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古称“瓯”，西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为东海王（东瓯王）驺摇都城。瓯字从瓦，说明东瓯先民擅长陶瓷制造。“瓯即盂，今浙瓯一带出土新石器晚期的盂就比其他地方要精致美观，而具有独特风格。”（《百越源流史》）按考古发现来看，瓯窑创烧之前，西汉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东瓯先民就已经掌握制作陶器和原始瓷技术。

瓯窑从诞生之日始，其胎釉之玉润奇美、纹饰之简约生动，造型之栩栩如生，既为历代文人骚客所吟咏，也为上至达官下到平民所普遍喜好。自元代瓯窑式微，后世一直想对其工艺进行仿制。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百亨先生曾利用本地的原料，创办了名噪一时的西山陶瓷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温州文物部门也曾委托本地一家陶瓷厂仿制瓯窑东晋鸡首壶、盘口壶若干件。

瓯窑窑址分布广泛，从1956年、1961年、1984年三次专题调查以来，已查明东汉—元代窑址180余处，分布在永嘉、瑞安、苍南、乐清、泰顺、文成、鹿城和瓯海等县（市、区）。1978年，浙江省文管会、温州地市文管会配合泰顺县彭溪乡的山林建设，对玉塔两处宋元窑址进行发掘。199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处配合珊溪水库工程，对淹没区内泰顺县的方厝窑址、坟山头窑址、番薯厂窑址、吴坑底窑址以及文成县林窑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各地墓葬中出土瓯窑瓷器数以千计，其中有的墓砖和器物还刻有铭文。这些都为我们判断瓯窑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与情况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瓯窑曾是厚重东瓯文化的一条纽带、一座平台。今天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重振瓯窑昔日之雄风、拯救这一传统工艺已成文化界人士的共识。2009年，温州博物馆委托杭州一家公司对瓯窑北宋蕨草纹褐彩执壶进行仿制，目前尚处于初试阶段。但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瓯窑产品一定能继往开来，再现风采。

两晋南北朝时期

用瓯窑缥瓷喝酒

是至上享受

温州在东汉晚期成为瓷器的发源地之一。瓯窑青瓷产品，釉的玻化程度良好，烧成温度在1300℃以上，色多为淡青，釉面光亮明快，薄而透明，胎釉结合牢固。这时期出土的罍、罐、壶、钵、碗、盆等器物，普遍拍饰重线三角纹、方格纹、米字纹和窗棂纹。线条清晰、纹样多变，大大丰富了东汉青瓷的装饰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器物的腹部出现兽面纹（又称饕餮纹），为瓯窑所罕见。据此，温州东汉青瓷大型器皿上出现兽面纹，当用于典礼或祭祀活动，旨在增强祭祀气氛，以显示对祖先的虔诚。

两晋南北朝时期，瓯窑制瓷技术趋于成熟，产品种类丰富，造型和装饰艺术独具风韵，与众不同的釉色风格已经形成，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缥瓷。缥瓷是青瓷中的上品，其名最早出于晋代潘岳《笙赋》中：“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可见当时人们把用丝帛般的瓯窑瓷器盛装美酒，看做人生难得的享受。

许慎《说文》中“缥，帛青白色。”蔡邕《翠鸟》诗有“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缥青。”《释名》：“缥，犹漂也，漂，浅青色也。”说明缥指淡青或浅青色。多年来，瓯窑出土的青瓷颜色正是“缥”字所状的淡青色，釉质主要有两种：一为不甚透明的淡青釉，系经还原焰烧成。釉层致密细腻，匀洁光润，手感滑爽，若小儿肌肤。二为透明的玻璃釉，釉层中呈现纵横交错的开裂纹片，大的若蟹爪，小的若鱼子纹，深浅适度，疏密得体，自然醒目。有的透过釉层，清晰看见胎骨颜色。有的釉内含有致密的气泡好像聚沫攒珠一般，美观异常。祝慈寿先生在《中国古代工业史》中指出：“缥瓷的釉色纯为青瓷系统，开辟了南方青瓷的基础，与北方的白瓷互相辉映，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两个主流。”至唐五代，瓯窑青瓷仍然保留缥瓷特点，由于釉层逐渐加厚，以至色调相对泛绿。这恰好与唐人季南金“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瓷杯”的诗句互相印证。

