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地处浙南、福建的闽越，是由南迁的越国贵族建立起来的国家。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时，闽越王被废为君长，并以其地为闽中郡。后因闽越王无诸和闽君摇助汉灭秦有功，故在西汉“孝惠三年（公元前192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史记·东越列传》），这是从闽越分出，由汉廷正式封立东瓯王国的确凿记载。迨至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归汉，东瓯王国大致存世有54年。那么，其时的东瓯都城何在呢？历代史家多主张在温州；近年又因台州市温岭大溪塘山西汉大墓和古城的发现，便有不少人认定这里就是东瓯国都和王陵所在，且大有喧宾夺主之势。然据古文献结合考古与历史地理剖析，我认为东瓯国都实应在今日的温州市区。

据古代文献结合考古与历史地理稽索,东瓯国都应在今日温州市区

其实，我们从东瓯历史、地望及疆域与方言特点，结合温岭大溪古城和塘山大墓剖析，尤其是墓中随葬器物不仅大多为陶质冥器，而且还有不少陶纺轮，均可说明塘山大墓应是东瓯贵族墓而非王陵。大溪古城三面环山，城中面积不大，城外无开阔平原，也乏历史传承踪迹，并不具备都城条件，可能是东瓯国北疆的重要军事城堡。而据古代文献结合考古与历史地理稽索，东瓯国都实应在今日的温州市区。

首先，我们从古文献来探索：《山海经·海内南经》曰：“瓯居海中、闽在海中”。文中的“闽”即指闽越国都“东冶”，其地就在今日的福州，现已为福州发现的闽越王城所证实。那么，地理形势相同，且列在“闽”越之前，与之相提并论的“瓯”，郭璞又同样注“在岐海中”的东瓯国都地望，也就有可能在温州。更何况《史记》载及闽越发“兵围东瓯”时，汉武帝派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以船浮海运兵，正可说明东瓯国都应在海边；加上温州地处东瓯国疆域中心，与古代设都城于国中的历史规律相符，而不可能设在东瓯国北界，且不近海的温岭大溪一带。

再从郭璞为《山海经》“瓯居海中”注云：“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史记·东越列传》载汉“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南朝刘宋时人裴骃注引“徐广曰：今之永宁”等史料分析，可知永宁县即西汉东瓯故都（地）无疑。而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永宁县是始建于东汉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系由章安县（公元87年，由西汉昭帝始元二年设立的回浦县改此名）东瓯乡析出建制的。至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分会稽郡东部设临海郡，东晋太宁元年（323）分温峤岭南置永嘉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四县，郡治设在永宁县，这是温州作为郡治之始。隋开皇九年（589）降永嘉郡为永嘉县（原永宁县也改此名），并将安固、横阳、乐城并入永嘉县辖。同时，又以括苍、松阳、永嘉、临海四县设立处州，辖地相当于今日的温州、丽水和台州部分地区。开皇十二年（592）改处州为括州。迨至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析括州的永嘉、安固二县置温州，乃因其地处温峤岭南，“虽隆冬恒燠”而得名。

由此可知，温州的历史沿革即是：东瓯王国（西汉，公元前192～前138年）、章安县东瓯乡（东汉，公元87年）、永宁县（东汉，公元138年）、永嘉郡（东晋，公元323年）、温州（唐，公元675年）、当代。显而易见，温州的历代建制和历史发展脉络，确与东瓯故都一脉相承已很清楚。而黄岩（今温岭）所设立的永宁县，是在唐高宗上元二年由临海县南分立的，至天授元年（690）之时才改为黄岩县，存世仅为16年。尽管此两地均有“永宁县”，然时代先后有别，地域也异，不可混为一谈。因此，作为东瓯故都，至东汉时由章安县东瓯乡建置的永宁县应在温州而非温岭（黄岩）乃可定论。

种种考古发现折射出四千年来温州传承有序的社会文明

那么，西汉东瓯故都应在温州什么地方呢？传统的说法均主张在今日温州市区的瓯江北岸，即永嘉县的瓯北镇。《万历·温州府志》称“永宁旧治在瓯江北，晋建郡始徙江南”；又说：“旧治在江北贤宰乡，郭璞议立城于此，后迁过江。今其地为田野，犹称新城。”故后代学者及新编《温州市志》均主张汉时永宁县是在今瓯江北岸的永嘉县瓯北镇，东晋建郡时才迁建治所于瓯江南，并几成定论。林成行先生还从瓯江发现的汉晋墓葬和钱币、铜镜等出土文物研究，从而主张东瓯都城应在永宁山南的瓯北镇石宕山至马岙山一带。

