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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温州的郑振铎

2020年12月18日 10阅读 来源:温州日报 2011-05-12 00:00:00

洪振宁

温州市图书馆最近相继购进新版的郑振铎著作,如《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精品集》,广陵书社新版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大16开精装12册,以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25册。

郑振铎先生著的书、编的书、译的书、藏的书和研究他的书,新出版的越来越多,已经超过了100种。在这里,我把一些大型丛书如《玄览堂丛书》也只算为1种,实际上《玄览堂丛书》有一、二、三集,共辑71种古籍,其中影印有明代乐清赵士桢的《神器谱》和《神器谱或问》。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正计划在温州人著作库中设立郑振铎著作专柜。

郑振铎,中国现代文化界优秀代表人物之一,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文献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他一生著述千余万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郑振铎全集》共20卷。现在,书店里还有许多不断重印的郑振铎的著作。

祖辈举家定居温州

郑振铎(1898.12.19-1958.10.18),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城区)。因他的祖父在温州任职,举家迁至温州定居。

郑振铎先生说自己“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他年少时就读于永嘉县立高等小学,与夏承焘同学。夏承焘先生有词《减字木兰花·有怀西谛学兄》忆当时情景:“峥嵘头角,犹记黄门初放学。池草飞霞,梦路还应绕永嘉”(收入《夏承焘词集》时‘黄门’作‘儿时’,此依手迹,手迹本句下有作者自注:予与西谛七八岁时同从永嘉黄师筱泉游)。1911年郑振铎考取温州中等农业学堂,后来转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读书。

他常到同班同学陈闳憩家借书看。陈闳憩之子陈步桂在《温州文史资料》第四辑撰文回忆:振铎先生的父亲早年去世,家道贫寒,赖叔父补助,母亲艰苦持家。先生从来不花零用钱,衣着也旧,爱书却无力买书。来我家看书很方便。一次,他坐在我家竹榻上看书,全神贯注,起立时不慎,长衫被竹篾钩破一大洞,他隔数日再来我家,长衫破洞犹未补缀,先祖母即替他缝好。后来先祖母多次将这事告诉孙儿女们,赞誉振铎先生埋头读书,不讲究衣着的苦学精神。

据郑振铎自己的回忆,他年少时曾经一再读《桃花扇》,到读中学时“喜欢念历史”。“以后,对历史的兴趣一天天的浓厚。”在十中读书时,当为1916年,曾向一陈姓同学借得《古今文综》,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抄录其中的论文之作,集为二册,题曰《论文集要》。

青少年的生活,为郑振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在《新学报》上发表文章

1917年12月,郑振铎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

1919年暑假回到温州,他参与发起“永嘉新学会”,参与《救国讲演周刊》的办刊。

温州市图书馆存有石印本《永嘉新学会宣言》,温州博物馆存有1919年8月10日付印的《永嘉新学会会员录》,其中记载:郑振铎,北京铁路学校肄业,原籍福州,住永嘉沧河巷。

温州“永嘉新学会”创办的《新学报》第1期至第3期,都发表了郑振铎的文章。

第1期《新学报》共118页,郑振铎发表长篇论文《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写作时间文末记为1919年10月21日。这是他第一篇社会学论文,分别从道德、社会心理、教育、职业、政治五方面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此文《郑振铎全集》未收入。杂志出版时间为1920年1月,印刷者为财政部印刷局,在北京的代售处其中有周予同所在学校“高等师范售品所”和“社会实进会郑振铎”,第3期的代售处则只有前者。

第2期《新学报》共134页,又有新书刊介绍6页,其中刊登郑振铎的《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和态度》《俄罗斯文学的特质与其略史》。前一篇,《郑振铎全集》有收入。

第3期《新学报》共8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这一期杂志上,他发表译文《最高艺术的问题》,Lafcadio Hearn 原著。

最早专文介绍郑振铎先生与温州的是叶大兵先生,撰文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上,但文中将《新学报》第1、2、3期误记为第2、3、4期,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先生写郑振铎传记的各书也同样误记。

《新学报》第1期另有周蘧(周予同)、高卓(高觉敷)的文章。两人后来与郑振铎共事,成为至交。周予同(1898-1981),瑞安人,1916年以第一名录取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20年又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五四”时期的周予同是北京青年学生中的名人,1919年2月与同学匡互生共同发起成立工学会,创办《教育丛刊》、《工学》杂志,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重要参与者。1920年4月在北京主编《瓯海新潮》。《周予同自传》记载:“我还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因受到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的影响,而对研究社会问题,发生强烈的兴趣。”《新学报》创刊号发表周予同的文章题为《中等以下的学校为什么不应该设读经科?》,文末写作时间为1919年10月2日。

高觉敷(1896-1993),原名高卓,字犖夫,温州城区人,与郑振铎同班同学,与周予同同一年考入北京高师英文部,1918年考入香港大学文学院教育系,也是1919年永嘉新学会会员,同为1925年上海立达学会的筹备委员,1926年起也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多年。心理学家。

陈仲陶等人主编的《救国讲演周刊》,温州市图书馆有藏,第2、3期刊出时间为1919年6月,第4期刊出是7月,其中“本埠新闻”有一则题为“私运日货被获”,文末似署名“铎”。学者们根据王希逸的文章认为是郑振铎所写。

