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使得中国由“帝国”进入“民国”。

这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起点。她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中国的发展探索了道路。

社会变革进入新阶段

整个社会涌动着除旧布新的热潮，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急剧的变化，社会文化呈现多元、斑驳的色彩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城市与内地的差异逐渐拉大，沿海日益成为促进内陆变革的重要因素。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技术相继传入。1878年上海至温州往来客运航线开通，又开通了温州至宁波、厦门等航线，1896年温州邮政局设立。出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对外交流日益加强，人们的视野空前拓展。

一批志士仁人，为了振兴中华，坚持不断地进行探索。辛亥革命之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大门打开，极大地推动着人们的思想解放，整个社会涌动着除旧布新的热潮，民主共和的理念传播广远，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种名目的政纲、政论、宣言遍布报刊。过去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竞相宣告成立。新办报刊增加，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各种新思想竞相传播、试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急剧的变化，社会文化呈现多元、斑驳的色彩。

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

例如，建元改历：废除立年号的旧制和黄帝纪元，以中华民国纪年。历日改为阳历，即世界通行的西历。大总统就职之日夏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1912年1月1日）。

又如，断发放足：禁止男子蓄辫，限期剪掉发辫；男人一律剪去辫子，只留短发。发布告示，说明缠足的危害，革除缠足恶习，要求妇女放足。此后，人们的审美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不再以足小纤弱为美。

还有，废跪拜礼：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改行鞠躬礼。以人力车取代轿子。改称谓，不再喊大人、老爷，此后先生或君的称呼逐渐流行。等等。

特别是，西服与中山装的流行：1892年，宋恕提出“易西服”的主张。1912年10月公布的《民国服制》将西洋服装作为礼服。但不排斥原来的服饰，于是，西装革履与长衫马褂并行不悖。新女性开始着“文明装”，至20世纪20年代，旗袍袖口逐渐缩小，下摆不断提高，样式日新月异，发展到30年代，旗袍进入全盛时期，旗袍款式在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取西服的特点，变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服装。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山装”，孙先生剪辫子，改服装，以示与旧王朝彻底决裂，并表达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崇尚。他与侨居日本的宁波裁缝一起，设计出一种个性化的服装，立领，单排七粒扣，四个口袋。在辛亥革命中，中山装成了革命者身份的一种标识。辛亥革命后，立领改为翻领，袋盖做成倒山字形笔架式，称为“笔架盖”，象征中国民主革命要重视知识分子，七粒扣改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袖口的四粒扣改为三粒，象征三民主义。中山装的造型其象征意义由革命走向了民主共和。因为这种关系，中山装很为世人所欢迎。1929年，国民政府制定宪法时，明确将其定为男子礼服，并要求特、简、荐、委四级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此服，以示对孙中山服制改革的尊重。

社会变革进入新的阶段，思想解放、文化创新、风俗演变的步伐加快。中国是这样，温州也不例外。这些都为新型知识群体的崛起和成长提供了新的土壤、新的氛围。

温州知识群体逐渐崛起

主要有翻译家群体、教育家群体、数学家群体、史学家群体、文艺家群体、语言文学家群体、书画篆刻家群体等。其中多位呈现出跨学科、身兼多职的特点

辛亥革命之后，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提倡民主和科学。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一批在外读书的温州青年如姜琦、郑振铎、周守良、高觉敷等人，与家乡温州，内外呼应，传播新思想、新科学、新文化。他们于1919年成立永嘉新学会，1920年创办《新学报》，起先在北京后来转到上海印刷，在北京、上海、南京、香港、杭州、厦门、温州等城市发行。永嘉新学会会员中，留学日本的有8人，在北京等高校读书的有21人。而黄溯初、吴璧华、张云雷、吕文起、徐寄庼、潘鉴宗、杨雨农等人，则是新学会的捐助人。周予同、金嵘轩、李笠、伍叔傥、薛祀光等人在瑞安创立知行社，推广平民教育，其中留日学生近三分之一。后来又有郑之纲、朱莹等人于1922年6月结成会文学社，创办平民学校等。

