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理解是每一位读者都会碰到的问题。阅读与理解，往往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没有正确的阅读与理解，你可能就无法正确地行动。对学者来讲是这样，对普通的读者也是这样。

但是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误解亦是时常产生的。在我看来，误解的产生主要有三种方式。了解误解产生的原因，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今后少走弯路。

知识欠缺

可能产生阅读误解

第一种误解是因为知识的欠缺而产生的。

“我没有那么多知识，我读不懂，所以会误解。”这种误解的产生是最常见的。而这一种阅读误解的产生也并不可怕，知识是一辈子永远学不完的，永远会有误解，随着你学习的进程，不断纠正以往的误解，仍然能获得正确的理解。

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从这首诗歌的内容看，是写一个新娘子昨晚刚结婚，第二天天亮要拜见公婆，她刚嫁到这个家里来，不知道公婆的喜好，所以她化妆完问她的丈夫说：“我画的妆可不可以？我不知公婆是喜欢淡妆、浓妆还是不化妆？”这种询问里面，同时包含向丈夫撒娇的意味，写得非常细腻、贴切、动人。

但是这首诗的题目是《近试上张水部》，那是怎么回事呢？联系这首诗的背景，原来它不是写新娘子的，新娘子仅仅是个比喻。它是说考生在参加进士考试以前，去问问别人他的水平如何，能否考上？他用意是在这里。在这里，新娘子是考生，夫婿是张水部，那么公婆是谁呢？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去问呢？这恐怕要对唐朝的科举考试的历史要有透彻的了解，才能理解这首诗歌为什么要这么写。

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是隋唐之际形成的。唐朝实行的科举制度，试卷是不密封的，改卷的考官能直接看到考生的姓名，所以唐朝的科举考试绝大多数是不公正的。因为只要看到名字就不可能公正，尤其是在官本位的社会里边。这个就要联系中国社会的本质问题，人治社会，如果这届考官公正，这届考试就公正，但是在官场里要找公正的官员是很难的。那么唐朝就采用一些辅助手段。其用意出发点是好的，通过一张考卷决定考生的终生是不太合理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考试老是提到的问题。唐朝规定考生考前首先要把自己平时作品交给考试部门，由他们审查，看看水平如何，这在唐朝叫行卷。所以唐朝的诗歌创作为什么那么好，考生考前如果诗歌写不好，前面的审查就通不过，诗歌是敲门砖，唐朝的文人要苦练写诗本领，这跟一生的前途息息相关。

由于主考官精力有限，一年的考生这么多，交上来的诗歌读不过来，尤其是考生年轻的时候作品的水平不够（即使是杜甫年轻时的作品水平和他后来的也是没法比的）。看多了，未免厌倦，又看不过来，有些考生就找有名的人，把投给考官的诗歌也投给当今有名的人物，如果他们看了以后说好，就能影响考官的判断。于是，由唐朝的行卷制度又衍生出一种制度“公卷”，就是将作品交给社会贤达、名流、文坛大家，由他们去阅读，如果他们表扬认可，考中的希望就很大了。

朱庆馀考前把诗拿给当时诗坛的名流张籍，张籍在水部做官，所以称他为张水部。由此可见，“新娘子”是朱庆馀，“夫婿”是张籍，“公婆”是考试官，朱庆馀问张籍今年考试有没有希望呢，结果张籍回答他一首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张籍用这首诗回答他，也是以这个比喻，说江南女子非常漂亮，你刚打扮完毕更漂亮，而且歌唱得好，才艺双绝。那么，有了张籍这首诗歌，朱庆馀登科就在意料之中了，否则主考官担当不起。所以，读朱庆馀的这首诗，你需要了解唐朝科举考试的特殊背景、规章制度，你才能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假如说关于朱庆馀写作这首诗的背景资料丢失了，我们读到这首诗歌，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们就去分析说这首诗是个新娘子写的，作者的身份是个女性，写她新嫁到一个家庭的既陌生又新奇又撒娇这样复杂的心态，好像分析起来也头头是道。我们对好多古典诗歌作者搞不清楚，也是这样分析的。但是我们一旦读到背景资料，就知道我们读错了。随着知识的增加，知识面的扩大，相信由知识欠缺而产生的阅读误解会越来越少。

