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至23日，温州市委宣传部、龙湾区委、区政府等部门联合组织召集了海内外六七十位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军事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会聚瑶溪山庄，举行“首届温州·龙湾明代文化研讨会”。研讨会大致分为两组，分别就人物、宗族、事件、思想、文献、文化等六个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人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张璁、王瓒与大议礼的关系

我市历史学家胡珠生在《张璁入阁“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吗？》文中反驳《费宏集》（吴长庚、费正忠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言作者的观点：编校前言所谓张璁迎合帝意、迫害群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等四项论点，认为张璁是在饱受打击、甚至危及生命的不利条件下上疏、集议的。左顺门事件是朝臣把嘉靖皇帝推到台面，张璁等人既没有权力，也未处其境，显然和这次镇压无关。张璁的相业，总的来说是依托祖训进行政治革新。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和对特权势力的限制和打击，缓和了社会矛盾，增强了国力，导致嘉靖初年的中兴。“丛诟没世”，“千古骂名”，原是杨廷和集团后裔怨恨不满之词。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田澍在《张璁：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文中认为：张璁在明代政治舞台上的迅速崛起绝不是偶然的。张璁对嘉靖初政有极大影响。从嘉靖元年（1522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的六十年改革中，前有张璁，后有张居正。张璁是明代改革的第一人。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吴琦在《彼文忠，此文忠：张璁兴革与张居正改革——对明中期政治改革再考察》文中认为：明代中期，张璁开革新之先，到张居正则全面推行新政。此二人同谥文忠，虽然相距数十年，但在改革的范围、力度及影响等诸多方面，前后相承，又大幅推进，构成了一次完整的"嘉隆万大改革"。对于张璁与张居正的力行新政，既要重视前者奠定了明中期政治改革的坚实基础以及二者的承继关系，又不能忽视后者对于前者的扬弃。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林延清在《试论张璁护救张延龄兄弟》文中认为：世宗皇帝依从张璁意见，处理张延龄案件，这对嘉靖政局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舒缓了议礼派和护礼派官员的对立，避免一场新的冲突的产生，稳定了朝廷政局，有利于改革事业的发展。张璁成功地说服世宗皇帝，也就避免护礼和议礼两派官员交恶和争斗，稳定了朝廷大局。其次，张璁护救张延龄兄弟维护了世宗皇帝孝养两宫皇太后的声誉，有利于以孝治天下理念的推广。

与张璁的议礼相关的是他的同乡王瓒，王瓒在张璁议礼中充当了最初的导引者的角色。

温州中学高级教师顾钟麟在《王瓒议礼及其思想》文中钩玄提要，从非常微小的细节以及间接史料考查、讨论得出结论，王瓒的议礼主张也就是"继统不继嗣之说"。他是第一个向杨廷和"继统必继嗣"说发出挑战的高官，也是直到张璁上疏前两个多月间朝廷中唯一发出与杨廷和不同声音的大臣。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枫在《从〈王瓒集〉略述明代二三事》文中以诗证史，对王瓒做了个案分析，通过对王瓒诗文及当时代时事的考查认为，在近三十年的仕途中，王瓒位高而权弱，实际上时刻处于无法成为“达人”的困顿之中。该文又提出一个创见，认为：明中期，与变迁的社会相适应，部分学者文人深感理学之不足，心学日渐兴起。在国子监，师生既对程朱理学谨守矩镬，标榜推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掺杂心学因素，在王瓒训示国子监生徒的诗文中，便可见一斑。结论认为，从王瓒诗文集出发，既得窥视以王氏为代表的士人自身的文化心理，又得预见一时代社会变迁之潜流。

