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

温州教育史源远流长，早在东晋年间就建立了永嘉郡学，但受封建社会歧视女性、男女不平等、“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影响，受教的基本上都是男性。虽然屡有知书达理的女子，往往也是家学造就，历代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知识程度总体上极度低下，荒芜一片。

进入晚清，国门打开，社会风气转变，人心渴望变革，“教育救国”理念勃然兴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纤纤女子勇敢地跨出幽深的闺阁，女学女校开始在瓯越大地上生根发芽。其中，小学教育担当了探路先锋，到了民国，我市的中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依次跟上，全面攻占了女子教育的阵地。纵观温州女学发展史，可以说除了高等教育，现代教育的主要门类完备无缺，其过程从晚清贯穿了整个民国，长达半个多世纪。

女子小学

掀起热潮

走进市区康乐坊的瓦市小学，迎面是一株粗壮茂密的大樟树，旁边的古树名木碑记载着它已有上百年寿命，如果它有知，一定记得遥远的1912年，那一年是民国元年，清温州军政分府都督徐定超的夫人胡德淑在这里创办了女子学馆，录取了二三十名学生。创办伊始，以开风气为己任的师生带头剪掉发辫，松开小脚；它一定也会回忆起，继胡德淑之后，蔡笑秋、姚平子相继担任了校长，她们满怀激情地来去于它的身旁，在浓荫下歇息乘凉，与师生们热火朝天讨论女子教育。

进入民国，小学教育继续发展，鲜明的标志是学堂改名为小学，划分为初等与高等，类似于如今的小学与初中。相应地，堂长改称为校长。此外，原来大都私立的女学，被官方介入，有了县立小学。

女子职教

应运而生

相比女子小学，女子中学起步较晚。据《瑞安市教育志》，温州第一所女子中学为1927年瑞安王毓烻创办的私立女子中学，次年停办。随后，1929年，刘绍宽、王理孚师徒等集资在平阳县东门也创办了一所平阳私立女子中学，蔡墨笑任教，刘绍宽为校长，但可惜也是短命学校，次年停办。

无疑，随着社会的日渐开放，男女同校的实施，专门开办女子学校已经没有必要，这也导致了温州市区唯一一所女子中学的短暂命运。1930年，刘绍宽之弟刘仲琳在温州市区仓桥街创办永嘉私立女子初级中学，由北师大毕业生、瑞安莘塍人木节任校长，次年，旧温属六县共立初级中学成立，女中便被并入而消亡，几经变迁，成为

英国传教士办起

第一所女学

站在市区高耸的兴文里大厦下面，望着钢筋水泥的当代建筑，周围停满了高级轿车，已经没有人能看得出这里曾经有过温州第一所女学，其主办者竟是一位跛着足远渡重洋而来的外国传教士。

清同治年间，英国籍传教士曹雅直乘坐轮船，辗转来到温州。金发碧眼、满腮胡子的曹雅直，只有一条腿，拄着拐杖，外貌怪异，市民们对他避而远之。如此处境，自然难以打开传教局面，他因此想到了通过办学来达到传教目的，先是在市区花园巷自己的寓所办起了一所男子书院，继而，1877年又在附近铁井栏买地开办了一所女书院，从收留两三名贫苦女孩求学开始，1902年改为育德女学堂，这就是温州第一所女学。

开办之初，女子读书风气未开。那时女子大多缠足，三寸金莲行走不便，很多适婚年龄的女子，在外抛头露面又会让人说闲话，因此都不敢出门。而女书院又是浓厚的“洋味”，社会上还谣传洋人挖心肝制造药物，有心读书的女子顾虑重重，家长竭力抵制，招生之难可以想见。

据我市学者苏虹介绍，曹雅直开出了各种优惠条件吸引生源，凡入学者，免费供给饮食住宿、衣服被子、书籍笔墨，每月还补助其家庭十块银元，而对成绩好的女生，还可以资助出国深造。因此吸引了广大穷困的市民，入学女子日渐增多。