以讹传讹

以至于错误成了正确

第二类误解是以讹传讹造成的。

以往对一个作品，一直有一个固定的理解，大家都这么理解，觉得读得很对，也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于是，错误的知识不断地传承，以至于错误成了正确的。

举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为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首诗歌写什么？写给谁呢？自古至今，绝大多数人的理解是李商隐在巴山蜀水那个地方写给他的妻子的，以至于“何当共剪西窗烛”已经成为夫妻感情深厚的典故来使用。这样的阅读理解不是当代人的理解，宋代人就开始这样理解。但是，谁能确定地告诉我说，“君问归期未有期”里的“君”指的是李商隐的妻子，谁有证据说这首诗就是李商隐写给妻子的？恐怕是找不出证据。如果是写给其他人的？也找不出证据。

出于对这首诗的误解，南宋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里便把诗的题目改为了《夜雨寄内》。另一首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我们向来也把它当成爱情诗来读，后来还有人把红豆称为相思子。同样的一个问题，“愿君多采撷”的“君”是男是女？如果把李、王二诗放到文学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我们应该知道它们不大可能是写给妻子或情人的。

中国古人是不大习惯用诗写儿女私情的，你别看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但从创作传统上来说没有这样的传统的。儒家对文学创作的要求是诗言志，诗歌是写人生志向，写社会理想的。所以中国古典诗词作品浩如烟海，有写给自己妻子的，但数量是绝少的。反过来朋友之间的送别诗歌就非常多了，汗牛充栋。

我们追溯李、王二人写作的本意，那么，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事实上是写给北方的朋友的，北方就是京都长安，写给北方的朋友，事实上是对长安的思念，对长安的思念里面又寄托着诗人无法泯灭的仕途上的渴求与希冀。对李商隐《夜雨寄北》作这样的阅读与理解，在今天的学术界基本上得到了一致的认同。

而理解王维的《相思》，可以他的另一首诗为参照。他的七言绝句：“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这首诗与《相思》的感情差不多，用的词语差不多，这是写朋友之间的相思，还是写男女之间的相思？根据我刚才的解释，这就应该是写朋友之间的相思。这首诗的题目就是《送沈子福归江东》，读到这个题目就可想而知了，是写给男性朋友的。所以你从文化背景中去寻找，从作者的作品中去寻找，李、王之诗应该都是写给朋友的。

阅读中要学会自由思想

前面两种阅读中的误解，因知识欠缺产生的也好，以讹传讹产生的也好，我认为问题都不太大，这里我重点要谈的是第三种，就是在古代专制体制的教育下所导致的阅读误解，以致不会自由思想，这才是非常非常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

中国古代数千年的社会历史是专制社会。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不允许你有自己的思想，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思想，不许异端存在，不许思想的多元化，不许个性的自由发展。

比如，通过阅读我们知道，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态度是历史的一个进步，因为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个社会形态的发展，都是从原始多神崇拜，到一神崇拜，从靠天吃饭，到逐渐发现人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作为，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这是社会的进步。

但是反过来，如果一切的思想都要拿孔子的一个观点来解释，而不允许有其它思想，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里举个例子，孔子非常经典的一段话，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选自《韩非子》）

中国古代传说中鬼神很多，而且人鬼不分的。传说中夔是精通音乐的，哀公问：我听说，夔是个独角兽，真的吗？孔子立刻说，夔是人。夔和正常人一样，也是两只脚。只不过夔特别精通音乐，是尧的乐官。凡音乐上的事务，只要夔一个人就能够处理。所以，“夔一足矣”，“足”是“足够”的“足”，而不是“手足”的“足”。但文献资料是有上下文的，孔子不会不懂的。总而言之，孔子如此解释，是要通过狡辩把原来的意思完全曲解掉。

法国大哲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这种办法中国专制时代不行，必须是一种口气、一个声音。我们想想类似牵强附会的解释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明明是黑的，他非要说成是白的，指鹿为马。反映到文学领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也会是非颠倒，故意误解，最终可能导致行为上的许多偏颇与桎梏。

近来，在温州市图书馆举行的名家系列讲坛上，温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诸葛忆兵，就“阅读”这个话题做了演讲。诸葛忆兵主要从事宋代的文史研究，他的演讲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例，来讨论自己对于阅读的一些看法。现摘编部分，与读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