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舒畅

古色古香的老字号中药铺，锈迹斑斑的店招牌匾，泛黄发皱的医学典籍和中医处方，形态各异的药秤药罐……12月10日，位于市区景山上的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那一件件满布岁月痕迹的馆藏“宝贝”，为人们留存了一段段行将被遗忘的瓯越医药史。

温州国医国药的发端，早在东晋时期就有记载。三国时期，永嘉（即今温州）人朱儒子对菊花、枸杞、牡丹、芍药的药用功效进行了描述。但永嘉一地的医学真正实现飞跃并达到一个顶峰，是在南宋时期。淳熙至淳祐（1174-1244）年间，众多医术高明的医学家活跃于永嘉一带悬壶济世，著书立说，收徒授业，开展学术研究和论争，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永嘉医派。

永嘉医派的创始人陈无择所著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奠定了永嘉医派的理论基础，《三因方》也因辨证论治而被后世赞为“文词典雅，理致简核”。当时，与《三因方》齐名的，还有瑞安针灸学家王执中所著的《针灸资生经》。这本始刊于1220年，图文并茂的针灸用书，记载了不少临床有效穴位和针灸疗法，在民间沿用不衰，也是永嘉医派的重要著作之一。作为当时江南医学的一个高峰，永嘉医派的理论绵延千年，影响至今。

自南宋以降，温州医家辈出，医学史上亮点频现。

利济医学堂——中国第一所中医专门学校

气势巍峨的门台，爬满青苔的石阶……中医药博物馆开馆当天，一位上了年纪的摄影爱好者向我们展示了他珍藏已久的利济医学堂旧址相片。老先生说，照片是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拍的，门台上方青石匾额“利济医院”四字为孙衣言(孙诒让之父)所书。

利济医学堂，是温州人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中医专门学校。晚清以来，国运衰微，西学东渐。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瑞安人陈虬、陈黻宸、何迪启、陈葆善等为推行改良维新主张，在瑞安城东杨衙里创办了这所新式中医学堂。 利济医学堂吸收西方医学，试行中西医融会施治施教，历时18年多时间，培养了三百余名中医人才，对改革我国封建教育制度与办学方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谈及这段发展史，文史研究者、温州中医药文化博物馆策划总监张索先生感受颇多。为筹备此次展览，张索曾多次前往位于瑞安的利济医学堂博物馆，搜集图片及文史资料。

“利济医学堂是我国第一所采取欧美办学制度和方法开办的新式中医学校，其主要创始人陈虬是当时中国改良派重要代表人物，热衷于办学、办医院、办报刊。”张索指着展板上的《利济学堂报》说，“这就是陈虬主编的报纸，向全国大中城市公开发行，学堂师生中，有数十人的医学专著首刊于《利济学堂报》上。”

看着报刊封面上略显模糊的“立春”、“惊蛰”等字眼，我好奇地询问：医学报怎么以节气命名？张索解释道：“这是因为《利济学堂报》以我国24节气为出刊日，所以各期封面上印有‘立春’、‘惊蛰’等节气名称。”这也是这份报纸的中医特色之一了。

此时，一本摊开的《学堂教条》又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学堂教条》就是作息时间表，对学生每日从卯正至亥正（上午6点到下午10点）的16个小时做了详细安排，”张索介绍说，“诸如起床盥洗、清洁洒扫、三餐用膳、体育锻炼、上课自修、课外阅读、熄灯就寝等时间，都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与作息自由的中国私塾相比，有明显的不同。”

旁边一本画着练功小人的图片，也引来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这是《利济卫生经》，是陈虬根据五禽戏、气功、易筋术等编成的讲义，可指导学生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张索说。

看来，作为中国第一所新式中医学校，利济医学堂在教学理念、教育模式等方面果然颇有新意。

普安施医施药局——追述温州人善行天下的历史

中医药文化博物馆的入口处，立着两尊铜像：一位头戴瓜皮帽的老医生一手为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把脉，一手抚须沉思。这座铜像的原型，来自民国时期温州工商界开明人士创办的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医生为人义务诊病。

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是温州人的又一个创举。

1923年秋，温州工商界开明人士蔡冠夫、陶履臣、陈子明等人牵头组建了以“施医施药救济贫民者”为宗旨的医疗慈善机构，并承诺无力负担医药费的患者，无论就诊、出诊施医给药，不收分文，为了救治病重者即便是要免费提供贵重药品亦在所不惜。这种办院方针，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所充满爱心的医疗慈善机构，就是博施济众的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

当年，许多爱心人士为普安施医施药局纷纷慷慨解囊，为了记住他们的高尚义举，中医药文化馆的筹办人员特意把当年保留下来的一份记载着数百位爱心人士姓名的捐助人名单放大，张贴于玻璃橱窗内，上面一一记载着：“十年维持捐助：汪慎修堂、许宅邵太太、徐玉如君……临时捐助：东利公司、建泰行、沈道尹……”据介绍，普安施医施药局的钱大多来自民间捐款，募捐以自愿为主、劝募结合的方式进行。

开馆当天，“普安局”的创建人蔡冠夫之子、现已95岁高龄的蔡仲瑜老先生也来到了现场。蔡老先生指着橱窗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激动万分：“9岁，我9岁就在这里玩耍，这正是我记忆中的普安局啊！”

