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顺利光复，关键在于陈黻宸劝导旗营协领贵林受降，革命军的政治失误在于背约，制造事端杀害贵林父子。新编《浙江通史》无视迎升《辛亥杭州驻防失守记》的实录，竟然讳言陈黻宸劝降，以致无法确切说明这段历史。

近载瑞安《玉海文化研究》中有谢公望撰写《杭州和平光复，陈黻宸功不可没》一文，根据迎升《失守记》所述：革命军担心旗营精锐，惧不能当。由于贵林在旗营中信誉卓著，全防倾心，而陈黻宸和贵林为挚友，故陈时夏屡向陈黻宸建议，劝协领贵林投降，杭州可不血刃而定。陈黻宸考虑旗汉相持，徒多杀人无益，应邀前往旗营劝说贵林。咨议局书记胡钟翰、议员楼守光均力劝贵林就约，贵林意稍转，陈黻宸即进入贵林母亲的房间，请贵母劝诫其子勿战。经陈黻宸反复再四劝说，贵林母亲感于他的诚心，劝诫贵林就约。

由此不难看出，陈黻宸应陈时夏等人的建议，与胡钟翰、楼守光前往旗营劝说贵林投降，早在革命军武装起义之前。

贵林最终决定投降，并且力戒骁骑校迎升劝阻军士勿暴动，拒绝“分兵援抚署”，督队官哈楚显昇机关炮于要害地，将轰城时，贵林、迎升“嘱勿发”。因此，使得革命军11月4日晚几乎兵不血刃，整队入城。“正是因为革命军失信于贵林，……导致5日‘又委穆诗桥、杭辛斋莅营’，与贵林谈判的局面。”

而《浙江通史·清代卷》称：“1911年11月4日革命武装起义成功，至5日晨，杭州全城已基本光复，唯有旗营仍在负隅顽抗，……当晚7时，革命军代表傅孟、楼守光至旗营收缴了枪械。至此省城全部光复，清王朝在浙江省的统治就此终结”一大段，“只字未提及陈黻宸前往旗营劝说贵林的情节”。于是谢公望严正地批评：“《浙江通史》作为浙江历史最重要史籍，而将陈黻宸与胡钟翰、楼守光劝说贵林一节漏掉，取穆诗桥、杭辛斋与贵林谈判代之，实在有失公允，似乎有舍本逐末之嫌。”

光复后的温州军政分府

蔡克骄

1911年11月8日，温州光复，成立军政分府，至1912年7月撤军政分府置温州府，温州军政分府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在响应辛亥革命，稳定地方秩序等方面作了积极的工作。

一是推动各县光复。军政分府成立后的第二天，即派代表到瑞安接收政权。11月9日，黄曾枚、项廷珍等六位代表在兵士的护送下列队入城。黄曾枚代表革命者从清瑞安知府符璋手中收缴了瑞安县印，由项廷珍登台宣布，以黄曾枚为军政长。11月10日，在郡城接受军政分府指令的姜会明，返回平阳，第二天，姜会明邀七乡绅士到县挂印悬旗，宣布光复。

二是稳定社会治安。11月8日，军政分府出告示云：“尔等身家财产，统由军政分府担任保护，其各安居乐业，毋自惊扰，切切特示。” 徐定超主持分府后，主张“乱国之刑，准用重典”。

三是谷米平价、严禁偷漏。辛亥年温属各县水旱交加，民食窘乏。11月20日，军政分府都督徐定超到任的第二天，即召集商会总理及米业公会开会，共同议定米谷平价，并以军政分府的名义出告示云：“自经此次议定米价之后，各米铺务须赶速买谷平价出粜，以便接济贫民。毋得规避闭歇。各殷户等亦急宜将现谷平价出粜，以便接济米铺，不准囤积居奇。”

四是征求意见、改进工作。11月29日，军政分府以徐定超的名义发布告示称：“本分府才力绵薄，更事又鲜……分督一职，任大责重，凡地方何利之当兴，何害之当除，一经公众议决，均应实力举行。”

五是征收赋税，颁发执照。调整税收政策，出告示征收屯田征银七成，以济平粜之亏耗。不久又恢复征收地丁银，并颁发执照。这些政策对缓减民众痛苦，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流亡海外 曲线救国