作为陶瓷史上的重要发现

褐色点彩最早出现时

原是一种“缺陷”

釉下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温州六朝釉下彩青瓷，“既发现古墓葬，又出现于永嘉夏甓山东晋窑址……这些发现，将我国瓷业釉下彩工艺的起始时间大大提前。”（《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褐色点彩最早出现时可以说是一种“缺陷”，但这种现象给人以启迪，于是就有目的地在局部施加含铁釉料获得成功。

唐五代釉下彩饰青瓷，是在继承瓯窑东晋、南朝釉下点彩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湖南长沙窑釉下绘画艺术的手法和特点，尤其在后期有较多的创新。它以铁为主要呈色剂的釉料在瓷胎上装饰图样，然后施加一层透明的淡青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它具有彩饰鲜明，耐腐蚀，不褪色等特点。

宋代褐彩青瓷装饰形式有如下几种表现：在壶、瓶、罐的肩腹部，碗的内底，用褐彩任意绘出富有变化的花草植物图案；在壶的肩腹部，洗的内底用写意画形式，绘出蕨草、荷花等图案；在瓶、罐、器盖上用褐彩题字，有“作玉泉”“东岩”“北岩”“蕊”“李”等。

宋代褐彩有褐、黄褐、绿褐三色，色调淡雅。前期植物图案线条流畅，形态舒展，体现了北宋秀丽的时代风格；后期则在淳朴浑厚的器体上，绘出抽象的植物类图案，线条刚劲、洗练，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这些近乎写意画的花卉植物图案，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是宋代艺术从宫廷走向社会，服务对象开始转向群众的如实表现。

茶注和瓯

在宋人饮茶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瓯窑青瓷荈器（茶具），在两晋南北朝时已趋成熟，并开始流行。清朝朱琰《陶说·晋瓷》赞美“东瓯荈器”，“当时即以淡青相，后来‘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先矣。……是先越州窑而知名也。”当时生产的一种有嘴茶壶叫鸡首壶，又名天鸡壶，早期器型较小，鸡头实心纯为一种装饰，以后壶身变大，鸡头引颈交冠，圆腹拱形把，上端或饰龙头。唐代演变为执壶，又称茶注，壶嘴呈六棱斜口短流，取代了晋时的鸡首流子。江浙一带曾出土有自名“罂”的鸡首壶（东晋）和盘口壶（唐代）。“罂”即“甓”，从杜甫《进艇》“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甓无谢玉为缸”诗句来看，“茗饮”所用的“瓷甓”，无疑就是这个时期的青瓷茶壶。晚唐五代的茶注形式多样，有喇叭口、直口带盖，有瓜棱腹、葫芦腹，有弓形把、环形把和竹节横把。宋代执壶修长秀美，典型的有瓜棱腹带盖执壶、椭圆形杯口执壶和六面体直口执壶。尤其是瓜棱腹、直口带盖、管状横把的煎茶壶，颇有特色。这种煎茶器又称“急须”。北宋黄裳《龙凤茶寄照觉禅师》句云：“寄向仙庐引飞瀑，一簇蝇声急须腹”，其句下自注曰：“急须，东南之茶器”。急须是一种短流而一侧设横把的煎茶壶，在瓯窑产品中较为多见。作为煎茶器具，亦曾传往日本，并呈流行趋势。

西晋南朝时期的瓯窑青瓷茶碗已具风格。当时的茶碗作直口、浅腹、平底。外壁沿下设阴线弦纹一周，施淡青釉，有的在口沿部分施四、五点隔距不等的褐彩，呈现出明快活泼的新形式。西晋杜毓《荈赋》对瓯窑茶具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器择陶拣，出自东瓯”。

瓯是唐宋时期瓯窑最为流行的青瓷茶具，陆羽在《茶经》中描述了瓯的器形特征：“口唇不卷，唇卷而浅，受半升已下。”根据这一描述，结合出土实物，瓯其实就是托盏中的盏，又称茶盅。它造型小巧，有利发挥和保持茶叶的香气滋味，它釉色青润，能益绿茶茶水色泽，十分难得。