然而，我们纵观瓯北的地理形势，总觉得面积较小，今日的楠江西路及向阳东路至阳光大道一带，昔日都为瓯江冲积而成，作为国都的条件不太具备，加上林文所说的墓葬及汉砖、汉镜等，又大多年代不超过东汉，因此，我们应将探索东瓯都城的视线投向瓯江南岸的温州市区。

众所周知，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历史文脉则传承有序。一座城市的建立，是当地历史文化积淀与聚落形态升华的结果。国人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思想，是古代城市鲜有变迁的根源。在历史时期，除了战争和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可摧毁城市之外，古代城市的兴衰往往有个渐变的历程。即使城市搬迁，迁徙的也是统治集团及其上层贵族，古代文献或方志必有记载，而广大的土著居民却仍然是生生不息，定居其间。因而，探索古代温州的历史文脉与传承，也有助于我们揭开东瓯国都的千古悬案。

2002～200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局和市文物考古所曾在温州鹿城区上戍乡渡头村老鼠山，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及至商代之时的文化遗址，表明早在距今4300～3500年前，已有“好川文化”先民定居生活在这里，创造了温州悠久的区域文化。2003年9月，文物考古部门又在瓯海区仙岩镇穗丰村杨府山，发掘清理了一座西周中晚期的土墩大墓，出土有一大批精美的青铜礼器、兵器和玉器等，反映出墓主人生前应属于高级贵族。此外，在鹿城区的卧旗山、藤桥镇、瓯海区的潘桥等地，也都发现有不少东周之时的印纹陶和原始青瓷器等等。

值得重视的是：2006年5月至2007年4月，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曾在鹿城区双屿镇牛岭村的卧旗山及支脉湾儿山，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古墓葬33座，年代分别有新石器时代晚期、汉、晋、唐、宋及明代等各个时期，从中折射出四千年来温州传承有序的社会文明。结合市区杨府山、西山、景山等地发现的汉晋及至唐宋墓葬、窑址和出土文物，以及史迹、地名或传说，可知古代温州的城市变迁不大，其历史发展脉络与传承也较为清楚。

目前虽无实物印证,东瓯故都在温州市区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史称晋立永嘉郡时，迁治于江南的温州市区，传说建城之初，曾请郭璞“为卜郡城”。按郭璞（公元275年~324年），字景纯，《晋书》有传，说他“好经术，博学有高才……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还说他曾“行经越城间”。相传郭璞过江登上西郭山（故又名郭公山）相地，但见群山布列，恰如北斗星座。松台山、海坦(坛)山、西郭山、积谷山像是斗门，而华盖山像是斗口。黄土山、巽吉山、仁则山近似斗柄。于是打破“方正规矩”的传统，跨山建城，故曰“斗城”。传说筑城之时，有白鹿口衔杏花而过，士民以为是吉祥之兆，故城又名“白鹿城”，后简称“鹿城”。这是诸多史书、方志对东晋太宁元年温州建城的传说记载。

不过，假如其时的永嘉郡治果真是传说中的郭璞“为卜郡城”，可郭璞次年（公元324年）已卒，故其真实性颇令人生疑。即使郡治确为郭璞相土规划，也可能只是在原先东瓯城址基础上加以修筑、加固，抑或扩建而已。

诚然，温州市内并无发现西汉之时的大型墓葬，也无发现或确认属于东瓯之时的城垣。但目前尚未发现，并不意味着今后绝不会有，何况千百年来的破土动工，也不排除已遭破坏的可能。然尽管如此，我仍以为有蛛丝马迹可寻。