章志诚

辛亥革命时期，温州地区虽然在海外的华侨人数较少，但他们的反清思想很浓厚，参加革命斗争很坚决，爱国主义思想很强烈。

温属乐清县涌现了许多反清志士，如陈梦熊（又名乃新）、月空（俗姓黄，名飞龙）、冯豹（字地造）、张云雷（原名烈）等。

张云雷（1883-1977），乐清西联乡汇头村人，1905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留学期间，结识了何香凝等一批革命志士，先后加入了同盟会、光复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他毕业之际，为免遭清政府逮捕，从日本先至新加坡，旋赴印度尼西亚泗水埠，在“中华学校”任教，并与沈钧业等人协助华侨商会创办《汉文新报》。

1907年五六月间，光复会领袖徐锡麟、秋瑾先后起事失败后，陈梦熊逃往印度尼西亚泗水埠，在“中华学校”任教，继续宣传革命，并在华侨中筹得经费汇交乐成镇黄飞龙（月空）作为武装起义之用。1910年8月，他患痢疾，卒于泗水埠，年仅29岁，同乡张云雷为他料理后事。

同年五六月间，徐锡麟、秋瑾相继殉难后，冯豹因受牵连而出奔南洋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爪哇，旋东渡日本，在华侨中鼓吹民主革命，募集经费。越年奉召回国，参加浙江光复活动。

1913年7月27日，孙中山在东京筹建中华革命党，永嘉县人王统等五人首立誓约。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9月1日，中华革命发表宣言，声明自本党成立之日，海外所有国民党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黄实（1881-1921），平阳宜山黄良村（今苍南县）人，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日本政法学校留学，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与陈其美交谊甚深。民国八年（1919），他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并兼代司法部次长。

重视辛亥革命遗迹的保护

陈钧贤

温州是浙江省辛亥革命重要活动地区之一。

但是，与兄弟市县的绍兴比，我们在辛亥革命历史研究、革命活动旧址和名人故居保护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特藉此全国隆重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机会，呼吁有关部门重视温州的辛亥革命历史研究，同时建议将温州城区仅存的两处辛亥革命纪念建筑：江心屿的澄鲜阁恢复为“徐公祠”（民国初年，温州各界有感于徐定超光复时有功家乡，曾在旧府署前立起两块青石碑：一为“徐公定超功德碑”，请道人李瑞清书；一为“缘起碑”，由胡调元撰文。后根据各界建议将碑移置今江心屿澄鲜阁，将其作为“徐公祠”予以纪念)；三官殿巷150号的“姜琦故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即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后为温州地区新文化运动杰出领导者，晚年曾为台湾文化回归作出突出贡献）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便作为深入研究、交流温州的辛亥革命光荣历史；瞻仰、学习、宣传辛亥革命先驱人物光辉业绩的重要平台和活动场所。

拉开一个时代的大幕

推动和顺应革命潮流

张声和

在这场“千古变局”中，温州人中有众多精英人物，走在时代前列，推动和影响了这场伟大的革命。如：宋恕1892年就提出：“易服改制，一切从西 ”，他“求东史考维新，百年心醉扶桑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陈虬在光绪初就和许启畴、金鸣昌、陈黻宸等人组织“求志社”，而后又创建心兰书社，开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先河。他提出了 “创设议院以通下情”的政治主张，是我国最早提出采用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倡议；黄庆澄是我国第一张《算学报》的创始人，他以科学普及思想救中国，认为：“当今中国的第一要事，就是开办新式学校，教授自然科学，翻译外国书籍，以求人才辈出，一洗数十年虚骄昏聩之气。”近百年间，“温州数学家群体”的形成，追根溯源，不能不说是黄庆澄在辛亥革命前后开了数学教育风气之先河。

而温州的一批志士，在辛亥革命之前就重视地方科技文化教育和实业进步与发展。如刘绍宽东瀛考学归来后在家乡兴办学新式校；蒋叔南、陈少文开发北、南雁荡山；黄溯初等人创办温州师范、开办瓯海医院；吴百亨、李毓蒙办奶厂、陶瓷厂和发明弹花机；王理孚、吕渭英、杨雨农等，开埠开港开发岛屿，兴航兴运兴交通，大办社会公共事业等。

移风易俗的新时代

邱国珍

从民俗学视野看，辛亥革命对于移风易俗、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温州的民俗，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有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迁。从胡珠生先生的《温州近代史》、林炜然先生的《辛亥革命在瑞安》等文献看，这种变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剪辫易服

