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新

大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在瑞安博物馆新馆，一场“翠峰春色”瓯窑藏品展如期登临，为这早春的东瓯添一份喜庆。

一部东瓯史半部在瓯窑

温州的收藏界里，瓯窑藏品是一个绕不开去的坡。如果说一部东瓯史半部在瓯窑这个提法尚有点夸大，那么，东瓯的人文里倘若没有瓯窑的身影，那温州历史的厚重之感将要逊色许多。从西汉东瓯立国（前192年）作为温州行政史建制史开端算起，至唐上元二年（675）设州，这八百多年的历史，关于永嘉郡与温州的文献资料是极为缺乏的。但正是这个历史缺环阶段，却正是瓯窑发生、发展、成熟的时期，也就是说瓯窑如日中天之际，恰是我们对这段历史最为迷茫之际，故此，瓯窑产品以其稳定的物理性质，将那段历史的诸多文化现象一一的印证，如同无字书，摇身变为东瓯补史证史的最好手段之一。

本次展览主人胡嗣雄就是一位痴迷瓯窑二十多个年头的老收藏，他的收藏最大特点就是除了器物本身的精致养眼外，更注重打造藏品的系统化、人文化与活态化，将收藏古董升华到了文化传承的自觉。这次展出的60件（套）的瓯窑藏品中，最早的是两件三国时期的藏品，一是百戏人物青瓷谷仓罐（图一），谷仓，俗称“魂瓶”，也称“丧葬罐”“谷仓罐”“五罐瓶”，是一种专为死者储藏粮食的明器。这件谷仓釉色淡青，光亮晶莹，不仅品相完美，而且其中的图案富有深意，它四个面的上部分四个区，有官员出行仪式，有婚娶的场面，有宴乐鼓吹，有亭阁楼台、舞蹈奏乐的倡伎优伶，飞禽走兽，还有高眉深目的胡人。这些画面是当时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反映了三国以来从北方战乱地南迁的世家大族奢侈的世俗生活。主人鲜衣怒马，趾高气扬骑于骏马上，尾随的仆从手持长矛悠然而行，一侧优伶们整齐例队弹奏着迎送曲子。推测主人的身份可能这是一个世族庄主。已将中原一带的田庄经济与私人武装带到平静的浙南，这些人或许在占有南方的大量土地的同时，并改变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透过这些场景，可以很好地解读温州东汉三国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的面貌。另一件三国时的铺首网纹三兽足洗（图二），这种在器足与器身饰以高浮雕的形式，过去常见中原商周至战国的青铜器上，巧合的是纹饰上与在丽岙、双屿出土的汉末时的青铜神兽镜、铜洗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同时期在瓯江下游北岸楠溪江口永嘉境内的殿岭山、小坟山、后背山一带出土的一些青瓷近似。这有可能是南迁的人口中掌握先进技术的工匠，他们在烧制过程中把中原青铜器的纹饰有意融合到制作过程中。在展出的两件西晋瓯窑作品，一是青瓷灶具（图三），这件灶具器型与1965年在平阳鳌江种玉的晋元康元年（291）墓出土相同。该墓同时出土的明器还有谷仓、水井、猪圈、狗圈、鸡圈、耳杯、鸡首壶、铜洗等几十件。虽说收藏者仅为孤件，比照出土的墓的器物原来也是一组，这是墓主在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生活的再现，虽然西晋立国时间很短，国势衰微，但在浙南的豪强地主，依然过着富足安宁的生活。另一件是镂空弦纹双系香薰（图四），与南朝时期相比造型显得简略，推测所使用的香料尚不是丝绸之路开通后所带来乳香、没药、沉香等高品位香料。当时东瓯一带香料原料一般是就地取材的薰香草、蕙草，直接放入容器的点燃，明火或是闷烧出的烟就是从布满器身的镂孔间冒出，这一半是香味一半是烟气的环境，几乎谈不上有多少美意的，也说明中原与偏远的东瓯之间时尚相隔百年的风尚习俗依然有差别。

到了东晋永和三年（323）永嘉开始建郡。这是温州文化的第一次觉醒，也是温州迎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北方豪门士族率宗族、宾客、乡党南迁东瓯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温州的经济文化开始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制瓷等手工业首当其冲，迎来的第一个黄金岁月。这次展览中，东晋至南朝的器物是最有特色的，一是瓯窑的产品开始进入都城建康，瓯窑的影响开始加大，并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二是器物的种类繁多，表明六朝时期相对平静的南方，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相对稳定。三是工艺水平至臻完善。如展出的东晋黑釉四系尊（图五），其黑釉彩既是对原来原始黑瓷的继承，也是一次突破，还有下面要谈到的釉下彩与缥瓷工艺也都是这个时期诞生的新工艺。

瓯窑里的时代风尚价值取向

瓷器是时代同步的印象。也是社会生活习俗的缩影。在文献或缺，不易朽坏的瓷器也成了追溯时光、合理推测的一把奇妙钥匙。从中也可看到瓯窑的发展过程中的时代风尚与价值取向。

