕西籍南下干部夫妇一家的照片，就是沙开胜和廖大敏分别在地摊上购得。他们先后把照片送到编辑部时，编辑人员惊喜地发现，原来这竟然是不同年份拍的一家人。虽然费尽周折，还是没查到这照片主人的姓名，但根据照片背后以及照片上的题字，可以判断出这是陕西籍南下干部夫妇解放后在温州建立幸福家庭直到1962年春节，他们和五个子女在照相馆留下的美好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