但在布施优惠的同时，曹雅直不忘自己的传教士身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读书至十八九岁时，由校方代为选择信教人家为配偶，不得嫁给教外人，若有违反，加倍偿还一切费用，双方订下合同为据。

而在课程设置上，曹雅直同样“中西合璧”，既传授传统国学，也灌输圣经，女生还要参加宗教活动，后来又增设了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等课。

女学，无疑是女子也有受教育权利的现代人权思想与“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观念互相妥协的产物，因此先天注定了对男女界限的固守。育德女学的女生入学后，几乎与外界隔绝，每日大门上锁，校外男子严禁入内，平时不得与男子交谈通信。星期天上教堂做祷告时，女生坐过道左边，男生坐过道右边，女左男右，“三八线”分明，彼此不许打招呼，甚至连侧目而视也不行。

育德女学既给当时的女性打开了一扇文化的窗口，却也像一座森严的女子监狱。

本地知识阶层

纷纷开办女学

在外国传教士开创温州女学后，本地知识阶层也意识到女学是教育时尚，提高女子知识与素质，国人有责，不能让老外越俎代庖。1903年，萧侃在瑞安市区汇头街创办女子蒙学堂，其女萧仁果任教师，当时科目只有国文、历史、地理三门，但摒弃了教会女学的宗教色彩，学生也只有10来名，规模类似私塾，却开了温州各县女学风气之先。

据《平阳文史资料》张君文，当年春，平阳士绅陈少文也在平阳顺溪镇自家别墅“适舫”创办了益智高等女学校，招收自己家族的十几位姑娘为第一批学生，免收学费，校名还是一代大儒孙诒让题匾。

更知名的还要算1904年，温州近现代著名传教士苏慧廉夫妻在市区康乐坊天灯巷公馆里创办的艺文女学堂。我市著名女革命家胡识因就是在此开始了她的启蒙教育，她回忆，“在艺文女学读书，不用缴学杂费，书本由校方发给，每日中午还可在校午餐。年终考试成绩优良的，能得到鞋、裤料、手巾、耳环等奖品。”和育德女学堂一样，艺文女学同样反对裹足，虽然当时放足女子还遭受着社会非议。有一天，一位女生偷偷哭泣，告诉苏慧廉之妻苏路熙：“早上上学的时候，听到街边长凳上坐着的工人说，来了个女孩，有张她妈妈的脸，但有双她爸爸的脚。”

而作为教会学校，艺文女学的校规跟育德女学一样严厉，“苏师姆（苏路熙）对女生管教很严，书读不来或有其他犯规事情，要用戒尺打手心。随后又调来一位谢师姆主持校务，她比苏师姆更凶狠，管束学生是很残酷的。校中有一位牧师的女儿金某某，当年已十八岁，当谢师姆知道她和一教外青年通信后，认为是犯了罪，就指派女教师把她监视起来，并把她打得遍体青肿，后来又逼她嫁给永嘉山底一个教徒为妻。” 当时怀有正义感的同学，都非常不平，而胡识因也正因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不满，便转学到市区后来开办的大同女学。

1903年后，女学女校呈现每年都有开办的热闹景象。1905年春，平阳姜会明、黄益谦在平阳昆阳镇设立毓秀女子学堂，我市著名画家蔡笑秋、蔡墨笑姐妹就是就读于此。而1906年更是迎来了一个女学开办年。

放足之风带动

女学遍地开花

1906年1月，乐清北白象镇创办了造姆女子初等小学堂，是为乐清第一所女学。创办人黄解，字漱泉，今乐清北白象镇人，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海归人士，同盟会会员，后任浙江省参议会议员。喝过洋墨水的黄解思想开明，先后聘请乐清维新志士陈乃新之妻、“西乡六君子”之一的石聘南、当地人赵蔚斋为堂长。其中赵蔚斋兢兢业业，任教长达二十来年，教出了大批女弟子，为此，南怀瑾恩师朱鹏赋诗称赞他为“玉阶兰桂青箱业，红粉门生白发师”。