打开温州市区地图，并结合地势特点和有关方志史料，可知古代的温州城池，北临瓯江，南接会昌湖。西南隅有高峻的君子峰、景山、雪山和西山诸峰（泛称景山），并有时断时续的东西两支脉，自西南向东北延伸，布列着若干小山峰，如同张开的双臂，拥抱着温州府城。西支脉源自君子峰下，自南向东北依次有黄龙山、翠微山、西郭山等小山；东支脉源自雪山和西山，向东北延伸，分布着松台山和积谷山，尔后北折，依次布列有华盖山和海坛山。其北有瓯江，南连温瑞塘河，这对擅长舟楫之俗用作交通的越人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东西两支脉有七座小山环布其中，更是一大天然屏障。因之倘若以山为界，因地制宜筑建城垣还可省却不少人力、物力，可说是理想的建城之地。公元前490年，越国建都绍兴，也正是利用府山（龙山）、阳堂山（又名鲍郎山）、怪山、火珠山、峨眉山、白马山、彭山、黄琢山等八座小山，因地制宜兴建而成。作为南迁的越国王室贵族后裔的东瓯，自然继承有这种建城理念，这也可从侧面支持我们的上述观点。再从南朝宋人郑缉之撰《永嘉记》载：永宁县“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其都城更应以今温州市区为是，尤其靠景山（西山）的瓯浦岭、瓯浦垟值得重视。

特别应予指出的是：在海坛山与华盖山之间，《弘治·温州府志》记“旧传华盖、积谷二山与海坛山相连”，至今仍保留有两段东晋时期的中间为夯土，内外壁用石块垒边，长约一百多米的城垣基址，如果今后加以解剖试掘，其始筑年代有望提前，并不是不可能的。又据《万历〈温州府志〉》载，华盖山下早先曾建有东瓯王庙。南宋《绍定旧编》则载有五处东瓯王墓，称“太平寺前谢婆埭垟有两冢”，均已废，惟瓯浦岭东侧之冢尚存。《弘治·温州府志》“邑里”“二十都·瓯浦‘条下原注曰’东瓯王故城”。史载东晋太宁间建郡城时，还“凿二十八井以象列宿”，其中的一口至今仍保留在横井巷52号宅前。至于传为晋永和三年，王羲之任永嘉郡守时有关的“墨池”和纪念刘宋永初三年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的“池上楼”故址，至今也确然可考。《弘治·温州府志》还辑录有早佚的温州史料：如“平市坊”下注“汉永宁县城濠在此”；“大忠坊”下注云“旧名永宁坊，内永宁庙在焉”。虽然上引条文较为晚出，然早先口耳相传的史料，被后人记录也不乏其例，故此应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然，最为可靠的实证，应是同一时期的出土文物及其史迹。据目前所知，在城东隅的杨府山下，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发现过若干座西汉和东汉墓，其中有一座东汉墓中还随葬一枚小金印（私印），反映出墓主人生前具有一定的身份。龙湾区瑶溪镇上河滨村龙岗山遗址，还出土有石器和陶器与印纹硬陶，其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可至战国之时。城西隅的鹿城区双屿镇卧旗山及支脉湾儿山，也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及至汉、晋墓葬。藤桥镇一带也屡有东周印纹硬陶及汉晋墓发现。潘国森先生还在城中解放街与望江东路交界的香港大厦一带采集到7件汉晋时期的陶网坠。瓯浦垟、瓯浦岭至上桥一带也采集到战国至汉晋时期陶瓷片等。特别是据笔者调查得知，2008年前后景山半山腰曾出土有一件印纹陶坛，器作直口丰肩，下腹内收，平底，肩与上腹部拍印方格纹，并施有3～4道弦纹，显属西汉风格的瓯越遗物。凡此有关信息，依稀传递出至迟在战国、秦汉之时，温州早已成陆，并无海侵而导致城中诸座小山成为岛屿迹象。

有鉴于此，我认为今日的温州市区（即鹿城区）是东瓯都城所在谅无大错。既然《史记》等正史明确记载东瓯是由西汉朝廷——惠帝刘盈三年（公元前192年）正式封立的诸侯国（在此之前多未得到最高统治者承认），且又曾设有“都”，那么，其时当建有城垣与城池殆无异议。其北城垣地点大致靠近瓯江；西城垣沿西郭山（疑其得名与西城郭有关，而与郭璞无涉），经翠微山、黄龙山，与景山下的瓯浦垟相接；东城垣在积谷山、华盖山至海坛山一线；南城垣自积谷山到松台山，并沿景山下的雪山路、过境公路一带。城池范围大约东西长3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准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温州建城，实应始自于公元前192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小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