魏晋玄学盛炽，朝野充溢清谈。一种是浅玄色的釉下褐彩，一种是浅青色的釉色在瓯窑中流行。褐色点彩最早出现时是一种“缺陷”，是釉或胎的某个部位铁的成分过多，铁又未还原彻底所致。窑工们以智慧的方式，认识到将单一的褐色进行系统、刻意的组合将产生视觉美丽的间离效果，无疑也是对瓷器品质的一种提升。随着有目的地在局部施加含铁釉料获得成功，如展出的东晋点彩弦纹双系青瓷尊（图六）与东晋点彩双系青瓷鸡首壶（图七）都是在口沿与中间部醒目位置以连续的带状褐点或不规则褐斑为图案，这种装饰成为两晋，特别是南朝时瓯窑产品一种值得炫耀的成熟技术。

瓯窑在魏晋之际，迎奉时代玄学大炽的态势，将时人的喜好也一一都写在瓷器的釉面上——一种淡青的釉色出现，即缥瓷。这种表述最早出现在文人的笔端。如西晋的潘岳，他存世的名篇《笙赋》中有“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句，将品尝金黄色的柑橘的甘润，与以缥瓷为盛器的美酒对应，从而产生视觉与味觉的通感效果，也道出这种淡青瓷器已为上流社会所珍爱。士大夫阶层崇尚清淡，隐逸风行，“清”、“秀”、“神”、“俊”的审美情趣通过士人们稀奇怪异的生活方式体现出来，并与器物的生产也产生了微妙的关系。“秀骨清相”的艺术时尚，在陶瓷方面表现为青瓷的勃兴，而淡青缥瓷似乎可以带给魏晋的士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佛教题材在瓯窑里也有很深的印记。随着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中国所独在的瓷器，从一开始就关注佛教与民生的关系。瓯窑佛教题材出现大致始于东晋。佛门圣花莲花最为瓯窑装饰所器重。莲花于器物上或仰或覆，简约明净，超然物外。五代时，温州为吴越国属地，钱氏以佛教为崇在全国推行。这次展出的莲瓣纹青瓷盖瓶（图八）即为这个时期的作品。整个器身为一株含苞的莲花，莲瓣错纵，花的轮廓在器表形成不规划的线条，产生强烈的动态美。到了宋代，佛教在东瓯的世俗化倾向进一步明显。莲花的装饰风格越发大胆奔放。如展出的藏品有一件北宋刻莲瓣纹青瓷粉盒（图九），就将莲花装饰直接用于女性闺房用品上，蕴藏着别样的意味。

凝固在釉面下“海丝”的记忆

温州对外交流开展较早，东晋太宁元年（323）建城时，就在沿江北岸设立港口。南朝时被誉为：“控带山海、利兼水陆”的都会，唐会昌三年（843）我国航海商船船长李处人开辟了温州至日本嘉值岛的直达航线，民间贸易往来逐渐开展。宋绍兴元年（1131），温州设立市舶务，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与高丽、真腊（柬埔寨）、印度以至非洲都有商船往返，呈现“一片繁华海上头”的景象。

元代温州设立市舶司，为全国七家之一，还修建码头“以达商舶”。当时温州对外贸易最主要的国家是日本，还有高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并建有专供海船使用的码头，以“雄镇一方”的净光塔，“砥柱中流”江心屿双塔，作为航标，为海舶进入港口指示航向。当时温州“百货所萃，廛氓贾竖咸附趋之”。（黄缙《永嘉县重修海堤记》）出口海外的物资非常丰富，其中主要有瓯江上游龙泉一带生产的龙泉窑青瓷，也有部分是瓯窑产品，及素负盛名的温州漆器、香料、丝绸等。元朝未与日本建交，元世祖忽必烈还曾两次出兵东海进攻日本，都未成功，两国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但是海上贸易却一直十分活跃，不过中国商舶驶往日本很少，而日本驶来中国商舶却络绎不绝。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和对外交流中，远销世界各地的龙泉瓷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温州作为龙泉青瓷的发源地和“仿龙泉”瓷器的产区，又是外销瓷的主要港口。其供求是巨大的，龙泉青瓷是从温州港出口后，远涉重洋，广销至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东非等地，后又波及欧洲，辗转世界各地。它是当时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地之一。

而龙泉青瓷一跃成为世界性商品和对外友好交流的主要礼品后，这就促使位于瓯江、飞云江两岸及其附近的青瓷窑址不得不模仿龙泉青瓷风格烧制产品，以便就近来满足对外需求。宋代温州乐清瑶岙窑、苍南大星垟、小星垟窑出土有近似“珠光青瓷”碗、盘标本。这些碗盘的造型、釉色、纹饰，同日本镰仓、太宰府、福冈湾、福山等地出土“珠光青瓷”产品基本一致，说明瓯窑产品远销海外的盛况。温州元代青瓷窑址，继续发展，其中以永嘉县桥头眠牛山窑址，钟山窑址最为典型。

这次展品中，颇为抢眼的是一件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碗底标本。疑是瓯窑仿龙泉窑，施满釉，压模浮雕一人物，此人高眉深目，头戴尖顶高帽，状如喇嘛，四肢极度扭动成“S”型，周边一圈为云彩纹缭绕，这种产品似乎鲜见，疑为外销，或定制。此产品应为温州瓯窑所烧。此标本为温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提供了一份难得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