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图

温州是南戏的故里，也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平阳一个小山村，从小就嗜好看戏，每当夜幕降临，村庙古戏台锣鼓响起，就赶紧牵着祖母的衣襟前往观看。那时还不知道“南戏”为何物，长大了才明白：原来南戏不仅是“平阳和剧”“温州乱弹”等本地剧种的先宗，更是中国戏曲的始祖，因为它是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时称“温州杂剧”，后世的戏曲均与它有血缘关系。温州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地位，犹如古希腊悲剧故里雅典、古印度梵剧故里建陀罗，它们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的发源地。因此，我为自己是温州人而骄傲!无论离乡求学或工作，无不牵挂家乡的戏曲，南戏成为一缕抹不去的乡愁。

一个难得的契机，1987年5月5日，我有幸参加在温州华侨饭店召开的“温州南戏学会”成立大会。会后，我发现早期南戏唱“温州腔”，念白用温州方言，外地学者研究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而温籍学者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我一头扎了进去，决心把南戏研究作为主攻方向。从此，我痴之不渝，乐此不疲，不知不觉已度过30多个春秋。回顾往事，感慨良多!

为探渊源读千卷

南戏的渊源，包括时间、地点、来源三方面。

关于南戏产生的时间，向有“宣和间”“南渡之际”“宋光宗朝”三说。学界一般均持前二说而否定第三说，因为至宋光宗朝，南戏已危及官府统治，以致遭到宋室“赵闳夫榜禁”，可见早已不是诞生期，而是发展期了，诞生期至迟应在“宣和间”。此外，我认为于诞生期前必有一个“滥觞期”，因为任何事物的诞生，均有一个孕育过程，南戏当不例外。为此，我通读了唐、宋两代的正史及杂记《教坊记》《乐府杂录》《梦粱录》等有关歌舞百戏、特别是“唐宋杂剧”对南戏影响的记载，提出南戏的滥觞期至迟始于唐末宋初的新说，比“宣和间”的旧说提前了约两百年。

关于南戏的来源，学界一般认同徐谓《南词叙录》“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即村坊小曲而为之”的说法。我认为，还应该考虑其他因素，如“宋杂剧”即不可或缺。我查遍了唐、宋、金三代正史及《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杂记，发现宋杂剧的演出形式，已具备剧目、角色、场地等规模，为南戏诞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正如董每戡《说“戏文”》所说：“我们承认宋杂剧、金院本给予戏文不少帮助。”南戏早期命名“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也可证明这一点。

关于南戏产生的地点，自宋代刘埙《水云村稿》至清末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均称其为“温州”，未见异议。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于“温州说”之外，又生出“多点论”，称除温州外，南戏又同时诞生于杭州、泉州、莆田、仙游等东南沿海一带，这显然把“源”与“流”混为一谈了。为消除这一误解，我搜寻并细读流行于这些地方的“莆仙戏”“梨园戏”等大量南戏民间脚本，并将其与温州保存的宋元南戏古本相对照，发现它们原来都是从温州古本南戏流传过去的改编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南戏有如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个诞生地温州，其余都是它的流行地，正如《宋元戏曲考》所说：南戏“唯其与温州相关系，则不可诬也”。

南戏渊源虽长，但文献记载甚少，寻找起来有如大海捞针，有时你即使读了10本或20本文献，也未必能找到一条史料。几十年来，为探求南戏的渊源及其相关问题，我读过的书籍何止千卷!

为觅遗存行万里

南戏传千年而遍中国，寻找南戏的遗存是南戏研究的重大课题。我自1984年着手寻觅其踪迹，至2009年出版《南戏遗存考论》一书，长达25年。所到之处，除浙江外，还先后走访了南戏流布地的福建、江西、江苏、安徽、山西、湖南等10多个省的相关部门与艺人，行程达数万里。收获颇丰，仅南戏改本即多达200多本(折)，其中有的古老剧目，其改本竟达几十种之多。例如：

《琵琶记》，属于昆、弋腔本的，有《缀白裘》等27种；属于高腔本的，有安徽的青阳腔、岳西高腔，湖南的湘剧高腔、祁剧高腔、辰河高腔，浙江的新昌调腔、松阳高腔，福建的梨园戏、莆仙戏、四平腔，广东的正字戏、潮剧，川剧高腔，湖北高腔等14种；属于乱弹本的，有湖北汉剧、广西桂剧、山东柳子戏、江西赣剧、安徽庐剧、福建高甲戏及芗剧等7种。三类合计48种。

《荆钗记》，属于昆、弋腔本的，有《乐府菁华》等24种；属于高腔本的，有福建的莆仙戏、梨园戏、四平戏；浙江的新昌调腔，湖南的辰河高腔、湘剧高腔、祁剧高腔，安徽的岳西高腔、青阳腔，湖北的麻城高腔、襄阳青戏，以及江西都昌高腔和川剧高腔等13种。两类合计37种。

