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上午，作为我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系列活动之一，由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温州市名城办主办的《温州：谢灵运与山水名城》论坛在市大会堂举行，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厦门大学王玫教授、我市学者张如元三人做了主题发言，本版特摘选其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南朝梁《昭明文选》在诗类里面有 “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行旅”这样的类型，都与山水题材相关。其中 “游览”与“行旅”这样两类诗中，选的最多的就是谢灵运的作品。

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临川太守任内的游览，属于宦游的性质，开创后世宦游山水的模式。他在会稽始宁墅内的游览，则带有栖隐的性质。《宋书》中说谢灵运在始宁墅栖隐时，“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从这一叙述来看，谢灵运山水诗对当时诗坛的山水诗风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是在始宁时期。但这是以前此的永嘉山水诗创作成就为铺垫的。永嘉是谢灵运作为山水诗人成名的地方。还有，如果将谢灵运的山水之游也视为一种士大夫生活的经典行为的话，永嘉之游与始宁之游，都是后人心目中谢灵运风容的形象标志。而永嘉之游更是创造了士大夫宦游山水的经典模式。从地域的重要性来看，谢灵运在永嘉郡内的影响，也要大于其在始宁的影响。虽然始宁是他父祖墓葬之地，是他的家墅，后来谢灵运自己还移籍其中；但是，也许是由于会稽一带自东晋以来就有众多名士的游居。所以谢灵运在该地域的影响，只能算是众多名流的中一员。而永嘉自汉武帝两次内迁东瓯之民于江淮之地后，长期处于空虚荒落的状态，至东晋太宁元年才设立州郡，属于文化落后地区。所以，谢灵运的永嘉之游对于温州地域文化比其始宁之游对于绍兴地域文化，相对来说重要得多。

谢灵运在永嘉仅一载，却写作二三十首诗。这个创作数量，在当时人们的写作习惯中，堪称奇迹，称得上是爆发式的。这当然有他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诗歌艺术方面的原因，但与永嘉山水景观的刺激是分不开的。《宋书·谢灵运传》里有一个重要的材料，一直为后来研究者所忽略：“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在谢灵运来做永嘉太守之前，永嘉郡在域内，尤其是在当时中朝的士大夫群中，就已经获得了“名山水”的名声。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设立了永嘉郡。温州名山水名声的造成，与这件事直接有关。因为这之后，一批来永嘉郡宦游的士大夫，以其很高的文化水平及其在郡内的文化活动，提高了温州在域内的名声。东晋的南渡士族，可能还在永嘉郡内从事过开发活动，甚至有可能有士族移居于此。就这样，永嘉山水的名声，逐渐流传于域内。到了晚唐诗人赵嘏的《送张又新除温州》诗中，还说“东晋江山称永嘉”。可见东晋士族在永嘉郡内的活动，在历史上是影响深远的。这句诗与“郡有名山水”是可以呼应的。

钱志熙：

谢灵运开创后世宦游山水的模式

王玫： 温州是中国山水诗的诞生地

在谢灵运之前后，六朝山水诗已初具规模，也出现一些写山水的诗人，如庾阐、孙绰、湛方生、谢混、殷仲文、宗炳。但是他们都不足成为晋宋山水诗的代表人。

谢灵运出身世族，家族优越的经济文化及教育等条件，为其山水诗创作具备重要基础。世族政治地位之高耸有利于世族子弟人格的自由发展，优渥的物质条件也为他们游览山水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而良好的文化素养有助于他们进行文学艺术创作。东晋政治经济文化的世族门阀化，正是东晋文学尤其是山水诗创作的社会基础。其次，谢灵运天资聪颖，又好学多才，具备从事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先天禀赋。再次，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让他有机会接触江南山水，为其山水诗创作提供不可多得的现实条件。

当时永嘉郡尚不是发达地区，山水故能保持其原初的纯美。有人说魏晋时期“人的自觉”表现为向内发现了自己，向外发现了自然。魏晋六朝时期人的生命意识觉醒，也引发山水意识、审美意识的大自觉，促成山水游览风气的盛行。不仅实地山水之游如此，文学史上纯粹表现自然山水的作品也是出现在魏晋之时，以致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故纯粹之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

谢灵运的到来，永嘉山水算是遇到了知音。如果说谢灵运山水诗是得永嘉“江山之助”，那么永嘉山水又何尝不是遇到千古难逢的知己？永嘉山水开启灵运对山水之美疯狂而执着的追求，在永嘉，灵运已“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继之在始宁、临川等地，其“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而且还专门发明一种旅游鞋“谢公屐”。

