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黄湘娟

1928年出生于绍兴嵊县，13岁从艺，工旦角。自1951年温州市越剧团成立起至1985年，担任该团团长。

“旧社会，

演员也是半个编剧”

黄慈帖（以下简称黄）：黄老师，您是嵊县人，嵊县是越剧的发源地，您学戏，是否和这个有关？

黄湘娟（以下简称娟）：这是有直接影响的。我是嵊县孔村人。当时越剧舞台上有名的“三花一娟”中的赵瑞花，和我是同村人。那时候，越剧还不叫越剧，叫“的笃班”。我父亲很喜欢做戏，曾经是“的笃班”的旦角演员，后来不演了。受父亲影响，我从小也爱做戏。

13岁时，我向父母提出要去学戏。父母不同意，觉得学戏太苦了。我哭着吵着一定要去。最后父母没办法，勉强同意。

那时候，在附近的太平村，有几位有钱的老板组织了一个班社，招了一批有演戏天赋的小姑娘，教她们演戏。那里不用交学费，唯一的条件是出山之后，要免费给老板做三年的戏。我父亲就送我去那里学戏，每个月带三斗米，供自己吃饭。

学了一年不到，差不多会演戏了，班社的老板把我们这十几个小姑娘，以一个月十块钱的价钱转卖给另外一个老板——“八一三剧团”的邢德华。这样，我们跟着邢老板到江西、福建去演戏了，演了三年。那三年，我们是没有工资的，都给老板免费做。我父亲赶到江西、福建去找我。结果在青田南田找到，把我找回来。父亲告诉我，同村的赵瑞花自己组织剧团了，邀请我去她的团里做戏。这样， 我就到赵瑞花剧团了。赵瑞花又请来王湘芝，王湘芝演小生，已经很有名了。后来，王湘芝邀请我到她的团里去，我和王湘芝搭档，我演小旦。

黄：您经历了旧社会，活在新时代，旧社会做戏和新社会有什么区别？

娟：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嗓子、相貌、人聪明灵光、道德品质，这些方面都很要紧，一样都少不了。嗓子不好不要做演员。相貌好看，一出去——哟！嗓子好，一唱——哦！好！旧社会大部分是路头戏（又名“幕表戏”。没有剧本和固定的唱词说白，仅有故事框架和分场提纲），好的师傅也有剧本，给你说戏。有的师傅一半路头一半剧本。路头戏要求演员很聪明，领悟能力很强，嗓子好，反应快，能随机应变。在台上，只要故事框架正确，名字没有报错，演员基本靠即兴发挥，表演随意性大。这就要求演员有很强的基本功，肚子里要有很多赋词，花园赋词、晚景赋词、上台赋词、下台赋词等等，用到时，信手拈来。路头戏，靠的就是积累，拼的就是经验，讲究的就是临场发挥。因为随意，经常会有一些突发事件。如果是非常老练的演员，就会处理得毫无痕迹；如果是新手，那就有可能会下不了台。可以说，在旧社会里，演员也是半个编剧。但旧社会的演员没经过很多的文化教育，水平一般都不高，这对于剧本的文学性、艺术性的提高是一个极大的限制。

新社会，有专业的编剧，专业的作曲，演员照着本子演，照着曲子唱就可以了。而且都是排了又排，练了又练，戏的质量高。演员不需要在剧情或者其他方面花很多心思，只需要专心研究如何提高自己的表演技巧、演唱技巧就可以了。不得不说，这是对演员的一种减负。

旧社会，出去演出得自己背铺盖，条件非常艰苦。大多数是住在农村里，吃住都在村民家里，铺盖往泥地上一放，就睡了。如果是去戏院演出，住的条件会好些，因为有卖戏票。那时候，演员地位很低，被人欺负的也很多。一般的观众对演员是喜爱的、关心的，演得好他们都会鼓掌捧场。坏的是地主、流氓、恶霸等，他们要你演什么，你就得演什么。你不演，他就喝倒彩，把你轰下去，不让你上台。如果你戏演得好被他们看上，他们就会强迫你做他的小老婆，不管你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还是二三十岁的大姑娘，不同意他们就捣乱。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条件也好多了。出去演出，近的可以开车回家，远的可以住旅馆，演员还被称为“文艺工作者”“艺术家”，多好。

“我当团长那年，24岁”