早在1882年，求志社成立于瑞安，又被称为“布衣党”，“当时东瓯布衣有天下人物之名”，显示了滋生清末改革思想的一种温床。“东瓯三先生”陈虬、宋恕、陈黻宸，活跃在维新变法的前沿阵地。

“抱团”做大，合作运营，是温州人的一贯传统。

辛亥之后，温州新型的知识群体逐渐崛起。

主要有翻译家群体、教育家群体、数学家群体、史学家群体、文艺家群体、语言文学家群体、书画篆刻家群体等。其中多位呈现出跨学科、身兼多职的特点。这里以在外温州文化人为主，简要加以介绍。

翻译家群体，主要有：郑振铎、刘廷芳、朱维之、高觉敷、沈炼之、缪天瑞、苏步青、金溟若、刘叔扬、赵瑞蕻、王书林、朱惠、吴景荣等人。

郑振铎翻译泰戈尔的诗作家喻户晓，至今还在印行。朱维之几乎以毕生的精力翻译弥尔顿的两大长诗《复乐园》和《失乐园》，所译《复乐园》1951年得上海广学会翻译优秀奖第一名。赵瑞蕻翻译的《红与黑》是第一个中文译本。高觉敷翻译《精神分析引论》等，介绍了西方大量的心理学著作，缪天瑞翻译了不少音乐学著作。

教育家群体，主要有：姜琦、周予同、高觉敷、王书林、金嵘轩、王骏声、谷旸、王晓梅，另外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陈黻宸、林损十分著名，音乐教育家缪天瑞桃李满天下。金嵘轩在杭州、温州长期任教，对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不小；王晓梅发动全校支持和培养刘旦宅的成长，成为温州教育史上的佳话。

近年再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重印了姜琦《现代西洋教育史》、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高觉敷《教育心理》、王书林《心理与教育测量》等，《心理与教育测量》是“我国心理和教育测量学的扛鼎之作”。

数学家群体，主要有：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徐贤修、徐桂芳、方德植、潘廷洸、白正国、杨忠道、谷超豪、张鸣镛等人。今年出版的胡毓达主编的《数学家之乡》一书对此有整体的介绍和论述（本报人文周刊7月14日曾专题报道）。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温州籍的有3人，姜立夫、苏步青、伍献文；当选第一届院士的数学家共5人，温州籍的就有姜、苏二位。

史学家群体，主要有：陈黻宸、陈怀、刘节、周予同、夏鼐、刘绍宽、董朴垞、张崟、孙延钊、孙正容、洪焕椿、程溯洛、沈炼之、陈竺同、徐规、陈学文、倪士毅等人。

陈黻宸（介石）主张历史要记录“民人社会之进退”。冯友兰说自己“在中国哲学方面，深受陈介石的影响”。周予同在经学史、教育史研究方面贡献很大，与周谷城称“东周西周”。张崟（字慕骞）、孙延钊、洪焕椿、倪士毅对浙江地方文史研究尤深，业绩也多。

文艺家群体，其中版画家有野夫、林夫、张明曹、王良俭、夏子颐、葛克俭、沙兵、杨涵、张长弓、张怀江、赵瑞椿、王维新等；陈田鹤是著名的音乐家；洪炳文是近代戏剧创作大师；新文学创作则有郑振铎、刘廷蔚（以新诗出名）、金溟若（擅长散文）、叶永蓁（创作小说）、莫洛（新诗尤其是散文诗）、唐湜（九叶诗人之一）、郑伯永、张禹、琦君等人。

语言文学家群体，主要有：夏承焘、董每戡、王季思、唐湜、吴鹭山；李笠、戴家祥、林尹、郑张尚芳、游汝杰、温端政、潘悟云、颜逸明等人，另外还有著名的报人：马星野、赵超构、林环岛，陈再华等人。

