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不是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戏曲界总体有大危机，但局部有小生机。在这样的情势下，4月11日，当代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罗怀臻在温州大剧院举办讲座，与温州公众探讨了戏曲界的热门话题——戏曲的“现代化”和“都市化”，陈述了他对包括温州南戏在内的地方戏曲的反思，并就温州今后如何打造地方剧种代表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罗怀臻现任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指导、上海戏剧学院“罗怀臻戏剧工作室”教授。重要作品有淮剧《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昆剧《班昭》《一片桃花红》；京剧《西施归越》《宝莲灯》《李清照》《建安轶事》；越剧《真假驸马》、《梅龙镇》《蛇恋》；甬剧《典妻》；黄梅戏《长恨歌》《孔雀东南飞》；川剧《李亚仙》；琼剧《下南洋》；沪剧《胭脂盒》；音乐剧《大唐皇妃》；芭蕾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出版剧作选集《西施归越》《九十年代》；出版文集《罗怀臻戏剧文集》（6卷）。

此次活动由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温州市人才办公室主办。

悦然

56岁的罗怀臻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战士，戏曲界的战士。这与他的经历有关：自上世纪80年代起，罗怀臻即致力于“传统戏曲现代化”和“地方戏曲都市化”的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当时，“戏曲危机”遍布全国，一些剧种消失了，一些剧种只能从城市返回农村。而中国戏曲虽说是源生于农村，却是成熟发展于城市， 各剧种具有影响力的剧目和人才都是在大城市里脱颖而出的。中国戏曲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戏曲能否立足于城市将关系到这门艺术的盛衰兴亡。

值此关口， 罗怀臻和一些文化界人士提出了戏曲“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设想， 并身体力行， 几十年来，从淮剧、越剧， 到京剧、昆剧， 再到甬剧、黄梅戏， 罗怀臻奔走于中国各地方重要剧种之间，创作了一部部具有实验和创新价值的剧本，并推动它们走向观众和市场，希望在普遍的困境中趟出一条“与时俱进”的创新之路。

“城市决定着

戏曲发展的命运”

“我所提倡的‘传统戏曲现代化’、‘地方戏曲城市化’，并不是说要消解掉各剧种的传统和个性。而是希望能通过现代文明意识、现代审美意识的观照，对地域的、剧种的特征和特性作一次新的提升。”

罗怀臻认为，民间是戏曲存在的基础，而城市决定着戏曲发展的命运。如今，整个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都在进行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转型， 作为附着在社会和文化大环境中的当代戏曲， 也必然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和变革，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举了个例子：上海淮剧的观众以前大多是居住在上海的苏北人。这些人从苏北移民到上海、并在上海扎根发展，可是，他们的子女成长起来后，因为受到海派文化和更为多元文化的影响，其欣赏习惯和审美的趣味会发生偏移，如果上海淮剧还是上演老腔老调，陈旧的故事，就可能会走向死胡同，所以走都市化的路线是其必然。

上世纪80年代末起，罗怀臻开始尝试把个人的剧本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他的一个创作成果就是后来为大家所知的“都市新淮剧” 《寒梅》。这是一出全新概念的淮剧，除了新颖的舞台样式，在人物关系、人性方面也做了许多现代的诠释，当时不少观众难以接受。但也正是通过了《寒梅》的创作演出， 使得上海淮剧团多少找回了一些继续在上海发展的自信， 并让罗怀臻坚定了创作方向，有了后来更为创新的“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和《西楚霸王》。

“记得当时有朋友担心‘都市新淮剧’是否会和‘送戏下乡’对立起来， 担心一旦这么提倡是否会无形中助长了‘个人化’或‘贵族化’的创作风气，甚至会脱离了大批的农民观众。而事实是， 无论《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还是早些年的《寒梅》， 都已成为了上海淮剧团的保留剧目， 这些剧目在县级小城镇演出时， 观众对它们的热情和欢迎程度往往更高。”罗怀臻对个中缘由的理解是：今天的农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不要低估农村观众，“你想想，光是电视电脑就能把城市的很多信息传递到农村，农民通过媒体看到的东西和城里人一样，他们的审美趣味也在现代化，我想现在农村孩子的床头贴的招贴画应该是周杰伦、蔡依林，而不会是几十年前的宣传标语。”

“南戏中的女人没有人权，

陈旧的价值取向有待更新”

孕育诞生于温州的南戏是我国最古老的戏剧形式之一，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为抢救整理古典名著剧目，温州市文化部门自1997年起推出“南戏新编系列工程”，计划将有代表性的南戏剧目重新编演，形成系列，推上舞台，推向社会。