议礼是一场政治事件，亦是文化事件，带来的后续影响深远

温州大学教授蔡克骄在《明代温州祠堂祭祖述论——以温州龙湾王、项、张三族为例》文中以温州龙湾区王氏、项氏、张氏三族为例，考溯了明代中期温州祠堂祭祖活动有关问题。揭示活动背后的文化思想转型，认为：明代温州人的宗族思想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一本观思想，二是礼以义起的宗族改革观。一本观为敬宗收族、订《家训》、修《族约》、建祠堂、筑城堡，立私塾、置义田等宗族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宗族具体事务的处理上，明代温州有些家族并不拘泥于之前固有的宗族礼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朱新屋、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研究员裴氏清香在《宋明宗法庶民化的历史形态：以项乔的家族建设为例》文中认为：项氏宗族的历史形态，实际上是以祠堂为核心的祠堂宗族，祭祖问题上，象征性地施行大宗子主祭制，实质上施行的是小宗子主祭制，族规家训则与乡约、国法相联系，呈现出宗族乡约化的态势。祭礼、族谱与家训，成为项氏宗族围绕祠堂而配置的三大支柱。前两者给族人提供观念上的宗族想象和认同，是所谓的宗法庶民化；后者则为项氏宗族的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是所谓宗族的组织化。通过项乔的项氏宗族建设，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宋明新型家族的出现，是国家礼制变革和士大夫积极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宗族有关的是户籍制度的讨论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饶伟新在《明代永嘉军灶籍进士与灶籍进士关系述论》文中认为：明代永嘉县11位灶籍进士中，至少有9位可以确定是出自二都、三都的灶户家族，而且集中在二都英桥王氏、二都李浦王氏、三都蓝田李氏、三都普门张氏等几个家族。而三都普门张氏与二都英桥王氏、二都李浦王氏一样，同时存在灶籍和军灶籍两种户籍身份。不仅如此，三都普门张氏与二都英桥王氏、以及同样是灶籍出身的三都蓝田李氏之间还有密切的姻亲关系。该文进一步推测为何存在两种户籍身份的缘由，指出该课题的潜在意义。

事件的专题主要集中在倭乱的讨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局级研究员范中义在《宁村所·汤和·戚继光》文中视野开阔，探讨了明代沿海倭乱及海防的始末，认为：由汤和开创的明初海防防御体系，到了嘉靖中期已经隳坏。人们在抗击倭寇中，开始加强海防建设。在温州府地区至晚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形成了一参一总水陆并防更有层次和纵深的防御体制。新的海防防御体系与明初的海防防御体系相较，更完备，更严密，能更有效地防御外敌从海上的入侵。这种完备的海防防御体系的建立以及海防军训练的加强，使得明朝沿海防御能力比明初更强，不仅平息了沿海的倭患，也为后来反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奠定了基础。

温州大学教授王兴文和人文学院研究生宫凌海在《明代温州地方海防的变迁与永昌堡的建置——兼论海防事务中官民角色的转变》文中认为：明中后期，随着卫所制度的颓坏，温州地区的官方主导的海防已不足以抵御倭寇的肆虐，以民堡建设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开始勃兴，其中以永昌堡最为典型。永昌堡的建置，较好地凸显出明代中后期区域海防中，官方与民间力量的角色转变，宗族与乡绅在海防事务的重要作用。

温州博物馆陈列宣教部主任高启新在《大历史背景下永嘉场筑堡自守的必然性》文中从城池的考古角度分析，认为永昌堡的修筑，是中国私家修筑军民两用建筑的一个成功个案。从永昌堡筹划到竣工堪称奇迹。王氏兄弟在其中发挥了聪明才智，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永昌堡的修筑，英桥王氏没有遭受海盗兵燹的洗劫，避免了族众的流离失所，使王氏家人可以安居乐业，文脉相传，也才有了明万历以后的文化的再继和振兴。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胡锭波在《寇乱、保甲、渔课：明代中后期的温州社会——以王叔果兄弟文集为中心》文中认为：从王叔果兄弟的文集可以看出，温州地区在明代的倭患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而由于官府组织抵抗能力有限，地方士绅积极组织乡兵，修筑军事堡垒等加强抵抗。另外，盐税作为国家赋税的一项重要来源，历来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有明一代，盐税的征收方式经过多次演变，对地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渔船税的征收中存在的弊端，也严重影响了温州地区的渔户的正常生活。