据《温州近代史》记载，辛亥革命爆发后一个月，即11月10日，府城“有500多人公开剪去了辫子”。1912年1月7日晚，好几百学生手拿剪刀“把群众的帽子脱下来，凡是养着辫子的都被剪了，一小时内剪下200多条辫子。”剪辫以后，“西洋帽子的生意特别兴隆，一顶帽子原先只卖一个法郎，现在要卖2.5法郎”。未剪的也扎成发锥或盘在头上，“脑后挂着一条尾巴的怪状是不见了”。

辫子作为一种发饰，原本是个人生活方式的小事；但在特殊时期，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当年，清兵入关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来逼迫汉族人，许多汉人为了抵抗，不惜豁上自己的性命。辛亥革命时，剪辫子与蓄辫子又成了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准之一。在革命党的倡导下，剪辫子渐成社会风尚。许多人甚至约好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一起聚餐庆祝。在不少人的辛亥记忆里，民国是从剪辫子开始的。

人们的服饰观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往服饰上的那种古板单调、等级森严的局面，开始被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服饰景象所取代，穿衣戴帽成为个人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的一个鲜明标志。身着西式服装成了温州人时尚的标志。当时的一首打油诗：“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做短衣裳。脚跟形式先融化，说到莲钩六寸长。”形象地描述了这样的民俗变迁。

二、人际关系和礼仪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的温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际交往的礼仪也随之变异。百姓对官吏说话不必下跪了，下属见上级也能正坐平视了，平辈互相称“君”，对前辈称“先生”，至于三跪九叩首，一跪四拜以及俯伏、稽首等仪尽行废除，一律改为常礼一鞠躬，大礼三鞠躬。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说过，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制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句话是在1941年时说的，意在告诉我们：要重视辛亥革命的历史，重视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反封建的这一面。不了解辛亥革命推翻皇帝统治的重要性，你就不能理解那个时候的人们思想解放的重要性。

三、废除旧祀典

林炜然先生在《辛亥革命在瑞安》一文中说：清明节奉城隍神出巡，瑞安知事全熙“得讯，即派差把它压回，否则即逮捕首事者。”

温州，这个“东南一隅”，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民间信仰特别发达，敬鬼神、好祭祀是旧时温州的民俗特点之一。辛亥革命对封建迷信固然有所打击，但疾风骤雨式的革命，不免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如祭孔典礼，如民间俗信，并不一概是“封建迷信”。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对其否定之否定，已经是百年之后的事了。

辛亥革命后，温州还出现了许多新风尚，如老黄历不用了，妇女不再缠足了，时兴文明结婚，禁止吸毒、赌博……总之，温州迎来了移风易俗、民俗变迁的新时代。

“海归”引领新风

张小燕

1877年温州开埠，吹进欧风美雨，融进西方文明。清末民初，一批温州学子以留学、游学等多种方式东渡扶桑，留学日本，攻读西学，关注世事。他们参加光复会、同盟会等进步组织，参与反清、抗俄等革命斗争，在辛亥这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留下明朗的温州足迹，而后又在教育、医疗、金融和军事等领域，在开拓温州近代化进程中留下晚清温州“海归”辛亥志士的卓越建树。

据温州学者胡珠生统计，从1898年到1911年的10多年间，温州出现留日热潮，留日学生有130多人，形成一个以黃溯初、黄实、杨悌、吴璧华、叶正度、殷汝骊、虞廷恺、许璇、姜琦、张云雷、林调元等辛亥志士为代表的新型温州知识群体。他们传播西学，引领新风，推动了温州社会转型发展。

如刘绍宽、宋恕，他们或为温州现代教育和文化事业之先贤，或为温州近代启蒙思想之明星。刘绍宽1904年秋赴日考察，书成《东赢观学记》，将日本教育经验嫁接温州本土，在家乡平阳创办普通学堂40多所。刘绍宽曾两度出任温州中学校长，任上制订《温州府官立中学堂暂定章程》，开温州教育史上依法治校之先河。刘绍宽直言日本考察的影响：“余此后从事教育，皆基于此行”。

宋恕早在沪上结识日本友人并阅读日本书籍，1903年夏亲往日本观光。学人杨际开认为，在近代中国，最早开始从文化触变的角度研究日本的是宋恕，宋恕把中国文明现代转型与日本近代崛起这两个课题内在地结合起来， 找到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调节、对话以及转换的中间地带。