《郑振铎全集》第二卷收有他的诗歌《雁荡山之顶》,原载1922年6月初版的《雪朝》,显然是他早期在温州的诗作。

典型的温州人性格

郑振铎一生中常常回忆起在温州的日子,1934年7月,他在火车上写下散文《记黄小泉先生》,深情地追忆他敬爱的小学国文教师、“真正的启蒙先生”;1957年7月他在北京旧书店购得一部《古今文综》,为的是“追记少年时代一段艰苦求书之事实”。他一生中向往福建长乐,更常常怀念在困顿苦难的岁月里养育他的温州。

他会讲温州话,尤其喜欢温州菜。他在1947年1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十二时许,应王醒吾邀宴,皆温州菜,甚佳,喝酒不少。”陈步桂先生记载:振铎先生在温州时,跟家人讲福建话,跟温州同学讲温州话……先父于1965年旅游北京时专程去拜谒振铎先生的太夫人,先父讲普通话时夹杂着温州的方言俗语。太夫人听了,很高兴地说:振铎在外三十多年,也没有忘掉温州话。

在温州文化的土壤中生长的郑振铎,具有典型的温州人性格。

一是勤于劳作,善于学习,在那动荡的年代里,他一生著述千余万字,不断致力于创作、翻译,又搜集资料,致力于学术研究,学识渊博,还编辑了文学艺术方面的众多书刊。

二是自办经营,充满活力,善于变通,如1923年1月他发起创办朴社,约集一班朋友,每月每人出钱十元,作为出版基金,自己办书社。后来还有一些大型的书也是自营出版的。

三是集群运作,“合指为拳”,常常借夜饭谈事,与周予同、叶圣陶、王伯祥、高觉敷等人一起,以聚餐会共同商议策划,发起或参加文学研究会等多个社团,推动新文化的发展。

四是勇于创新,不断探索。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俗文学史》开辟了一门新的学科,《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在艺术史领域是一项开创性的建树,《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图文并茂的形式为时人未见,确立了口头文学、小说、戏曲等大众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书是他最重要的伴侣

他爱书成癖,常常自称“喜欢得弗得了”。买书,是他人生的一大乐趣。

郑尔康先生曾经说到:1952年初,为迎接一批“宝礼堂”宋版书,郑振铎亲自到上海港码头等待,如何运回北京,乘飞机,他怕飞机出事,“这些书就全完了”。他的脑子里想的只有“书”。后来还是请示周恩来总理,通过铁道部,将这批国宝作为特件,由他亲自押运,安全抵京。

从编辑、创作、翻译,到教学、收藏、研究,书刊是郑振铎一生中最重要的伴侣。

他有30年的编辑生涯,主要编过《小说月报》《公理日报》《文学季刊》《民主》《文艺复兴》,以及大型丛书《世界文库》,推动了新文学的不断成长;他的创作涵盖诗歌、小说、散文、童话等多种文体,《桂公塘》中的历史小说感动了处于民族危难中的万千读者,他的散文文笔隽永畅达,是学者散文的代表;他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受到几代人的赞赏,译述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是青少年的必备读物;他藏书不是为收藏,而是为了学术研究,他以个人有限的精力和财力,收购和保存了大量的珍本善本古籍,两度致力于收藏清代别集,最重视收集版画,访求明代史料,搜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他的编辑、研究许多得益于他的藏书,他编有《中国短篇小说集》3集、《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2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24辑,还辑有《清人杂剧》2集、《玄览堂丛书》3集,与人合辑《古本戏曲丛刊》4集,他与鲁迅合作编印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成为中国版画史上的丰碑。他的学术研究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文学大纲》等多次再版重印,至今启迪后人,所编辑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获日中艺术交流中心金奖、莱比锡国际图书奖。他遗下的藏书近十万册,全部捐献给国家。

永远纪念郑振铎先生

在外温州文化人郑振铎,早已跨越出温州——他是属于中国的骄傲。

郑振铎先生诞辰90周年时,国内文化界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过学术研讨会;1998年12月,郑振铎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其祖居地福建长乐举办了数千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和大型学术研讨会;2003年1月,郑振铎公园在长乐落成;2004年12月,郑振铎纪念馆在长乐建成,按原样布置的书房,陈列了他生前所用的家具;2008年9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郑振铎纪念集》出版。有关他生平和事迹的著作出版了十几种,研究论文数百篇,尤其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教授,编撰郑振铎年谱、论稿、传记,并多次呼吁建立一门“郑学”。而在郑先生生长的温州,显然过于安静了。

作为温州人,我们应该好好读一读在外温州文化人郑振铎,读他的著作,读他的人生,读有关他的一些书。读他,当是今天的我们安居乐业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巴金写过《悼振铎》和《怀念振铎》,后一篇是未完稿,文后注:“此稿于1989年春动笔,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修改,续写。”《怀念振铎》发表在2003年11月21日《文汇报》,《新华文摘》2004年第2期全文转载。读这篇文章时,我内心震撼,由震撼而深深地感动,老泪盈眶。在这年头,感动,是很难找到的“珍稀物品”。人们啊,我们应当从这些值得敬重的文化人的身上,从他们众多的著作中,不断地汲取丰富的精神养料。人活着,追求生命的长度,而更重要的在于追求生命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我们阅读先辈们的怀念和回忆,并进行纪念和研究,不是单纯的说历史道过去,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后辈,从中获得的是一种生活的勇气、推进社会进步和修缮精神家园的力量。

主编:潘虹 美编:丛丛 组版: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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