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诞生的中国戏剧，已经延续了八百余年。王国维先生用五个字概括了这种艺术形式：“歌舞演故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戏曲。1906年底，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曾孝谷、陆镜若、李叔同、欧阳予倩等受日本浪人剧、新剧的启发，在东京组建春柳社，1907年春演出纯用对白来演绎《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剧，中国话剧由此开端。当时还没有合适的名称，就暂名“新剧”。春柳社人员回国后大部分人继续从事戏剧活动。1910年，任天知与王钟声合作创办“通鉴学校”，同年冬又创办“进化团”，演出《黄金赤血》等剧。1913年，由任天知发起创办“文明进化团”，汪仲贤、陈大悲、欧阳予倩、李君磐等人加盟该团体。此后，新剧进入全盛时代。以上海为基地的新剧同志会、新民社、民鸣社、开明社、启民社、民兴社等遍地开花；造就了一大批优秀演员如欧阳予倩、陆镜若、马绛士、汪优游、顾无为、陆子美、查天影、王无能等；推出许多优秀剧目如《家庭恩怨记》、《社会钟》、《空谷兰》、《梅花落》、《珍珠塔》、《情天恨海》等。也许是因为最初演出新剧的团体叫“文明进化团”，上海人就把这种戏剧称为“文明戏”，很快在全国推开，温州是最早响应的城市之一。1923年秋，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洪深，由欧阳予倩、汪优游介绍加入戏剧协社，他提议废除幕表制，改为剧本制，改平面布景为立体布景，建立严格的导演制度，革除男扮女角的陈规，提倡男女合演，在实验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经验。1928年，他建议将这一剧种定名为“话剧”。1933年，由洪深创作的《五奎桥》与曹禺创作的《雷雨》先后上演。此时的中国话剧已脱离文明戏的草创时期逐步走向成熟。

温州话剧的产生和发展

民国时期的温州话剧运动，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民国初年即1913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启蒙时期”，观众开始接受这种戏剧形式；第二阶段为抗日战争时期，温州话剧为抗日宣传作出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业余剧人；第三阶段从抗日战争胜利至1949年温州解放，温州话剧从粗糙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上演的大都为经典名剧。

1913年，由张石川等创办于上海的早期话剧团体民鸣社首度来温州演出《牺牲》等剧，拉开了温州话剧的序幕。次年，温州教育界同仁黄畴九、陈观澜等组织新教育剧社，演出根据吴研人小说改编的七幕剧《情天恨海》。此时的温州观众对这种纯粹使用对白的戏剧形式还不是很适应，反响不大。1919年，上海另一文明戏团体来温州演出，此时的演出质量与上次草创时期已有很大不同，在服装、布景与演出格局上都有所创新。温州教育界人士陆天然、陈依仁等首先创办春田新剧社，演出《珍珠塔》、《乾隆游江南》、《绣襦记》等剧。布景排场十分考究，“其一切铺排，宫廷仪仗，上朝规模，真有皇家肃穆之势。”（参见拙编《杜隐园观剧记》），次年，温州相继成立化妆演剧社，化妆讲演社、文明演剧社及瑞安的救国团等多家专演文明戏的团体，成员大都来自教育界，温州京剧团体尚武台解体后，原京剧演员萃坤灵、九盏灯等也加入到文明戏的行列中去。演出的晚清至民国期间时事剧目有《老五殉情记》、《薄情状元》、《杨乃武与小白菜》、《蔡锷》、《张汶祥刺马》、《枪毙阎瑞生》、《安重根刺伊藤》等，以及从传统戏曲改编的《邱丽玉》、《玉如意》、《梅玉缘》、《百花台》、《孟姜女》、《十三妹》、《胭脂》等。票价统一为银圆两角。张震轩评云：“现今新剧盛行，学界中人大半粉墨登场，忘却本来面目”。（参见拙编《杜隐园观剧记》）

与此同时，温州一些学校也相继举办演出活动，浙江第十师范学校（温州十中）首开其端，自编自演七幕剧《毕业》，于1920年4月26日晚在该校操场搭台演出，参加演出的学生有章肇熙、潘江、孙道济、南镇雄、朱乃仙、周烈、叶秀等。观众达三千余人，且始终秩序井然。张震轩还特地为此次演出写了一首长诗《演剧纪盛歌》。

此时温州文明戏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它全面继承了文明进化团的表演格局。所有演员均为男性，没有完整的剧本，演员拿到的只是一个剧情提纲，称为“幕表”。幕表的使用，类似上世纪五十年代越剧中流行的“路头戏”，演员分配到角色后，大家碰一下头，确定分场与上下场次序，到了上台演出，就由演员自行发挥，扮演某一角色的演员，甚至可以离开剧情，回到扮演人的身份，在台上发表演讲，对当前的时事进行评论，乃至抨击政府官员，或借用剧中人的口吻提出各种建议。文明戏没有传统戏曲的行当分工，但仍沿用行当称谓，生角称为“言论正生”，旦角称为“言论正旦”。

从一些演出记录来看，不论是县里的城隍庙还在市里的中山公园，话剧演出的剧目每天都轮换，一个戏只演一场，最多两场。剧组人员没有时间排戏，更不可能像现在的演员那样背台词，一个戏的成败全凭临场发挥。在这种演出体制下，难以对演出质量作出公允的评价了。

