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光

杭州市萧山的钱塘江板盐制作技艺与宁波慈溪市庵东晒盐技艺、舟山岱山县海盐晒制技艺、台州市路桥盐业生产加工技艺均被列入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这不由使人回想起温州曾经兴盛的制盐业以及重要的盐场之一“双穗场”的古时风貌。

建于北宋

迄今近千年

据《宋史》，双穗场至迟建于北宋天圣年间，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宋代温州经济步入鼎盛时期，制盐业亦不例外。徐松《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二年，温州办盐额194379石，其中永嘉场26951石、39灶，双穗场24206石、19灶，长林场21763石、21灶，天富南监场79287石、58灶，天富北监场42169石、63灶。后因温盐调运困难而造成积压，淳熙元年浙东提盐司经朝廷批准，对温属五场实行减额并灶。减额并灶前后，双穗场平圴每灶年产量分别为1274石和1241石，居温属五场的第二位，说明双穗场的单位产量较高。

宋时双穗场的辖境为瑞安市沿海，场署在旧崇泰乡场桥，至元明清，场址未变。当时的煎盐之法，据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介绍：“淮、浙煎盐，布灰于地，引海水灌之，遇东南风，一宿盐上聚灰，暴干，凿地以水淋灰，谓之盐卤。投干莲实以试之，隨投即泛，则卤有力，盐佳。值雨多即卤稀，不可用。取卤水入盆，煎成盐牢。盆之制不一，有用铁者，以数片铁合成，中叠砖为柱以承之；亦有以竹为盆者。盐户谓之亭户，煎夫穿木屐立于盆下，上以大木锹抄和，盐气酷烈，熏蒸多成病。”简言之，将海水灌入布灰的涂地，待风干后，凿地用水淋灰，制得盐卤。再将盐卤倒入铁制或竹制的盆中，下用火，煎干即得盐。其间，釆用干莲子测定盐卤的浓度，投入即浮，说明较浓，制得盐质较好；否则，不可用。这种煎盐制法一直延续至晒盐法的出现。由于此法用盆将盐卤煎成盐牢，故人们往往将制盐称为“牢盆之利”。

盐民生计十分艰辛。制卤时，顶烈日冒严寒，餐风饮露，早出晚归；煎盐时，火熏盐蒸，两髀生蛆，暑气逼人；加之食盐由官府专营，季季催课，层层盘剥，盐民苦不堪言。北宋瑞安学者许景衡在《江边行》诗中叹道：“江边煮盐女，日垦沙中土。闻道潮干土有花，肩负争先汗如雨。经年鬻盐盐官市，屋里藜羮淡如水。谁家溢味尽八珍，猫狗食余随帚扫。”反映了双穗场盐民生活的艰辛。

明后期产盐

为温属盐场之首

元大徳三年，双穂场设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管理场务。明洪武元年，双穗场的主管是百夫长，由有军功而伤残的退伍军人担任。洪武二十五年，始设盐课司管理盐场。明初规定产盐400斤为1引，每引官府给盐民工本米1石，后改为工本钞，工本钞视米价而定。

民国《瑞安县志稿》载，明宣徳六年“双穗场盐课司，岁办盐五千四十七引三百三十八斤十五两八钱，该工本钞一千九锭三贯八百三十四文，盐课银一千八百六十三两八钱九分，岁解运司。原额灶丁一万八千八十一丁。”该场办盐额即202万斤，弘治、万历间均是如此，但在温属各场中的位置却逐步上升。弘治间，双穗场办盐额在温属五场中已升至次位。到了万历间，双穗场则跃居第一。

这时，双穗场有坦地7667弓，“上自官塘，下至海水，分给灶丁，丁无定数，但尽坦均分铲煎配引。时通场灶丁众多，每丁给坦二尺九寸”。一弓为5尺，一说为6尺。如按前者计，可得其时该场有13219丁；如按后者算，可知其时该场有灶丁15863人。显然灶丁数比宣德时减少，而办盐额则未变，反映明后期双穗场的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

清代生产

受到沉重打击

清初，为切断郑成功反清势力与东南沿海人民的联系，清廷对沿海各省实行迁界，“越界者登时杀死”，这使双穗场的生产遭受沉重打击。清乾隆《瑞安县志》载：“自顺治十八年奉迁海界，双穗场坦荡尽弃界外，仍留无业虛课一千八十余两，责灶籍士民白赔。”

康熙间，双穗场陆续复垦坦地，但是地方豪强乘机侵占灶地，严重影响了复垦。康熙二十一年，盐漕御史詹某颁布告示指出：“更有民占灶地，大概乘灶户之穷急，薄用些微之价，便攘为己产。年复一年，遂将膏腴沃壤租息厚重者尽被并吞，其低薄滩涂荒废不毛者，空存赡课。且灶地之与民田，囯赋轻重悬殊，盖灶户煎办当差，手足胼胝，故课额甚轻，而民户无差徭之累，故其粮颇重。”其时灶地不能自由买卖，地方豪強并吞灶地的结果，使贫苦灶丁享受不到国家赋税的一些优惠政策，却要承担沉重的盐课，生活愈加艰难，盐业生产亦受到严重影响。

因此，诗人朱鸿曕在《空灶行》一诗中说：“界外迁人一时痛，内地空供十载冤。”“年年完解塞考成，谁怜沟瘠冤号声？东家有男卖奴去，西邻有妇逐人行。何须重吊古战场，几多白骨橫秋霜。何须更讯石壕吏，几多黑夜逾垣墻。”长期的废弃与豪强侵占，使温属各盐场元气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