“南戏经典剧目存在一个大的缺陷，就是其价值取向有待更新，否则它就无法与当代人沟通，无法与当代人取得联系，当然也无法融入当代。”罗怀臻尖锐地指出，南戏在内的很多传统戏曲回避真实，回避探索人性，“戏曲要懂得寄放灵魂和情感。生死相许的《牡丹亭》更多关注人性，感天动地的《窦娥冤》更多关注社会，所以它们不仅在它们所属的时代大放异彩，还能穿越时代，常演不衰，成为经典。”

“南戏中的女人都是不受尊重的，她们在戏中没有人权。”罗怀臻谈到，不歧视女性，在中国古典戏曲中几乎是没有的。女性就是被玩味的，被工具化的，除了《牡丹亭》、《西厢记》等极少的几部剧作例外。“你们看一些南戏中的情节安排，多是男女成婚后，女人留在家里苦守寒窑、伺候全家，男人或者出去发财、或者出去谋官，一二十年后男人成功了，回来了，但是还带回来一个时髦年轻的二奶，这个饱受生活风霜的发妻看到这种情况，还得小心翼翼担心自己的家庭地位会不会被男人承认。在今天这个追求自由平等的年代，上演这样剧情的剧目又怎么能得到观众的认同和喜爱呢？”

那么如何重塑传统剧目的内涵？从何处着手？罗怀臻展示了自己的创作理想追求，就是坚守人文精神。一是揭示人的生存意义，因为基本的人性是一致的共通的，还有就是展示生活中的人格裂变，这是超越历史，不受时空局限的。罗怀臻创作剧本时，往往赋予女主人公自由的生命意识和与男性相同的人生担当意识。比如写《班昭》时，他设想，班昭在编著《汉书》时也已人到中年了，她可能发福了，不好看了，但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在支持她完成父兄未竟的事业。“这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责任的坚守。”

写《典妻》中的春宝娘时，写到这个女人为了生存，来到秀才家代人生子。她并不爱秀才，但是秀才对她的欣赏呵护使得她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都是希望被欣赏的，可在这之前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细致温柔地欣赏过她，她的自我意识也许是被掩藏的，而在特别的情景或假象下被有意无意地激醒了。”罗怀臻认为，我们并不是要刻意去歌颂这种觉醒，但是作为苦难人性的一种我们却不能不去发现它，发现是文学艺术创作的职责。“戏曲的思想力量源于对一些规律的、本质性东西的发现。现在上演的很多戏曲作品还是缺少对人性、生存、欲望、理想和信念这些本质东西的观照。触及到这些深度的作品，才有独特的思想表达，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后来的人们在记住这些戏曲作品的同时，也会记住我们曾经呼吸过的时代。”

地方剧种要张扬

独特的地域风情

近年来，戏曲界出现了不少题材相近、样式雷同、舞台风格似曾相识的剧目。而原本风格差异很大的各地方剧种是否会在“现代化”“都市化”的风潮中逐渐模糊了个性？

罗怀臻对这种现象很担忧：“如果说‘传统戏曲现代化’、‘地方戏曲城市化’就意味着要模糊掉各剧种的传统和个性的话， 那么还真不如不‘化’的好。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 是要追求文化的‘多元化’。同理， 中国戏曲也正是要在‘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共有平台上， 更加凸显各地方剧种的地域风情和个性特色。那种把大投资、大舞美乃至豪华包装、泡沫炒作都理解为‘现代化’或‘都市化’的做法， 其实是浮躁和肤浅， 由此而形成的局部风气与真正的戏曲创新无关，它们也注定了只是过眼烟云， 稍纵即逝。”

说到温州今后该如何打造地方剧种代表作，罗怀臻提了两个具体路径，一个是去寻找温州地域文化的古老气质，这些古老的传统中潜藏着一方土地专属的文脉和生命能量，找到它们，并用现代眼光去解读与当下契合的精神和内涵；还有一个方法是抄近路，从温州人走在全国前列的经济实践中找素材，显示独特。

此次在温州，有温州文化界人士也向罗怀臻提出目前戏曲观众普遍偏少、尤其是青少年很难被戏曲吸引的状况。想知道他怎么看这个问题。

“戏曲落到今天这个处境，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天灾”就是现在随着时代发展，娱乐方式多样，而且戏曲自身的节奏可能不太适合当代年轻人的生命节奏；‘人祸’就是戏曲人不作为、还很自恋，戏曲人自己的作品缺乏感染当代人的力量。”面对这个问题，罗怀臻显得有些无奈，他说，戏曲在争取年轻人时显得弱势，这也是自己长期为戏曲奔走呼吁的主要原因。“戏曲跟当代人发生关系很重要，作品完成以后怎么找到观众也很重要。观众是需要培育的。这些工作都要一点一滴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