书画篆刻家群体，有：汪如渊、谢磊明、朱晓崖、马孟容、马公愚、张红薇、蔡笑秋，方介堪、叶鸿瀚、邹梦禅、徐堇侯、郑曼青、苏昧朔、李成勋、周昌谷、周沧米、刘旦宅等人。

分类很难，其中郑振铎、苏渊雷等人，呈现出一种多重职业倾向的特点，是多学科交叉、跨学科并重的文化人。又如：刘廷芳既是心理学家，又是诗人、翻译家；徐堇侯是名医，又是画家；董每戡既搞创作，又做研究；唐湜是诗人，又是文学评论家、南戏研究专家，也有译作出版。

新型知识群体的特点

辛亥革命之后的温州知识群体，具有现代精神，世界眼光，重商意识，创新能力，能“合指为拳”，集群运作，聚力做强，以求共生共赢

他们的基本特征有：

一是具有世界眼光。

知识群体之所以是新型的，首先在于他们往往是出国留学的归来者。近代中国的一大特点是沿海与内地的差异逐渐加大。留学生是其中的一大促进因素。1919年，苏步青中学毕业后，受原校长洪彦远的资助，自费赴日本留学。1918年至1924年间的《浙江公报》，连续刊登温州各县自费留学日本的批文有10多件。

走出乡土，出国留学，使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受到了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眼界与视野，不同于宋元明清时代，世界意识极大地增强，活动舞台、交往范围也尽力地扩大了。同时，他们又强调外来的、时代的与本土的、优秀的相结合。永嘉新学会的负责人姜琦在《新学报》发刊词中宣扬：采取美国“实用主义”以药我“永嘉学派”之病。

二是善于合作经营。

民国时期有三种思潮影响温州民间颇为深入，一是提倡平民教育，二是弘扬自治精神，三是倡导合作事业。温州人善于抱团合作，知识群体也不例外，在外靠朋友，同乡互助、合作共生的意识很强。民国初期，政府鼓励商业繁荣，沿海城市出现人争经商、群趋从商的风尚。民国时期的温州报纸往往将商业广告置于头版头条。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群体，精明能干，善于经营，著书特注重经济效益。

著名报人马星野1945年11月起任中央日报社社长兼总经理，1946年元旦起筹划实行报社企业化，1947年5月30日起，《中央日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马星野为常务董事兼社长。他的学生耿修业说：马星野先生时代的中央日报，在南京时赚钱，在台北也赚钱。办党报而能有大量盈余，星野师是第一人。

三是努力追求卓越。

他们往往是那个领域、那个方面的领军人物或领军人物之一，如数学家苏步青、生物学家伍献文、版画家郑野夫、考古学家夏鼐、音乐教育和研究方面的缪天瑞、经学史研究方面的周予同、教育学研究方面的姜琦、心理学研究方面的高觉敷、词学研究方面的夏承焘、戏剧研究方面的王季思、篆刻艺术方面的方介堪，等等。

温州人做事的风格是：只要有1%的可能，就以100%的努力去追求。知识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还能十分勤劳，郑振铎、高觉敷、周予同、刘廷芳、姜琦、缪天瑞、李笠、夏鼐、郑野夫、赵超构等人，尤其突出。

四是能开风气之先。

民国时期的温州，受上海的影响较大。着装多样性前所未有，新的社会环境为人们个性的自由表达提供了空间。郑振铎说俗文化“是勇于引进新东西的”。温州人灵活变通，创新能力较强，往往能开风气之先。

殷汝骊（1883~1941，金乡人）有《开发海南岛计划书》，推荐同乡人林竞（1892-1962）。林竞自1917年起三次西行，著有《新疆纪略》、《西北丛编》和《中国必能复兴之理由》，被誉为“开发西部身体力行的前驱”。他面见孙中山，条陈开发西北之见。智者西行，通过《西北丛编》，知识界精英传递出“五四”前后民主、科学精神走进西部的思想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