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贤益

夏承焘是我的堂叔。1972年，他夫人在温州病逝，当时我高中毕业后在家赋闲，夏老知道我没事就叫我随他到杭州去，在那里一呆就是半年（1972年8月—1973年2月）。时光飞逝，转眼38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那段日子，这位慈祥老人的音容笑貌就浮现眼前，久久难以抹去。回首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倍感夏老当年的教导指点使我受益匪浅。有关回忆、纪念夏承焘的文章在报刊上、网络上已经很多，我就写一些当时在夏老身边耳闻目染的人与事，作为自己迟到的怀念。

散落三地的几处故居

温州的故居：夏承焘在上世纪30年代前居住在鹿城区登选坊40号；30年代初他搬到鹿城区杨柳巷一处叫周泰兴的房子（是典租），该房子在上世纪80年代是温州市人大所在地；到了上世纪30年代后半段，夏承焘在鹿城区谢池巷买了一块地，建造了一座取名“谢邻”的房子与父亲、哥哥、弟弟合住（该房子解放后成为“五马产妇院”，80年代旧城改建时被拆掉）；那时，他与夫人只在寒暑假时才回来居住。

杭州的故居：上世纪30年代，夏老在之江大学任教时，学校的宿舍在现在西湖的白堤上，其名叫“哈同花园”，他在那里居住了将近20年。上世纪50年代他搬到了位于西溪路边的杭州大学教工宿舍4幢4号，那是一套3室1厅1储1卫1厨的住宅，面积约100平方米，夏老在此居住了20年左右。

北京的故居：北京朝内大街××号南单元402室，夏承焘夫人吴无闻的居所，夏老1974年至1986年居住于此。

几样珍藏随身相伴

夏承焘的小皮箱内珍藏着他以无党派人士当选全国第一、第二、第三次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证；以及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的文件。他曾说道，看到它心中就会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与陈毅元帅的结识、与盖叫天先生的友谊、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夏老的珍藏还有一瓦砚台：他解放前在外地用4个银元购得，它的大小虽无异于一般砚台，但有一些奇异，一是普通的墨用过后砚台上的墨水不会发臭；二是如果用鼻子去闻一下那砚台还会感到一种清香。我刚到他家的时候夏老就介绍了它，1974年他离杭赴京，砚台也随身带走。

一幅清代墨宝：1971年夏老从吴天五先生处用300元购得一幅（宽约45cm，高约180cm）清朝永嘉盐官江湜所书“欲写龙湫难下墨 不游雁荡是虚生”，这幅字对夏老有特殊的意义。抗战时期，夏老应雁荡山灵岩寺主持的口述，书写了一副“欲写龙湫难下笔 不游雁荡是虚生”对联，直到1971年买到这幅字后才知道是出自江湜之手，夏老对自己在雁荡书写时用错“笔”字深感遗憾。这幅墨宝1974年亦随夏老赴京。

生活起居简朴规律

夏承焘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1972年，他的家从原来3室1厅1储1卫1厨的套房被换成1室1厅1储；卫生间、厨房共用。他的生活非常简朴，那时候他家没有电视机、收音机，甚至没有电风扇。平时粗茶淡饭、衣着普通，烟酒不沾。每天的起居习惯是：早上6时起床，去黄龙洞走一圈，回家吃早餐，看书学习，11时半中餐，12时午休，1时到1时半开始整理准备出版的书稿，我在的那段时间经常帮他抄写，《域外词》的稿件就是我抄写的。晚餐后，如果天气好就再去黄龙洞走一走，回来后看一会儿报、信，必要时写一下回信，22时准时睡觉。

数位老友常来常往

我在杭州的半年时间，夏老家经常来的朋友主要有：

一、严群，福建福州人，杭州大学教授、古希腊哲学研究室主任。他个头瘦小，不修边幅；为人诚恳，待人热情。他是夏老的常客，经常与夏老谈古论今、鉴赏字画、回忆过去。

二、徐勉，温州人。身材高挑、为人热情、善于言谈。他经常到夏老家做客，用温州话拉拉家常。记得他向夏老传授按摩健身法，以缓解老人便秘顽疾。有一次，夏老携我们亲戚四人到徐勉先生家做客。

三、张珍怀女士，温州人，夏老的学生。退休前是上海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她慈眉善目，身材略显肥胖，性格开朗，讲话幽默。那时他们通信频繁，偶尔张女士也会登门造访，主要谈论的是有关词学研究。

四、陈从周，1938年入之江大学文学系中国语文学科，诗词师承夏承焘教授，后专门从事古建筑、园林艺术的教学和研究，成绩卓著。1978年任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1985年受聘为美国贝聿铭建筑设计事务所顾问。陈教授在1972年8月至1973年2月与夏老书信来往较多；记得那年的冬天，陈教授画一幅红梅图寄给夏老；夏老高兴地对家中人说：“从周知道我喜欢梅花，就年年为我画梅。”许多年后，我对我舅舅（陈久昆，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学生）说起此事，舅舅说：“陈老师是擅长画竹的啊，特地为恩师画梅真是难得！”

谆谆教诲记忆犹新

记得1938年前我刚到杭州，夏老便带我西湖边游览了一圈，回来后要我写一篇文章，什么体裁都可以。我就写了一篇游记，他看后不语。第二天他为西泠印社写字时顺便也给我写了一首他早年所作的诗“意气元龙百尺豪，飞鸿下视亦秋毫。何以稳听笙歌卧，田水声中一枕高。”我不懂，他就给我解释，噢，原来是在批评我。

在准备离杭回温时，他又给我写了一句陆游的诗“胸次先收一华山”来鼓励我，这几个字现在还一直伴随着我。那时我经常陪着他漫步在道古桥至黄龙洞的路上。这一路上他谈古论今、有感慨、有欣喜、有寓教于乐，使我受益匪浅……记得一次在路上夏老突然对我说：“青山迎我坐，你对下联。”我慌不择路，胡乱答道：“溪水两边流”“错，再想想。”我想不出合适的对子；还有一次，我陪他去赏桂。夏老说：“我定一个韵，你作一首词，无论用什么词牌。飘。”我想了好半天，选了词中最简单的词牌十六字令“飘， 秋桂芳香遍六桥。摘一束，同看浙江潮。”夏老说，可以，回去后对照一下平仄。他曾谈起自己如何质疑“满江红”；如何不同意郭沫若先生关于《李白与杜甫》的观点；回忆在京开人大时与陈毅同志如何探讨诗词的情景。他还谈到为了普及词学方面的知识，上世纪60年代在《杭州日报》上以每周一篇的形式开辟了《西溪词话》栏目，用一些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人与事来介绍词学知识，“文革”开始后该栏目中断。

词学大师的身后事

1986年5月，夏承焘逝世后，他的骨灰一分为二。一部分送到雁荡山的天柱峰与夫人游女士葬在一起，坟前刻着：月轮楼夫妇墓；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千岛湖羡山岛，墓前有夏老的半身像雕塑。

夏承焘逝世后，他的荣誉称号有很多：词学大师、一代词宗、国学大师、学术大师。有人这样评价：夏承焘先生作为杰出的词学家，既是传统词学的总结者，亦是现代词学的奠基人，他的一系列经典著作无疑是词学史上的里程碑，20世纪优秀的文化学术成果。夏承焘的词学研究是有目共睹的，其成果来自刻苦的学习与辛勤的耕耘。他说：“以笨为本，笨鸟先飞。”这话的含义与我国古代的闻鸡起舞、凿壁偷光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夏老身上所展现的就是我们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的人民正是用这种精神来建设自己的家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