温州早期赴日留学、游学群体，积极参与辛亥革命，继而创立温州的近代教育和近代医疗，1919年黃溯初、吴璧华等人创立瓯海医院，是为温州附一医前身，1933年黃溯初创办的温州师范学校，是为温大本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温州知识群体，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谢文锦、胡识因成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领导人，胡公冕、金贯真和李德钊等则创立了红十三军。

历史表明，温州近代以来的赴日、赴苏两次留学热潮带来的中西文化融汇、新旧观念碰撞，改良了温州本土文化生态，推动了温州的社会发展。

弘扬乡邦文献

卢礼阳

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地方文献工作，温州继承了晚清瑞安孙家搜罗与传播乡邦文献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抗战之前至少有这么几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瓯海关监督冒广生辑刊《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收录唐宋元温州乡贤著作13家14种22卷。冒广生出资，1915年温州叶怀古斋、郭博古斋刻本。冒广生还撰《永嘉高僧碑传集》八卷，叶怀古斋刻本。经查，《丛刻》全国有25家图书馆收藏。

二是慎社同仁筹备《慎社丛书》。1920年秋，慎社社友薛钟斗与梅冷生在飞霞洞雅集，商议编印《慎社丛书》，列入计划的有写本数十种。可惜由于薛钟斗在瑞安县立图书馆馆长任上英年早逝，这一计划流产。

三是黄溯初出资在上海排印《敬乡楼丛书》。1928年至1935年，通易信托公司董事长黄溯初选印《敬乡楼丛书》四辑，计38种289卷，刘景晨先后承担第一、二、四辑，刘绍宽负责校点第三辑，分装78册。这是继清同治光绪间《永嘉丛书》（15种252卷）、民国初年《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之后，近代温州乡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成果，受到梁启超、蔡元培、黄侃、胡适的高度评价。据了解，全国有27家图书馆收藏；海外，仅美国即有五家图书馆收藏。

四是瓯风社的成立与《惜砚楼丛刊》的出版。1933年11月，刘绍宽、王理孚、黄式苏、高谊、陈谧、林庆云、池志澂、林损、李笠、孙延钊、梅冷生等16人在瑞安求志堂发起组织瓯风社，并编辑出版《瓯风杂志》24期。1935年，林庆云出资排印《惜砚楼丛刊》，收录清代乡贤八家著作九种十卷，分两册，由瓯风社发行。

五是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的成立与抢救性工作。1935年4月5日至1937年2月27日，不足两年时间，在专区、县两级政府的支持下，乡著会广泛动员，四处征集，抄缮乡贤稿本402种1259卷。借以抄写的底本后来大都流失无存，更显示出这批抄本的珍贵。我们现在重新整理地方文献，就离不开这批抄本。

地方文献工作，不管是征集保存，还是整理出版，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配合与合作。

一是当局与社会的合作。冒广生率先垂范于前，许蟠云鼎力支持于后，两人各有千秋。而许蟠云专员任内，瑞安绅士沈权在第三特区行政会议提出倡议，许蟠云呼应与拍板，形成决议，建立专门机构，尤其难得。政府主导，组织健全（总会分征集、保管、整理、总务、印行五股，而且各县设立分会），经费基本保障，而参与主事者如刘绍宽、孙孟晋、梅冷生等都是社会有识之士，驾轻就熟，因此收效甚大。

二是实业家与学术界的合作。黄溯初与两刘校刊《敬乡楼丛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只是由于通易信托公司破产，拟议中的第五辑胎死腹中。所幸近年出版《温州文献丛书》，已将《孙锵鸣集》《项乔集》《王叔杲集》纳入规划，陆续整理问世，既完成先贤的遗愿，又满足读者的需要。

三是本籍人士与客籍人士的合作。以《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为例，参与点校者客籍十人，其中省内有萧山钟云龙、山阴金煊、临海项霈、杭县曹锡、吴本钺，诸暨章翔绶，省外有江宁陈光宪、奉新宋名璋、闽县吴宝琛、衡阳左杕周（四位是冒广生的同僚，道尹或县知事），本籍七名：瑞安项湘藻，永嘉陈祖绶、叶琮、徐定超，乐清胡天朴、周李光，玉环陈鲁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