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艺

上周六，“社会文化变革与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暨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2010年会，在温州大学召开。会议上，来自浙江大学、温州大学、宁波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省内十几所高校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科研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社会历史进程中乡土文学的发展展开了探讨，并针对相关前沿问题发表了看法。

乡土是“我们”的问题

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古国，中国文学的传统几乎就是乡土传统。乡土是家园，是童年，是母亲。说到底，乡土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我”、 “我们”的问题。

在中国当代乡土文学视域中分析温州作家作品，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孙良好教授认为，温州的作家一直在吟唱着乡土中国，那梦里依稀的精神家园，而潜藏于血脉里的温州本土文化，则是作家们坚持民间创作立场的心理基础。

《魔童》、《泪瀑》、《划手周鹿之歌》……唐湜的“南方风土故事诗”，用美丽的诗笔，再现飞云江畔、飞霞山下的民间故事；《东瓯王之歌》，则是为温州写就的地方史诗。

琦君的乡土作品，亦是乡愁文学。温州土地上的瓯柑、杨梅、桂花，都是她在文章里寄托怀乡情的主要物象。

近2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文明发展的方向迅速膨胀，并逐步取代乡村成为中国社会现实的中心舞台。“正是因为城市化的巨大覆盖面，使得描写这个年代的小说，都很难绕开城乡纠缠。”新时期温州作家的文学叙述中，“入城”和“返乡”成为普遍的主题，众作家中，钟求是在这一主题上着力特别多。

钟求是创作的长篇小说《零年代》，问世后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200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零年代》作为“人文原创”主推。

“《零年代》的写作与瑞安乡村有关。”钟求是这样描述小说的创作过程：“我把一张乡村地图装到兜里，又把自己装到一辆汽车里，然后从这个乡奔到那个乡，从这个村窜到那个村，游走了两三个月后，我脑子渐渐清晰起来，原来自己要写的是山村和城市之间相互打量的故事。

“由于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吸纳力，许多偏僻的村子被连根拔起，快速消亡。这些村子本来已经生存了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现在却突然没了。村子里的人们像不能自主的水流，淌向了山下，淌向了远处的城市。在城市里，他们是没有根的，却用躯体喂养了城市的躯体，推动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说，很多年以后，看我们当下的城市，那肯定跟乡村是有密切关系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融合，甚至是一种喂养的关系。

“小说的题目中，‘零’字挺好，可以表示这个时代许多东西在消退，包括山村里的物形，包括城市里的精神等等。再往细里说，这‘零’字并没有特定指向，只是对这个时代一种忧伤的感觉。”

心灵家园今何在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已经渐行渐远，这并非钟求是一个人的发现，也不是只有温州的农村才有这样的景象。

创作了众多当代乡土小说的作家阎连科说，实际上中国乡村，尤其是北方乡村发展的速度非常慢，和城市的发展速度相比。现代文明冲击下，农村中活生生的心灵变化是最触目惊心的。“今天你回到农村，会发现其中发生的变化超出我们的想象。具体地说，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乡村缺乏道德价值判断标准，我们旧有的传统道德价值标准已经失去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处在极其混乱的时期。

“比如，今天就我们北方乡村为例，你会发现，乡村的树大都不存在了，全部都光秃秃的了，这些树被砍去卖掉了。卖到什么程度？先去远处的山区砍，后来到公路边上砍，最后砍同村庄的树，再最后把所有的坟地的树都给卖掉了，这样的情况你觉得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绝对不可能发生。农村道德标准非常非常混乱。最重要的是坟地树被偷去卖掉之后，所有的人都非常平静，不再像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坟地的树被偷掉之后，人会非常激愤，会骂。但是大家今天都非常平静，似乎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从南方到北方，乡村文化的衰败引起许多学者的担忧和焦虑，比如故乡传统生活方式的消亡，传统乡间伦理价值秩序的解体，人心的苦楚与挣扎等。某种程度上讲，“毒奶粉”事件以及近期的山西毒疫苗等事件，其深层次原因就缘于传统道德的沦丧。

作家们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些，但如何在书写巨大变化的乡土时重建文化自信？文学面对乡土的时候，如何找准它发言的切入点？这是真正的考验，与现实中的新农村建设异质同构。

乡土书写遇到困境

事实上，在表现今天的乡村时，作家们都遇到了困境。

从鲁迅开始，“乡土文学”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干。鲁迅用《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为乡土小说拓了荒，此后，中国乡土文学薪火不断。

可以说，鲁迅与沈从文代表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两大流派，作家们要么将农村作为苦难的、需要批判和反思的对象；要么在面对严重的工业文明弊端时，自觉不自觉地将农业文明理想化，将农村作为反抗工业文明的乌托邦。

如今，这两种倾向都面临着危机。

传统乡村在变化，往日田园牧歌的乌托邦不复存在，而那种把农村视为需要同情的弱势群体来看待的作品，显然也有失偏颇。在当代一些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对乡村现实的描述显得苍白无力，对生活的阐释也是矛盾的。如何走向一个更有价值的乡土叙事，是关注乡土的作家所面对的难关。

“如果你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2005年，贾平凹以一部《秦腔》试图为乡村传统生活的消逝留下“挽歌”。

而后，《秦腔》面对了很多批评。作家李洱说：“对于乡村无法还原，你很难说作家对生活有什么样的理解。比如贾平凹写《秦腔》，也只能七荤八素地端上来，无法表明他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当然它可能有情感，但整体的印象是不存在的。”

贾平凹毫不讳言他遇到的困难：“我所目睹的农村情况太复杂，不知道如何处理，确实无能为力，也很痛苦。实际上我并非不想找出理念来提升，但实在寻找不到。”

“我们需要关注乡土文学面临的困境。我们需要担忧乡村世界逐渐向城市靠拢。”宁波大学文学院的南志刚教授谈到，城市化是大趋势，乡村空间越来越狭隘，变化太快的农村现实让人措手不及。现在难以出优秀的乡土作品，除了文学本身需要沉淀需要开拓等诸多原因，乡土书写的困境还在于，没有了乡村空间做依托，乡土文学会逐渐失去风格，趋向于城市文学。

乡土文学走向何方

再过几十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都市青春文学流行，乡土文学是否真的要走到绝境了？

这种担忧并非无稽之谈。

青春文学、时尚文学拥有庞大读者群的背后，是城市文化的全面覆盖。有学者认为，中国20年来就是城市文化压倒一切的过程，农民对生活的想象多是被电视支配着的，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农村妇女卖了自家鸡蛋给孩子买方便面吃，她以为方便面是更高级的东西。从世界范围来看，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在改变一切。比如美国，从福克纳以后，美国的历史乡村小说基本就结束了，乡村开始都市化，很多东西都失去了。

“乡土承载着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全部思想难题，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乡土文学。”具体分析到温州籍作家林斤澜及其充满温州味道的作品，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吴秀明教授认为：林斤澜书写了由传统走向现代衍变中的温州乡土，是20世纪文学中全面展示温州文化的第一人。“然而，林斤澜笔下的温州形象最终未能使温州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温州形象’，他依然把温州留在了温州，个中原因值得后人深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历史深度还是在精神特质的展示上，又都为后人留下了很大的书写乡土的余地。”

谈到“乡土文学”今后的命运，也有学者认为，文学不必局限纠结于“乡土文学”这类概念。不管什么题材的文学，都应当关心人；不管写城市还是写乡村，坚持文学的信仰之根，总可以写出好作品。如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詹玲所说：“谁也不能阻止城市化进程，在农民成为城市工人主体的时代，如何重塑他们的主体价值意识，这才是我们的文学需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