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30万元去当聘任制公务员！”“五一”小长假过后，浙江义乌5名聘任制公务员即将上岗的消息，引发社会热议。30万元年薪招聘公务员，聘来什么人？具体做什么？打破“铁饭碗”的聘任制，能否真正实现高薪引才、有进有出？ （5月4日 新华网）

观点一

亮点

不该在薪酬

胡印斌

不低于30万元的指导年薪，深深刺痛了网友的眼睛。有网友表示，这样的薪酬设计太亮眼了，会不会是在为公务员涨薪制造舆论准备？网友的挑眼或许有些苛求。从理论上讲，既然是政府引进人才的一种新尝试、新机制，薪酬待遇上优厚一些，才会体现出诚意，也才可能吸引到政府真正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更何况，这30万元年薪也并不等同于一般理解中的公务员工资收入，而是包含了这些人才的职业风险、机会成本乃至养老预期等等。

不过，对于一项有可能成为未来公务员改革重要出路的制度性举措，聘任制公务员的亮点，显然不应该被引向薪酬上面。而且，这一举措释放出来的制度善意，很可能会因为钱的问题而产生误解，并在社会层面撕裂已有的共识，从而走向扭曲。

综合国内多地的试点情况看，大抵都是以契约的方式签订合同，来去自由，均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实现各自的权利。可以说，这样的设计确实有着很强的针对性，若操作得当，或许能够一定程度上破解只进不出的困局。然而，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若想让聘任制公务员走得远一些，并且能够切实起效，撬动现有的公务员铁饭碗，还需要有更清晰的思路与配套的改革措施，不能把公众的注意力仅仅聚焦在30万元年薪上面。从思路上讲，一定要明确改革就是要触动利益，公务员改革不能只是在现有机制上叠加一些新的举措，而是要循序渐进，将新举措作为全面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并继之以打通、对接，从而构建起整体性的激励机制、退出机制。

观点二

背后的问题值得反思

王孺

公众聚焦“30万年薪”是因为反差太大，相比于年薪几万的普通公务员和就业都难的普通大学生，30万年薪确实“代价”很高，并且这还只是“起步价”。但这种探索倒也不必“一票否决”，只是其中引出的几个问题值得反思。

其一，聘任制公务员工资高出几倍，其他公务员如何看待，是否会滋生消极情绪呢？公务员都是人民群众的服务员，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高低之分，不应该搞“特殊对待”，现有公务员中也有精英人才，他们在自身岗位上默默奉献，不见得就比聘任制公务员差。作为公务员改革试点，不应以“高薪”为噱头吸引人才，而是要以适当的薪酬、广泛的途径、公平的制度来引进人才，建立完善的公务员聘任制度。

其二，花这么大的“代价”，引进的人才究竟有多少水准，能发挥多大作用，从而让公众心服口服呢？须知，在企业中，高薪引进的人才必须创造价值，才能得到老板的认可；同理，聘任制公务员也得做出足够的成绩才行，否则只能沦为“花瓶”。高新聘任必然要安排重要任务，同时要向公众说明重要任务是什么、完成得怎么样，要接受公众的监督，不能让几十万真金白银“打水漂”。

其三，聘任制公务员进口、出口渠道是否畅通，追责机制是否到位，也是公众的一大疑问。如此高薪岗位，应细心谨慎且公开透明，切不可滋生“萝卜招聘”等不正之风。对于能力不足的聘任制公务员，要及时解聘，保证出口通畅，防止滥竽充数的现象。同时，对于在聘任工作中乱作为的官员，要严厉问责，建立带电的“高压线”。

观点三

如何避免

走深圳老路？

张卫斌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时，提到“深圳样本”，报道称“深圳试点公务员分类改革后的几年内，深圳4万多名公务员中聘任制超过了3200名，无一人被解聘”。媒体引用专家点评：如果分类后考核走过场，那么按照《劳动合同法》，很多聘任制的公务员就很容易拿到无固定期限合同，又会变成“铁饭碗”。

义乌方面关于公务员招聘制的初衷显然没有问题。不过，如何使招聘制不再像深圳那样流于形式，的确值得招聘方思考。

义乌市人社部门声称“对于聘任制公务员的考核也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怎么个严格法？众所周知，目前对于公务员的考核尚无科学的量化指标，有些岗位也无法做到精准的量化。事实上，不少地方对于公务员的考核，无非是看要领导的喜好，再有就是服务对象的感觉。领导的喜好，这个“你懂的”；服务对象感觉，也因岗位而异。过于较真，恐怕有部分“群众”就会感冒，相反，讨好服务对象，恐怕就会存在政策放宽的现象。再有，这个权重如何掌握，恐怕还得摸着石头过河。

不管如何，公众还是乐于看到义乌公务员改革“试水”成功。毕竟，公务员队伍管理如死水一潭、铁板一块。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义乌方面通过完善公务员招聘考核机制所进行的尝试，有一定的标本意义，假如尝试成功了，无疑可以积累经验，推而广之，即使失败了，也可以总结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