接下来，瑞安县城创办了德象、毅武、宣文三所女子初等小学堂，皆为孙诒让取名，学额各30名。之所以一办就能办成功三所，跟孙诒让带头支持与提倡女子放足大有关系。孙家如此名门望族大力提倡，瑞安放足之风顿时蔓延开来，这为瑞安女学创办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孙诒让更是把自己女儿孙韵箫也送进德象入读，为世族世家子女的入学起了榜样作用。

这里必须着重提到的，是德象、毅武的创办者吴之翰。吴之翰，瑞安人，晚清廪贡生，号称“八憨老人”，他深怀救国图强的决心，热忱教育事业，自费创办了两校，同样不收取学生的学费与书本纸墨费，有趣的是，其孙回忆：“凡进校女生名字中有莺、燕、花、柳等字的，祖父均将其改名为毅、武、强、华。其含义是中华女子不能太软弱无能，应同样为振兴中华，为富国强民出力”，可谓一片苦心。

同年，我市学者金伯钊也在温州市区府学巷创办爱群女子学堂，自任堂长，该校虽然仅一年就停办，但当时却颇具新气象，不但上课的女教师是从上海远道聘请的，而且学生一律穿校服，佩戴校徽，具有超前的品牌意识。当时还身在艺文女学的胡识因回忆，“每周日下午，艺文女生登上市区华盖山或积谷山游玩时，遇到爱群女生，看到她们服装整齐，心里极为羡慕，有的还打算转学爱群。”

进入1907年，温州市区引人注目的是多了一所大同女学，为瑞安人夏松亭、池强华夫妇在市区蝉街创办，取名来自《礼记》的大同社会与孙中山的大同思想。跟之前女学大都由知识分子创办不同，夏松亭本来是一位民间工艺匠师，会画像，会捏泥人，池强华更是一位不识字的小脚妇女。两夫妇自身办学条件不怎么样，其子夏伯龙却是当时温州警备司令，自然不愁经费场所。

1911年冬，大同女学举行第一次毕业考试，“这天，校里张灯结彩，好像办喜事一样，非常热闹，永嘉县知事莅临主考，亲自出题目，共录取了夏道子、徐麟子、姚平子等八名优等生。举行毕业典礼时，她们一律穿黑色缎镶边、钉金辫的纺绸蓝衫，脚登黑色缎、白粉底靴子，显示出秀才的身份。有的毕业生还坐轿拜客请酒，轰动一时，传为佳话。”其中姚平子日后成为我市著名革命家。但因为过于出风头，当时也有守旧人士用打油诗半开玩笑嘲讽：“一条辫子直长拖，不著绫绸不著罗。我道是谁真失敬，原来中国主人婆。”

而到1908年，瑞安有德巽女子初等小学堂、东南女子初等小学堂，乐清有毓秀女子初等小学堂，苍南有金乡女子初等小学堂。女学俨然遍地开花，欣欣向荣。

1912年，除了胡德淑开办女子学馆，我市著名书法家马公愚也倡办了启明女学。当年2月，曾任辛亥革命后乐清县民事长的曹文升带领卫兵，到乐清乡下调查一件民间的劫案，归途中不幸被匪徒绑架杀害。噩耗传来，该校拟送去挽联志哀，考虑到是女校，用语应该以女性口吻为宜。年方二十的马公愚这时不打草稿，挥笔而就，显露了文学才能：“停针数乐邑巨儒，如公有几？买丝绣平原小像，诩我方能。”联中“乐邑”即乐清县，“平原”指“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买丝绣平原小像”典出唐朝李贺诗句“买丝绣做平原君”，古典文学里为表达仰慕之意，而“停针”“丝绣”都是女红用语，可谓贴切。