东晋后期特定的社会现实文化背景，以及江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等人文和自然环境，为山水诗在晋宋间崛起奠定重要基础。玄学理思和佛学修养，也促进人们对自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新认识。在此背景下，谢灵运与永嘉山水相遇，则直接促进六朝山水诗的正式诞生。这是历史的机缘，更是一种宿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呈现。

（景平元年至元嘉三年，423—426），灵运在始宁归隐时所作山水诗数量，以及元嘉八年（431）后在临川所作，数量皆不及永嘉之时。就谢灵运一生经历来看，他正式创作山水诗的时间最早应在永嘉之时；就谢灵运游踪所及地区，永嘉时期也是谢灵运创作山水诗数量最多之时。于此意义上说，永嘉是谢灵运山水诗的诞生地，也是六朝山水诗的诞生地，甚至是中国山水诗的诞生地。

谢灵运永嘉山水诗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及精神价值在于首先开启山水诗时代，形成源远流长的山水文化传统。

其次，山水诗不仅是一种新的诗歌题材的出现，更反映人们对自然山水的进一步认识，反映山水审美意识的自觉。山水诗背后连接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山水诗之所以产生，是生命寻求自我超越、回归精神家园的必然结果。山水诗中诗人对山川美景的热爱，对现实人生的思索，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体现了由悲患而超越的中国哲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由此观之，谢灵运永嘉山水在精神史上也有重要意义。

谢灵运永嘉山水诗对于现实也有重要启示。山水诗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精神。当我们的物质条件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不妨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精神的追求，让山水审美活动融入我们的现实生活，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

张如元： 历时14年研究温州谢灵运后裔

《〈永嘉鹤阳谢氏家集〉考实》是我对温州谢灵运后裔研究的一项成果，该书近40万字，于2007年由永嘉县志办资助，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从接受课题到出版，前后14年。

接受课题后，我就先到永嘉，承大家的热情相助，不仅有机会看到《蓬溪谢氏宗谱》，知道蓬溪谢氏来自南宋时的温岭，还了解到距蓬溪不远的鹤阳村也有一支与蓬溪不同支派的谢灵运后裔。后来再深入时，发现瑞安澄头、谢奥、肇平垟和平阳、苍南也有好几支不同来源的谢灵运后裔。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梳理，理清了他们的归属，知道永嘉鹤阳谢氏原本住在温州城，是谢灵运后裔的大宗，不仅永嘉的上路垟、上塘东山下是他们的支派，就是瑞安的几支，也是该族从北宋时迁徙过去的。曾师事程颐，晚年在温州州学任学录的谢佃，就属瑞安谢奥谢氏。那时我还不到50岁，年富力强又有热情，在谢奥调查时还爬上梅龙山，在长得比人还高的茅草丛中找到谢佃墓，随后申报为文保单位。

通过调查，发现除永嘉外，瑞安、平阳的几种谢氏族谱的编纂和保存情况都很不理想，于是决定选择温州图书馆藏的《永嘉鹤阳谢氏家集》，尝试做做文章。家集是家族文献的总集。《永嘉鹤阳谢氏家集》最初编于明代隆庆年间。清代康熙后期又加以补辑，分内编、外编各5卷。内编收了谢氏8世谢隽伯至21世谢化龙31位作者的诗183首，文8首；外编收录自元代至清初各家题赠谢氏的诗文，计67家，诗127首，文15首。在研究时，我又参考其他资料，内编补收了7位作者，外编补收了25位作者，及原有作者未收的诗文，补充的篇幅不小。

外编里的作者既有温州籍的，也有非温州籍的；既有名著青史的宣德皇帝，及负一时众望的馆阁大臣如杨荣、杨士奇、金幼孜、李时勉、王直、陈循的作品，也有本地黄淮、张璁的作品。既有生平颇富传奇色彩的英迈之士，也有碌碌平庸的骚人墨客。在外编的撰写时，我根据他们与鹤阳谢氏及温州的关系，详略不同。如上述杨荣、黄淮、张璁，不仅《明史》有传，其他资料也非常繁富，就把不是温州籍的生平从略，反之则适当从详。同是从详的黄、张，又因后人对前者的无多批评，而后者是鹤阳谢氏的外孙，又因议大礼而入阁颇遭后世訾议，我认为很有必要客观地介绍正反两方面的批评，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所以对后者的论述又详于前者。成化间曾任永嘉知县的刘逊，我们就不因为他不是温州人、《明史》又有传而从略，反而着眼于他是明代最有建树的永嘉知县，所以广泛采录所能见到的史料以表彰他的业绩，写了约7000来字，成了外编里篇幅最长的一章。

《永嘉鹤阳谢氏家集》虽然仅是一个家族的文学作品，但我想通过对它的研究，把一个家族的文化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视域里加以考察。

本版摄影 苏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