有关思想的讨论包括思想史的考证与人物思想的个案分析两方面

思想史的考证的论文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钱明在《永嘉学派在明代温州地区的流脉与回响——以永嘉英桥王氏为主线》文中梳理王学在浙南的传播，认为创生于越中的阳明学说，在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过程中，在浙南地区遇到的阻碍和挫折，是要大大超过其他地区的。至于倾心于阳明学的明代浙南学者之特质，可以说与南宋永嘉学派的遗风有很大关系。如该地域的淮阳明学者大都具有实学文化的背景资源，所以在汲取阳明学的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地把心学与实学相整合，或者用实学来解构心学，使心学实学化。浙南阳明学者身上还有文学化的鲜明倾向。浙南阳明学者大都有亲身参加抗倭斗争的实际经验，并在实际斗争中研习兵法，体察民情，深入社会。

温州大学教授张如元在《明代中期永嘉之学述略》文中对钱明的论文做了回应，认为明代中期是思想裂变的时代，但裂变之中有融汇的趋势。通过对明中期永嘉之学的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来，作为那个时代人的永嘉知识群体，他们一方面接受主流的程朱理学，一方面继承本土永嘉学派的遗绪，一方面积极引介时学。在永嘉士子看来，三者并行不悖，同属于儒家道统，歧异之处不过是孔门分支而已。明代中期温州的理学思想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传播前说为主而非立说为主。以调和永嘉之学与朱王之学为主而非分宗立派。以经世致用为主而摒弃狂禅心学。永嘉之学在异说纷起、百花齐放的中晚明有着特立独行的区域文化特质。

龙湾学者方长山在《项乔年谱订补》文中补充了项乔之家学、项乔所记之时事，又侧重于项乔以及当时代之永嘉士人与阳明及阳明后学交游之考订，梳理了心学在明代温州的传播脉络。

人物思想的个案分析集中在张璁、项乔及王叔果等方面。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林济在《张璁的宗、统不同主张与程朱理学》文中认为：张璁在大礼议中的宗、统不同主张涉及皇权（统）与血缘宗法的天理（宗）的关系，程朱理学的发展将血缘宗法提高到天理的地位，认为血缘宗法是天理的社会摹本，在程朱理学家思想中，血缘宗法固然是出自天理自然，但其中更强调血缘宗法身份的位与分，张璁的宗、统不同主张更强调礼从人情。张璁的宗、统（或嗣与统）不同主张对于中华帝国晚期的皇权强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明中期以后东南地区宗族兴起的重要依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教授陆玉林在《张璁的礼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文中概括张璁礼学思想主要包括“礼缘人情”、“莫大于分"和"贵乎参酌"三个方面，分别是他在礼的根本依据、原则和制礼方法上主张。在分析张璁这三方面思想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其现代价值在于伦理道德必先立定根本而融会贯通的思路。

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朱鸿林在《项乔与广东儒者之论学》文中论证了项乔晚年理学思想形成的内外因缘。认为在朱学仍为正统而王学趋于兴盛的时代，项乔可以说是两面不讨好的独立学者。但正是这个独立性，使他能从大致上不接受王学的广东儒者处，得到论学之益，从而修订了他原来的一些见解和主张。项乔仕宦的最后几年，主要经历都在广东。项乔的粤籍交游中，和他论学最早和最深入的应该是李义壮，让他能够深入讨论朱子之学以及认识岭南前贤陈献章学术的应该是王渐逵，令他对人性本质深入反思的应该是何维柏，而对他增广见闻最有帮助的应该是黄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张永路在《略析项乔的"求放心之学"》文中认为：项乔是明代后期永嘉理学家的代表，其和合朱王二学，并融通个人创新，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求放心之学"的理论思维逻辑结构。其学汇通朱王，知行并重，终于实行，是明代永嘉学的新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陈欣雨在《和同朱陆，承续事功——王叔果思想论述》文中侧重于从王叔果对朱陆之学关系的探讨以及永嘉学术对他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来窥探王叔果的思想。认为王叔果崇尚性理，和合朱陆，又以阳明之学作为补充，直溯孟子，此外，他还承续了永嘉学统，重视躬行，经世致用。所以他的思想有糅合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与永嘉事功学的倾向，也体现了当时整个时代思潮的多元特征。