当年7月，乐清名儒高谊筹办乐清县立第二女子完全小学，也称柳市女学，就是今天的柳市二小。然而，开办之初，仅三名学生报名，高谊便与造姆女学的黄解协商，把造姆女学并入，课桌与教学用具也转让给县立女子二小，学生免收学什费，每人每学期还补贴4斗大米，而高谊不但首任校长，还让自己的女儿高志骧也在此就读。高志骧毕业成年后，作为一位知识女性，成了国共合作牵线人张冲的贤内助。

民国元年之后，创办女子小学依然热潮未退，瑞安塘下莘塍有淑誉女校，乐清有培坤女子学校，我市著名画家野夫之妻张彩莲就担任过该校教员，到1919年，甚至连偏僻山城的泰顺，其县城也创办了一所罗阳女子小学，有学生60多人。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官方下令温州各县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后，这股热潮才告消散。

今天的温州二中。

但对于女子职业教育来说，因为女子本身的性别特征，却在我市持续了最久，直至新中国成立。1919年，永嘉女子蚕桑传习所成立，传授女子养蚕种桑的技术，这应该是我市女子职业教育的开端。1929年，乐清名士张云雷、卢霞九把此前创办的乐清虹桥女子学校（县立第四女子学校）改为乐清县立初级女子职业学校，卢霞九任校长，除了普通学校的课程外，还有刺绣、纺织、烹饪等针对女性的特色课。

也是在这一年，在我市白累德教会医院院长、英国人施德福的倡议下，私立白累德护士职业学校在市区海坛山下开办，招收培养女护士，1934年，他又设立了私立白累德助产职业学校，招收培养女助产士，后者后来改名为永嘉私立白累德高级助产士学校，首任校长即为我市名医陈梅豪，直到1949年，两校才与其他学校合并为今天的温州卫生学校的前身。

民国时期，政府开展了扫盲识字运动，有让成年男女入读脱盲的国民学校，但尽管如此，专门针对女子的成人识字教育学校，还是不乏萍踪，瑞安县妇女会曾经举办妇女简易识字学校，乐清虹桥区也一度有女子国民学校。而让成年妇女学习劳动技能的女子成人职业技术培训，在我市也出现过苗头，1931年，永嘉县民众教育馆曾经举办妇女职业传习所，1932年，乐清县民众教育馆曾经举办妇女裁缝传习所。

女师学生

投身风潮

如果说女子中学昙花一现，难以展开精彩叙述，温州女子师范教育就丰富多了，因为它度过了整整十来年光阴。1920年秋，永嘉县女子师范讲习所在温州市区大士门附近成立，创办人木节担任校长，教员有我市著名教育家金嵘轩、晚清瑞安举人伍梅荃，以及胡识因等人，学制两年，首届招生二三十人。

该校毕业生、我市知名女画家孙孟昭回忆：“女师除学习普通中学课程外，根据师范学校的要求，将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列为主课，并根据女子教育的特点，增设家事、缝纫、手工等课。”等于兼具了职业教育的特色。“学校特制了一种校服，用老紫红色的线呢制成，上身包领、琵琶襟，下身是同样颜色的短裙，再配上女师学生喜欢梳的发髻，整齐美观，大方庄重，一上街，人们就能一眼认出是女师学生”，不啻替女师打了活动广告。

当时内忧外患，政局腐败，女师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我们参加了永嘉县学生会。当全国掀起反对廿一条不平等条约高潮时，我们走上街头，高呼口号，‘誓雪国耻’‘打倒日本侵略者’。我们还时常外出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主张。”孙孟昭说。

在进步教师胡识因等人的言传身教下，女师学生普遍投入了妇女解放运动，大部分学生毕业后成了妇运骨干。温州上世纪二十年代妇运的蓬勃发展，可谓与女师学生密切相关。在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里，女师共毕业了七届学生，知名者除了孙孟昭，还有陈华曼（女律师，诗人王敬身夫人），伍莲芸（伍梅荃之女，“中国铀矿之父”南延宗夫人）等，到1931年并入旧温属六县共立初级中学，才退出了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