温州话剧运动的第二阶段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全民总动员的号召下，所有一切文艺形式都为抗日宣传服务，话剧更是前沿阵地。1938年后温州当地相继成立了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永嘉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永嘉教育界救亡协会、永嘉学生抗日联合会、永嘉儿童救亡工作团、陆军107师抗敌剧团以及隶属于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前哨剧团。成员绝大多数是教师与学生，也包括部分店员、机关工作者与现役军人。他们或在街头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审判汉奸》等小戏，或深入农村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在外地的温籍剧作家夏野士、董每戡创作了多部以抗日为主题的独幕剧与多幕剧，如夏野士的《保卫卢沟桥》、《复仇》、《守住我们的家乡》；董每戡的《保卫领空》、《孪生兄弟》、《孤岛夜曲》及三幕剧《敌》等，其中的一些剧本曾在温州上演。从1938年至1944年，温州曾经三次沦陷，但话剧运动始终没有中断，连小学都有话剧演出活动，如康乐小学在1943年就曾演出根据都德小说改编的《柏林之围》。一些进步学生如马骅、麻文芳、胡景 （后来成为解放后温州市第一任市长）、张古怀、肖斐、严筱雄、张宪章、姚易非、陈文楚、樊家正、蒋玉兰、周贻芳、葛林宗、刘光新以及文化界人士董辛铭、谢印心、徐贤任、胡今虚等成为这一时期话剧运动的中坚力量。

温州民国话剧运动的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胜利至温州解放的一段时间。这一阶段的温州话剧已摆脱第一、二阶段的稚气，演出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是温州话剧史上的黄金时期。温州当时没有高等院校，永嘉城区的三个中学——省立温州中学、县立永嘉中学、私立瓯海中学就成为这一阶段话剧运动的主力军。

温州中学早在4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积聚能量；1939年就公演了吴祖光的四幕话剧《凤凰城》，导演颜景文，演员有颜景文、王学仁、管鹤鸣、沙桂芳等。本剧是抗战期间各地上演最多的一个剧目，该剧的插曲、由张定和作曲的《流亡之歌》：“黑龙江上，长白山头，江山如锦绣；战鼓惊天，烽烟匝地，沦落吾神州……”在民间流行程度仅次于由张寒晖作曲的《松花江上》，至今笔者还会唱。1943年，温中在演出《孔雀胆》、《夜光杯》等获得成功的基础上，排演了阳翰笙同名电影改编的四幕剧《塞上风云》。这是一个反映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爱情故事：蒙族青年浪桑的妹妹金花爱上了流亡到内蒙的抗日汉族青年丁世雄，引起金花未婚夫迪鲁瓦的嫉妒。日本特务长趁机挑拨，并逮捕了金花和浪桑。最后迪鲁瓦的妹妹说出真相，众人一起去救出浪桑和金花，打死了日本特务长。剧中充满异族风情，在中央大戏院连演六天，导演吴联英，演员有黄冠秋、马伊丽、樊祖鼎等。

温州中学的另一次成功演出是十九世纪俄国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这是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中的经典教材，在20年代的苏联十分红火。剧中女主角卡捷琳娜是十九世纪俄国戏剧中最动人的悲剧女性形象，被俄国文学评论家杜波罗留勃夫誉为“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温中演出此剧的卡捷琳娜一角是否由马伊丽扮演，我已记不真切。剧中表现的异国风情令温州观众大开眼界，但轰动程度似不及《塞上风云》。

永嘉中学是温州另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话剧力量，1945年演出了由著名女作家赵清阁根据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呼啸山庄》改编的五幕剧《此恨绵绵》，导演孟庆钧，舞台设计叶曼济，演员有徐玉英、周寿椿、陈金良等。该校演出最成功的作品是曹禺名剧《雷雨》，国文教员潘希真（即后来定居台湾的著名散文作家琦君）饰繁漪。张古怀饰鲁妈（侍萍），导演董辛铭。该剧在三官殿巷温州大戏院连演七天。此外，该校根据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改编的《钟楼怪人》与茅盾的名剧《清明前后》，都曾在温州大戏院公演。当时永中学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央视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中》饰演总编的吕齐，就曾经参加《钟楼怪人》演出。

瓯海中学于1943年6月1日建校十八周年纪念日首度公演曹禺的名剧《北京人》，导演董辛铭。次年在蛟翔巷学校大礼堂演出于伶名剧《花溅泪》，导演徐贤任，舞台设计叶曼济。最值得称道的是，1946年秋，瓯海中学与“永嘉文艺工作者协会”合作，演出陈白尘的三幕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通过两个闯入者的升官梦，刻画出一幅贪赃枉法、寡廉鲜耻的群丑像。严筱雄饰闯入者甲（假秘书长），林逸生饰闯入者乙（假知县），陈式干饰卫生局长，谷玉叶饰马小姐。该剧在三官殿巷温州大戏院连演七天，场场满座。1949年7月，笔者在军大五分校执导并主演的《升官图》，就是按照当年演出的路子排演的。

简约、俭朴是温州话剧演出的共同守则，由于经费有限，舞美设计、道具、服装等多数都是用纸与纸板制作的，这在中国话剧史上可能也是一个创举。永中美术教师叶曼济是多部话剧的舞美设计，像《升官图》那样的豪华布景，都是纸板上画出来的。1956年，温州市文化馆筹备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七周年，特邀请温州二中（即原来的永嘉中学）演出《阿Q正传》中的“咸亨酒店”一场，剧中人物服装由叶曼济设计，全部用纸制作，拿到文化馆报销的发票只有二十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