文献文本的解读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张侃在《明人暗事：家族文献编纂中的政治隐情——以〈张太师世家〉为例》文中旨在说明，留存后世的史料的编辑者或者生产者，当初在创作它们的时候，都不可避免要受到他所生活时代编写文化定式的影响。家族在编纂文献时，对他人为先祖所撰写的传记内容又进行了一番抄录时，实际上进行了另一层面的文献创造。因此，在史学研究中，为了能使家族文献的史料价值得以最大限度体现，一方面需要根据现已刊行的各种明代文献，对普门张氏族人所抄录的文献进行史源学的勘定，注重各类史料的比勘、辨别，明确其中一些记载的偏颇或者无意之疏漏。一方面则更为重要的是剥离《张太师世家》在抄录过程背后社会历史文化过程，抄录者已在其中注入了自己的主观社会认识，即张汝纪等人深知张璁为首辅时因"大议礼"所导致的政治矛盾，故意少抄或漏抄相关资料，显示了朝廷政治斗争的社会影响，从而反映出特定时代下的家族、政治与文献的复杂关系。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陈嘉顺在《张璁及其纂修之《温州府志》刍议——兼与嘉靖池州等四府志比较》文中比较了嘉靖间《温州府志》与江西一带的四部府志的地理位置、纂修者身份、体例、纂修者从中体现出的思想，认为，张璁退居回乡后纂修地方府志，自然而然将平生诗文收于志中，又对前人时贤的诗文进行筛选，明代大部分诗文不得入编，出现了这种一人诗文在府志中所占比例如此之高的情形。张璁"籍方志之体，抒一己之言"，编成了一部罕见的府志。

温州大学杨海燕在《万历《温州府志》的特点及价值——兼论王光蕴史学思想》认为万历《温州府志》体现了王光蕴“春秋笔法”下的品人思想；“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天”、“命”观下的正统思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实事求是的务实思想。

地方文化方面的讨论

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在《明代温州文化简述——兼论永嘉场在明代温州文化中的地位》文中以其所编著的《宋元明清温州文化编年纪事》明代部分为基础材料（增以新发现的史料），概述明朝温州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历程，分析这一朝代温州所出现的诗人多、方志多、旅温名家多的现象，继而认为，明代温州文化是在交流中得以创新发展，依靠众多人才的探索引领，也得益于温州人集群运作的推进。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在《竹枝词所见明清以来温州的风俗》文中根据《温州竹枝词》（叶大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提供的资料，结合“温州文献丛书”等相关资料，对明清以来温州的风俗作一初步的探讨。涉及世态民情、不同地域文化要素与温州风俗之变迁等等。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刘正刚、博士李贝贝在《明代温州私家文献记录的人口迁徙（初稿）》文中从明代温州士人在建构家族组织过程中对祖先的追述，讨论温州历史上的人口来源地，以此揭示温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移民之间的关系。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陈瑞赞在《侯一元年谱简编》、乐清文史专家王志成在《明代乐清与龙湾文士间的交往》、永嘉县年鉴副主编徐逸龙在《楠溪与永嘉场联姻望族文化交流》文中分别考证了乐清、永嘉与永强普门张氏、沙城项氏、李浦王氏之间的姻亲、士人交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