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就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沉浮的小船，随时可能被推上风口浪尖，也随时面临被巨浪吞没的危险。

时值改革开放初年，率先起步的温州饱受争议：到底姓“社”还是姓“资”？“温州模式”的出现，到底是偶然，还是改革发展的必然？

无数的质疑、责难，甚至批判接踵而来，但倔强的温州人，硬是背着石头过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

这条路，就从温州试验区开始……上周，本报记者拜访了时任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宋文光，听这位见证者讲述那段并未远去的往事。

摸索

有数据显示，1978年温州市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18.8亿元，财政收入1.35亿元。 “那个时候的温州和温州人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乱、穷。”今年已经77岁的宋文光回忆说，“温州模式这条路，就是穷怕了，被逼出来的。”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穷怕了的温州人悄悄重拾祖辈的主业，鞋、纽扣、螺丝、五金、线圈、小商标、编织袋等小商品，开始从温州的家庭作坊中流出，源源不断地进入全国市场。

家庭工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

但是，在省内外，对温州这种发展模式褒贬不一，其中又以怀疑和否定的居多。争议最大的是关于私营企业。1986年的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工业的40％、商业的50％、交通服务业的80％。

“私营企业当时是政治禁区，到底如何看待它、定性它？能不能让它存在？如果允许存在，又该如何管理它？”宋文光讲起这段往事，仍清晰如昨。

探路

1985年底，刚刚履新的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带着“纠偏”的任务，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基层调研。宋文光回忆道：这期间，他低调得没有对外发表过一次言论。

纠偏，就是纠温州“私营多、国有少”的偏。但是，在跑遍了十几个乡镇、上百家国企和家庭工厂，在一次次的座谈会和一个个不眠之夜后，董朝才在改变温州和被温州改变的思路中，完成了抉择。1986年5月，他明确地指出：“国有、集体、个体经济要一起上”、“不等、不靠、不伸手向政府要钱而能发展壮大的企业就是好企业，就是‘姓社’的”。

关键时刻，中央和省委等几位领导同志相继于1985年8月到1986年4月间，来温州考察调研，对温州的改革与发展给予了肯定。紧接着，1986年5月，中央领导明确提出要在温州搞试验。 “试验什么呢？就是试验私人经济，看它的存在到底有哪些积极作用，哪些消极作用。”宋文光说。

董朝才亲自挂帅调研，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拿出了温州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上报省委省政府。省委省政府于9月上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领导表示，温州方案可行，可以先干起来。

温州试验区起步了。

坚守

然而，对于温州试验区的争论却一直没有间断，质疑声不绝于耳。“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各类场合中。

“当时的压力很大，很多人把温州模式政治化了。”宋文光说，当时非常担心，温州模式刚刚尝到甜头，难道要因为这些争议再走回头路？

此时的董朝才，面对惊涛骇浪，始终用执着的信念坚守三个重要的改革观点，“一是在农村的个体私营企业不是一般的补充，而是主力军；二是私营企业的雇工数量不要限制；三是根据温州实际，国营集体和个私经济要一起上。”

“温州试验区的问题，不仅仅是温州、浙江的问题，从某个角度上讲，是关于全国农村第二步改革如何深化的问题。可以说，是温州市委的坚守，为全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宋文光如此评价道。

1987年2月，中央4、5号文件下达，肯定私人企业在现阶段的作用；同时提出“有计划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决定，并明确了办试验区的目的。这两个文件，给温州干部群众吃了两颗定心丸。

在“先干起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温州先后制订和颁发了8个地方政策规定，对温州的改革试验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收获

在那个充满政治风险的年代里，很多人用智慧、勇气、坚定、执着，为“温州模式”保驾护航。党委政府宁愿自己“负重”，党政领导宁愿把”乌纱帽”放在办公桌上随时等着被摘，也要给民营企业最强有力的支持。正是这么多人的坚守与付出，才支撑着“温州模式”一直走下去，“活”下去。

宋文光说，当年那些坚持改革的成效可以用一组数据说明：从1986年到1996年，温州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其中最高的1993年为42％。同期，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最高年份是1992年，也仅为14.2％。

上世纪90年代，温州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20%的服装、鞋，70%以上的剃须刀、锁具、眼镜，90%以上的打火机都来自温州制造，五金制品、低压电器、汽摩配件、陶瓷制品等也大多产自温州。

温州模式，终于在历经磨砺后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与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