黄：黄老师，您是温州市越剧团第一任团长，当时建团的经过，还记得吗？

娟：当然记得了。那时候，越剧非常流行，温州人也很喜欢越剧。我们经常来温州演出。1947年下半年，我虚岁20岁，和王湘芝来温州，一直在东南戏院演出直到1948年。1950年我们又到温州来。那年，温州市委宣传部文化馆组织了温州大概十七八个剧团，有瓯剧、越剧、京剧，那时候都是民间职业剧团，办了一个训练班。其中大概有15个越剧班。剧团里经过民主改革，“改人、改戏、改制”，三改改下来。文化馆要组织一个国营剧团。在这么多的剧团中挑选，哪几个好一些的，把他们组到一起。我、王湘芝、史玉珍好多人都进去了，剧团成立的时候包括演员、舞美、导演等，大概有四十几人。其中有二十几个是演员。1951年，剧团在东南戏院成立，叫“温州市越剧工作团”。为什么叫工作团呢？开始是想叫“实验剧团”的，实验剧团是国营剧团的。国家没有许可，一直没批准。“工作”两个字，看起来像是国营剧团，实际上不是。到了1956年，才正式成立了国营剧团。我当团长那年，24岁。

1959年，因洞头县归属温州市，原洞头县少少越剧团(1956年从上海支援浙江)改为温州市越剧二团，小生演员张雪君任团长，原团为一团，我是一团团长。1967年两个团合并，分队演出，继续试行男女合演。八十年代，两团合并称“温州市越剧团”，取消男女合演。

建团以后，逐步地要演剧本戏。刚开始没有那么多剧本戏，那时候，白天晚上都有演出，一演就是十几二十来天，剧本戏供不应求，怎么办？只能白天演路头戏，晚上演剧本戏，或者穿插起来演。

在剧团里，困难多得很，靠大家，靠领导帮助，才能维持下去。我爱人李思馨原先是大众电影院的副经理，后来文化局派他来团里当支部书记。

黄：您是浙江省民间艺人中第一位党员？

娟：1954年，我和浙江越剧团的一个演员是省内第一批入党。成为党员以后，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脑子里老是有这根弦，紧绷着。开会的时候，我要大家晚婚晚育，自己也表决心。我是1956年结婚，1958年（虚岁31岁）生孩子。我儿子叫李矛，是有名的羽毛球教练，受我的影响，他也喜欢看戏。

黄：抗美援朝时，您为国家捐献过飞机大炮？

娟：那时候，常香玉用演戏赚来的钱，捐献飞机大炮。我们大家也向她学习，纷纷捐献飞机大炮。我把自己一个金戒指当掉，换了钱捐飞机大炮。那时工资是每天发的，拿来都捐献了。不只是我一个人捐，很多人都捐。

“观众越热情，我演得越投入”

黄：文化大革命那段日子，您是如何过来的？

娟：苦都苦死了。1966年，我爱人李思馨在京剧团当支部书记，“文革”中说他是走资派，我是越剧团团长，也是走资派，还是反动意识权威，各种帽子扣在我的头上。群众贴我大字报，可以让他们贴。但领导要贴我大字报，我也贴他们的。结果，头一年把我拉到茶山，斗批改。后来关牛棚，大概住了一年多。之后我到供销社第三招待所当服务员，大概有两年左右。1969年，落实政策回来了。

也有一部分人落实不了，就回不来，我妹妹黄苗娟就是其中之一。我调回来就拼命干，办了越光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演员，比如陈峰、吴爱民等。

黄：您都演过哪些戏？有句话在戏迷中很流行，说是“吕爱宝的走，黄湘娟的抖”，您当时是怎么练功的？

娟：那时候演过的戏蛮多。《叶香盗印》《泪洒相思地》，这些都是过去当家花旦演的戏。这个“抖”，说的是我演的《叶香盗印》里的丫环叶香，在盗取印信的过程中，因心惊胆战而浑身发抖，从开门、入室、开柜到摸门，有惊恐跌坐、跪步等一系列动作，前后约有半个来小时，这半个小时的核心是“抖”。这个功夫自己在台下用功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和台下观众的情绪有关，观众越热情，我演得越投入越精彩。

黄：您对温州越剧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吗？

黄：现在国家重视戏曲，整个环境好，我对温州越剧的期望，就是希望大家好，多出人才，排出好戏。

图片由市艺术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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