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关心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历史的人，都不会忽视1956年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浙江省永嘉县首创包产到户那段最重要时史。”这句话，来自“燎原社史陈列馆”的前言。

半个多世纪前，在全国各地大搞农业生产，大办集体农庄，合作化进入高潮之时，在温州永嘉一隅，一个名叫“燎原社”的农业合作社，以“包产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探索主旨，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农业生产改革之路——包产到户。由于这一极具创造性的改革实践与当时合作化主流不一致，注定了它前路坎坷，“燎原社”的生命仅维持了短短10个月。

然而，这一短暂的改革经历，却为后来的中国农村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后来的“温州精神”、“温州人精神”开路。可以说，“包产到户”关于求真务实的践行探索，成为后人的一面旗帜……

“两工顶一工”，责任制萌发

土地改革后，曾经租种土地或是为地主“打工”的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热情前所未有地提高。在永嘉雄溪乡任桥村（今为瓯海郭溪任桥村），村民林银朋，分到了3亩农田。因为父母早亡，再考虑到今后娶妻生子，他的份头比村里平均每人1.2亩多了不少 。“农忙时，天不亮就到田里干活。”今年已经77岁高龄的林银朋回忆道，当时他们四五户人家组成一个互助组，一起干农活一起忙生产。

为了提高生产力，由互助组合并而来的初级合作社很快便应运而生，接着又出现了高级社。1955年1月，浙江省的农业合作社已经发展到5.3万多个，一年翻14番，居全国之冠。永嘉也不例外，在这一年，县委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到，“一部分单干户直接加入集体农庄，他们高兴地说一夜连升五级，坐电梯进入社会主义。”

1955年的冬天，永嘉全县出现合作化高潮，一批大规模高级合作社涌现。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潘桥高级农庄，拥有1184户人口，8456亩土地。许多农民真诚地相信，加入高级社后，人多力量大，资金足，就可以大力实现这些个人或初级社还没有实行或无法实行的增产措施。然而，高级社名字虽响亮，但实际农庄生产力水平还差上一大截，生产管理混乱，庞大的农庄依旧沿用初级社的办法，包工到生产队，队长白天忙着派工，晚上忙着给出勤的社员评工分。干活多的和少的在工分上没有差别，一年收成自己分成多少不清楚，社员们劳动积极性普遍不高。大伙就编了不少反映现实的顺口溜：“天光等等队（长），晚上开开会”、“队长派工，社员出工，干活磨洋工，两工顶一工”。

时任永嘉县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的李云河受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的署名文章的启发，有了试验包产到户的设想。县委书记李桂茂当即拍板，决定在潘桥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为慎重起见，他请示温州地委，最后决定在燎原社试验。当时的燎原社也是大社，778户共3600人，水田5400多亩，戴洁天担任试点工作组组长。

包产到户，短暂的春天

1956年5月，工作组在燎原社进行的“分级管理，按件计酬”个人包段负责制和“包产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试点，李云河给了一个通俗易懂的称呼——包产到户。

林银朋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包产到户试点开始后，他作为燎原社农业管理委员会委员和社员连夜拉农肥的场景。“那时候，我们连夜到城里拉农家肥，划船到瑞安挖河泥，割水草，整天有干不完的活，用不完的劲，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忙着。”回忆起那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岁月，老人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社里包产、包肥、包工，一年每亩交粮1000斤为定额，超出部分的60%给责任田的社员作为奖励，而没能完成任务量的，则要承担相应赔偿，做到“一年早知道”，即任务量心中有数。“没人想赔本，精神面貌自然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包产到户试点很快就收到了成效，1957 年4 月，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全社春粮增产40％。燎原社的社员还讨论总结有“六好”、“五高”和“八多”。“六好”是责任清楚好、劳动质量好、大家动脑好、增量可靠好、干群关系好、记工方便好；“五高”是农活质量高、粮食产量高、学技术热情高、劳模威信高、生活水平一定大提高；“八多”即增积土肥多、养猪养得多、学技术的人多、千斤田会增多、生产能手会增多、关心生产的人多、和睦团结多、勤往田头的人多。

很快，燎原社的经验便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开来。到1957 年春，整个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1000 多个，社员达到17.8 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5%。

然而，在当时合作化为主流的大背景下，包产到户的做法很快引来质疑，这是不是变相地否定集体生产和农业社？是不是单干？李云河则多次持笔向质疑者亮明观点与做法。当时的浙江省省委副书记林乎加也肯定了这一做法，包产到户迎来了短暂的春天。

实际上，燎原社的包产到户不是以户为单位经营，而仍然以队为单位统一经营，有很多农活是靠“集体”去完成，而不是靠一户去完成。只有一部分不应该“集体”而适合于个人搞的农活，才由社员自己去安排。同时包产到户不是纯粹的“包产到户”，它在要求产量的同时，也对劳动质量提出了要求，是“产量责任制”和“劳动质量责任制”到户。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3月8日，一纸禁令掐灭了燎原星火，永嘉县委明令禁止包产到户，县委改组。李桂茂被撤销职务，工资降3级；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工资降4级；戴洁天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开除公职，送回原籍管制劳动。除了县委干部，大量支持、参与包产到户的农民受牵连，全县被判刑、劳改的达20多人。

求真务实，星火在燎原

40多年以后的一个盛夏，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朱厚泽等一批党史和农村问题专家来到永嘉，对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发生在这里的包产到户试验进行考察。最后他们达成了共识：1956年春，在永嘉县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全国农村最早发生，并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实行，取得明显成效、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次改革实践。杜润生还提笔写下“包产到户第一县”。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1999年3月，“燎原社史陈列馆”在郭溪老虎山落成开放。没有邀请专业的设计师为陈列馆进行设计，质朴的馆舍样式犹如燎原人务实的作风。馆舍分为上下两层，布置整洁，一楼展室中央树立着书有“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字样的纪念墙，四周则是以时间为轴线分为8个板块，文字、图片、史料等多元素详尽展示了燎原社成立的历史背景、燎原社建设的艰难历程、燎原发展的灿烂前景等内容。在二楼展室，除了介绍如今燎原社所在地仁桥、凰桥、曹埭3个村敢为人先的创业风貌外，一个被还原了的上世纪50年代燎原社社员的学习室，超越时空地呈现在眼前。讲台上摆放着煤油灯、“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台下一张张斑驳的条凳整齐地放好。除此之外，这里还有记录那段历史的生产和生活工具：墙上挂着蓑衣、草鞋、米筛……挨墙靠着田耙、竹筢……墙根摆着水车、织布机……每一个物件都无声地述说着那段历史。在楼房的立柱上和馆外的青石碑上，镌刻着包产到户亲历者，以及名人学者们赞颂燎原社和包产到户的楹联、题词。

陈列馆管理员任世定，在燎原社开展包产到户时才20岁，今年已经74的他依旧延续着与燎原社的这段缘分。每天他都会开馆打扫，陈列馆内从展板到陈列柜，再到实物几乎一尘不染。有时根据参观者的需要，他还会以亲历者的身份为他们义务讲解。“普通话讲不好，多多包涵啊。”任世定笑着说道。

永嘉包产到户是对真理孜孜探求，是求真务实的生动写照，向世人展示着温州人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傲然气魄，这场改革，比1978 年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生产队20名农民惊天动地的包产到户实践，整整早了22 年，是震撼全国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