馆藏“宝贝”里，有一本为纪念“普安局”创办十周年而发行的《永嘉募办普安施医施药局十周征信录》，便是由蔡老先生捐赠的。老先生说：“《征信录》详细记载了1924年至1934年间为普安局捐款的个人和社会团体，他们的善举，使数十万饱受疾病折磨的同胞受益。《十周征信录》中，还有普安局常驻医师暨医务主任郑平州所作的序，从中可以知道1931年冬及1932年夏，仰义乡澄沙桥疫病流行，温州发生霍乱，普安局特派郑平州等人常驻应急，日夜施救，寝食不暇。他们的奉献之心，可见一斑啊！”

据说，当时每天来普安局看病的有数百人之多，有些患者还不远千里赶来求诊，展厅墙壁上一幅“普安局内科名医张玉生为坐在轿子里的乡村患者看病”的照片，便是最好的证明。

博物馆的筹办人员说，起初找到这张照片时，并不知道照片里的医生是谁，后来经过退休老中医、91岁高龄的金维先生指认，才知道照片里的医师就是普安局的张玉生。

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从无到有，现在陈列其间的300余件珍贵文物，都是主办方费尽周折搜集过来的，几乎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展馆的一角，一块断成两截、白底红字的牌匾毫不起眼，再加上右侧两个长方形的缺口，要认清上面的字也是不易，一眼看去，谁会知道，它便是名中医白仲英创办的“私立南阳医学图书社”的牌匾呢？

这个牌匾，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呢？市中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宫温虹告诉记者，这个“古董”是他十多年前在中医院的洗衣房里发现的。“当时，牌匾已被切成两截做了水缸盖，那时洗衣房要拆了，牌匾也要被丢弃。我知道后赶紧把它收了起来。”宫温虹说，起初自己并不知道牌匾背后的故事，只单纯地将它当成纪念品收藏。直至2007年主编中医院院史资料时，才知道这是白仲英先生解放初任温州市中医门诊部负责人时，为方便医师们借阅医学图书而设立的图书社的木牌，“距今大概也有五六十年历史了吧！”

博物馆里，还有一份写于1927年的“温州中医协会宣言”，上书“吾们同志们可以团结起来，协力同心，一致在革命战线上，打倒帝国主义，及残民的军阀……”，堪称该馆的镇馆之宝。“宣言”长52厘米，宽27厘米，用木活字印在泛黄的笺纸上。宫温虹指着“宣言”娓娓道来：“当年温州160多位中医界前辈，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军阀混战的时代，为了中医的教育事业，为了真正贫苦的病家，决意开办中医病院和中医学校，于是他们团结到一起，发表了如此革命性的、先见性的宣言，真是难能可贵啊！”

除了历代名医资料、处方手稿和医学书籍外，中医药博物馆陈列的形形色色的中医药器具，也令人叹为观止。在温州百里坊出土的明代树蕙堂青花瓷药瓶，清中期的青花碾药碗、捣药臼、切药刀，民国时期的针灸铜人、青花脉枕、药秤药罐，大大小小的砭石用具，青铜质、牙质、檀香木质、黄杨木质，长长短短的针灸针具，玉针、骨针，青铜针、梅花针，各种朝代的，各种质地的，应有尽有。这其中，最有意思的，当数标示了人体经脉穴道的针灸铜人。“针灸铜人中空可灌水，平时供学员们模拟训练之用，考试时用蜡把铜人封住，‘针进水出’才算过关。”宫温虹介绍说。

这个小小的博物馆，让许许多多人找回了往日的记忆。作为筹建人之一，宫温虹对此感触很深，他在《记博物馆二三事》中写道：“当我在博物馆揭幕的前一晚，核对布展情况时，突然听到我的一位同事惊喜地叫着：‘我的爷爷，我的爷爷也在上面’。我知道，那是南宗景在上海国医学校的同班同学，后成为瑞安名医的秦挚封；博物馆揭幕当天，徐渊侯的儿子和陆干夫的女儿像孩子般寻找着父亲的照片；朱洛生的孙子怀揣着普安局民国二十三年赠与他爷爷的茶壶和茶杯，白仲英的孙女掏出了爷爷当年的处方和中医改进社的人员名单……这一切都令我万分感动。”

“弘扬温州悠久的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市卫生局中医处处长张怡怀这样介绍办馆的初衷。他告诉记者，今年市政府投入了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中医药临床基地、高级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平台推广、中医药文化方面四个类别20个项目的建设，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

在参观了温州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后，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林乾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个博物馆无论其设计、布局、陈列还是文物征集上，都达到了领先水平，展示了温州特有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和魅力。

尽管如此，宫温虹还是向记者道出了他的遗憾：“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一些名医的生平仍然无法查到，如张玉生、潘棣辉、郑叔伦、郑友陶、朱丹凤、熊渭卿、谷容芳、叶少庭、林楼泉、陈葆三、吕汉光、夏紫廷、麻致远、李铸忠、刘玉如、潘友士、陶渭东、刘玉田等。希望他们的后人看到报纸后，能及时与温州中医院取得联系，提供一些资料来完善博物馆的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