《白兔记》，属于昆、弋腔本的，有《玉谷新簧》等18种；属于高腔本的，有浙江的松阳高腔、西吴高腔、西安高腔、侯阳高腔、温州高腔，湖南的湘剧高腔、辰河高腔、祁剧高腔、麻城高腔，广东的潮剧、正字戏，安微的青阳腔、岳西高腔，江西都昌高腔，福建的四平腔、梨园戏、莆仙戏等17种；属于乱弹的，有绍兴乱弹、山西同州梆子、河北梆子、安徽庐剧等4种。三类合计39种。

如此多的改本，足以证明南戏发展最大的特点是“善变”“以变求生”。其演变轨迹是：“温州腔”→杭州腔→“四大声腔”→“高腔”等。

上述所列改本多属民间抄本，有如天女散花，撒落各地，要想找到它们，谈何容易!例如2006年10月16日，我趁全国“四平腔”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屏南召开之机，即千里迢迢赶去寻找《白兔记》《江天暮雪》等改本。那里山高路陡，汽车要在盘山公路上不停打转，路上不知呕吐了多少次，最后趴倒在座位上。20日会议结束返回福州时，会务组分两辆汽车把代表送出大山，我一路上提心吊胆怕出事故。经过一个叫“黛溪”的地方时，前面那辆汽车果然出事，从山崖上翻了下来，才被挡在梯田里，造成30多人受伤。梯田下方可是百丈悬崖，倘若没有被挡住，后果不堪设想。我原本是坐在前一辆的，领导照顾我会晕车，临时调至后辆前座，才免遭这场车祸。回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个中甘苦唯自知

南戏研究是一项寂寞的工作，要么，长坐板凳读黄卷，孤灯相陪度昏晨；要么，走尽东西并南北，独访艺人寻史料，个中甘苦唯自知。

甘的是，辛勤的笔耕没有白费，已出版专著《南戏遗存考论》《南宋戏曲史》《浙江昆剧史》《浙江戏曲史》《温州古代戏曲史》、合著《青楼集笺注》《戏曲优伶史》等几十种。其中《南戏遗存考论》《南宋戏曲史》《浙江昆剧史》，分别获浙江省第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一等奖、二等奖与三等奖。发表论文近200篇，其中有两篇获得王国维戏曲论文一等奖。此外还在《温州日报》等各大报刊发表南戏短论近100篇。

苦的是，乐中之苦，为获取成果必须付出的辛劳。例如：1992年农历二月十九日上午，得知东阳马宅镇孔村“落迦宫”举行观音庙会，当晚要演出“目连戏”。当时我正在撰写《南戏与目连戏》一文，目连戏作为“宋杂剧”，比南戏还早，后来又成为南戏的一个剧目，可见目连戏与南戏关系之密。得此消息，简直是天赐良机，立即出发。赶到马宅时天已全黑，来不及吃饭，也顾不得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就在马宅镇文化站站长马佐华的陪同下，进庙观看“朱氏道士班”演出的《目连救母》。戏演毕，还采访了班主、目连扮演者朱福雨，回到旅馆已过午夜。因刚看完戏的缘故，一点睡意也没有，于是就干脆来一个挑灯夜战，结合刚才看过的目连戏情景，续写起白天未完成的《南戏与目连戏》一文来。越写越兴奋，直至阳光爬进窗棂，才发现天已大亮。

又如1994年大年初二，我约东阳县文化馆摄影师龚明伟，赴松阳县周安村观看高腔剧团演出的《夫人戏》。那时交通极不方便，赶到松阳县城已天黑，次日乘汽车到玉岩镇，再步行30里山路，到达周安时已近黄昏。那里没有客店，只好住在老艺人吴大水先生家里。待观毕三昼夜的《夫人戏》并作了全程摄像记录，已是大年初六深夜了，本打算次日一早下山，不料当晚突然下起鹅毛大雪，连续下了三天，我们只好安下心来继续待在周安。不过这三天也并没有闲着，除走访多位高腔老艺人外，还请吴大水口述《芦花记》等南戏改本，收获颇丰。虽然下山时跌了一跤，只好由龚明伟扶我行走，想到此行满载而归，摔此一跤又算得什么呢？

寒来暑往数十秋，初心不改是乡愁。作为一名南戏故里的学人，我始终以南戏研究为己任，为不辱使命，几十年如一日，如今不知老之早至，依然惜时如金，笔耕不辍。在这有生之年，能为生我养我的故乡尽绵薄之力，并以此向祖国七十华诞献礼，这是何等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