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民悦

江风海潮，走过千年，从荒蛮走向繁荣。海滨，每一捧泥土里，都饱含着歌与泣……日前，由龙湾区海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组织编写，地方文史爱好者徐洪迪编著的《潮起海滨》一书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悠悠千年说风情”、“乡村旧迹寻记忆”、“渔农商企谈变迁”、“文教医疗话嬗变”、“美丽乡村现愿景”、“人物荟萃展风采”六个方面记录了乡镇海滨的发展全过程，是第一本综合介绍海滨的书籍。

我市知名学者章方松在序言中评价说：《潮起海滨》表述的是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域的人文精神记忆。作者徐洪迪历时5余年，本着对家乡文化的执着追求，寻古访幽，将海滨往事悠悠道来，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乡村文化的精神版图。

海涂上的淘“金”人

海滨位于瓯江入海口南岸，东濒东海，因为靠海的地理优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于海涂上掘跳鱼成了当地百姓的主要经济收入。“每到农闲时节，从八九岁到八十多岁，男男女女，挨家挨户，全员出动，那长长的队伍，经过乡间小路，踏着潮落的海滩，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徐洪迪是土生土长的海滨沙村人，小时候的“淘鱼”经历总让他念念不忘。

“初掘跳鱼时，看到很像的跳鱼洞，常常吃力地掘进去，结果不是‘撒尿蟹’就是‘虾蛄弹’（此两种当时不值钱）。有时反而对正宗的洞穴不屑一顾，误为废墟。”

“掘跳鱼，需要体能也需要技能。”在徐洪迪的记忆中，那些掘跳鱼的高手有一套完整的装备——头戴斗笠，肩扛锄头，腰系水壶，背着鱼篓。他们不仅要知晓跳鱼爬过的痕迹，还要识得千变万化的洞穴。“洞穴的孔道都不太规则，一般常呈‘y’型或‘U’型。当时有很多淘‘金’人，光看潮涨潮落和泥滩就能断定跳鱼数量有多少，日收获有十余斤。但也有些手拙的人，偷偷哭泣。因为没掌握这项技能就意味着成家立业少了份收成，也很难娶到老婆，将来生活多半不好。”

虽然掘跳鱼改善了村民的生活，但这项作业异常艰辛。作业区域常在鱼池村、伍溪沙、下兴村下面的海涂里，远一点的要到梅头、灵昆。三十年前，田间路道狭窄，步行需要两三小时。若落潮时间在清晨，村民须在公鸡第一次啼鸣，即凌晨一二点钟起床吃饭，乘着月色走，一直到堤塘，在那等到时间差不多时，便挽起裤脚，涉着水沟，翻过沙地，寻找“鱼源”。有了收获后，还要挑到集镇去卖。买卖不好的时候，从早上一直站到晚上，时间一长跳鱼也不新鲜，价格便打了折扣。

徐洪迪回忆起淘“金”人的种种辛酸，颇有感慨。而如今，村民操旧业掘跳鱼的已经不多，一个村也就10余人，他们的年龄大都四五十岁，当年能赚三四万，现在辛苦一年还比不上做皮鞋铸阀门。近几年，海涂面积骤减，加之海水污染，跳鱼数量大大减少。虽物以稀为贵，价格提高了，但年轻一代并不稀罕，村里人世代相传的掘跳鱼技能也渐渐失传。

抗战那些事

根据地方文史资料的记载和多位老人的回忆，徐洪迪将海滨人民对抵抗日军的英雄事迹一一书写。

时间回溯到1938年4月，当时海滨区域属永强区宁田乡，永强成立“战青团”宁田乡支团，由中共党员孙庆庚任支团长，加强农村敌后工作。1940年间，宁田乡中共党员王建斌、张定标、孙庆庚等领导宁田乡男女党员发动群众做军鞋、制服装、捐款献物，支援前线。1941年日寇占领温州，时任中共永强区委书记孙庆庚收编永强联防队，传达我党统战政策和抗日主张。该部改称“三民主义永强抗日青年游击队”，党组织为了团结抗日，争取控制利用敌伪乡村政权，当时宁田乡9个保长中有6个是中共地下党员。

在中共浙南特委领导下，永强军民同仇敌忾，以各种方式来反击敌人。浙南游击队大队参谋长程美兴率领队员和永强青年及抗日游击队一起，在永强和其他周边地区共同战斗，经常给日寇以意外打击，使日寇很长时间不敢出动。当时永强的国民党区长茅子志也经常带领士兵出入敌占区，在一次伏击战中，打死打伤多名日寇。

一位名叫王兆庸的老人告诉徐洪迪，他至今还记得，在1944年9月的一天，日寇到宁村所南门外的教场头村，要求一位名叫李景亭（别名李钟德）的老先生出面组织伪维持会，李老先生推辞有病，不肯接受，被猛刺一刀，当即身亡。后来，日寇又找到担任过双村乡乡长（包括宁村、沙村）、渔会主席的潘芷轩先生，命他出任宁城乡伪乡长。潘芷轩连夜逃到小陡门，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斗争。日寇竟把他家的三间楼房拆为平地，并将其父亲押做人质，后被日寇杀害。日军扬言：如果潘先生愿意出任乡长，房屋重建奉还。而潘芷轩宁愿倾家荡产，也决不当汉奸。

徐洪迪告诉记者，他还找到了潘芷轩老人的儿子潘庭槐，现年94岁的老人回忆起昔日时光，记忆依然是那么清晰。

往事不如烟

“一个乡镇的发展，不能单纯靠冷冰冰的经济指标，更需要有温度、有热度的精神力量来引导。”

为了写好乡土的人文故事，徐洪迪踏遍海滨的每一处角落，付诸了一腔热情和几多辛苦，也收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这其中有古风古色的明清民居，有一脉相承的文化教育，也有按图索骥、颇费周折才能寻觅到的前辈故事。

每一次的走访，每一位老人的娓娓道来，都让他经历了一个不同的人生。从钢铁工人到生产队，从革命艺术家到抗战老兵。

“有时冒昧探问，会投来戒备的眼神，但更多的是引来乡民们好奇的目光。不知不觉，话题多了起来，情绪也兴奋起来，都想争着说几句。”

此次著书，徐洪迪采访了近百位老人，七八十岁有之，近百岁者亦有之。他想，如不赶快寻访，从德高望重者口中抢救史料，那么许多的“活资料”就会被带走。“在采访老党员陈岩钏的时候，老人很注重史实，反复叮嘱我成稿好要念给他听。去年12月稿成，老人听后觉得无出入之处，欣慰地笑了。今年1月，96岁的他悄然离世。”

为了溯踪影、挖底蕴、存史料，徐洪迪马不停蹄地奔走、记录。他感慨地说，海滨往昔的建筑、旧人已如烟云般散去，但他们似乎又都没有离去，他们就像空气一样，弥散在历史、文化、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永存在这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