瓯窑唐代茶瓯，作薄胎细唇浅腹，内底有的装饰圆珠纹，有的刻画荷花图案。五代北宋茶瓯，作直口或撇口，圆足或圈足外撇上卷。典型器物中鼓腹茶瓯颇具特色，花瓣形体，曲壁凹凸分明，生机内含。五代北宋时期瓯窑茶具颇具代表性，它与北宋《萧翼赚兰亭图》陈设带托的茶瓯，宋《文会图》方炉放置的茶注，如出一辙，可见茶注和瓯在宋人饮茶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自古海上贸易频繁

元代温州外销瓷

多模仿龙泉青瓷

温州对外交流开展较早，东晋太宁元年（323）建都城时，就在沿江北岸设立港口。南朝时，温州被誉为“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唐会昌三年（843）我国航海商船船长李处人开辟了温州至日本嘉值岛的直达航线，民间贸易往来逐渐开展。宋绍兴元年（1131），温州设立市舶务，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与高丽、真腊（柬埔寨）、印度以至非洲亦有商船往返，呈现“一片繁华海上头”的景象。元代温州设有市舶司。元贞二年（1295），周达观从温州扬帆出使真腊。这里建有专供海舶使用的码头“以达商舶”，还有“雄镇一方”的净光塔作为航标，为海舶进入港口指示航向。当时出口海外的物资非常丰富，其中主要有巨江上游龙泉一带生产的龙泉窑青瓷，以及国内外素负盛名的温州漆器。龙泉青瓷一跃成为世界性商品和对外友好交流的主要礼品，这就促使位于瓯江、飞云江两岸及其附近的宋元青瓷窑址不得不模仿龙泉青瓷风格烧制产品，以便就近满足对外需求。

宋代温州乐清瑶岙窑、苍南大星垟、小星垟窑出土有近似“珠光青瓷”碗、盘二种标本。这些碗、盘的造型、釉色、纹饰，同日本镰仓、太宰府、福冈湾、福山等地出土的“珠光青瓷”产品基本一致。

南宋时期龙泉窑系产品以碗为主，釉色淡青或青灰，腹壁以素面为主，有的饰复线“S”形朵云纹，有的在仰莲宽窄相间用斜刀剔地，中脊挺拔，有的碗内底印有“河滨遗范”、“金玉满堂”、“福寿双全”。“长命富贵”、“长命百岁”等吉语。它与日本下关秋根遗址、福冈县田主丸町水绳遗址出土的S线分腹的卷云纹碗，内底印有“金玉满堂”等吉语的碗相一致。元代窑址大都在永嘉桥头附近山坡上，产品有碗、盘、罐、炉、盂、盏、水注、器盖及高足杯，以碗、盘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在洞头县北岙镇后垅村后垅山脚地下0．8米处发现一元代窑藏，内藏青瓷约50件，计有敞口碗、高足杯、敛口盏、葵口碗和坦口圆唇盘等。青瓷釉色以粉青、豆青为主，外观莹净如玉。器面饰有牡丹、菊花、葵花和月梅纹图案。洞头县位于浙南沿海，瓯江口外，四面环海，是海上交通的必经之路。元代窑藏瓷器出土地点离港湾水面仅16米，可见这批瓷器很可能是在外运中遇到意外，临时埋于此地。洞头窑藏瓷器，系永嘉桥头眠牛山元代窑场烧制。其中高足杯、碗和盘等，是外销瓷中畅销物品，它与日本、朝鲜和埃及基尔瓦、福斯塔等遗址青釉瓷的造型、釉色和纹饰颇为相似。尤其是月梅纹盘，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打捞的月梅碗，釉色、花纹基本一致。这批瓷器作为元代外销瓷，对研究元代海上“瓷器之路”的起点提供了一份可靠的资料。

瓯窑的流金岁月，尽管在历史长河的某个时段蓦然画上了休止符，但瓯窑的故事却从未间断。它如同绽放在时间幽谷深处的山花，也许寂寥，但却永远生机勃勃，如同生生不息的瓯江清波，一浪推向一浪，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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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中文版》一书中，刊登了一组最新的瓯窑胎釉化学成分分析、岩相分析、物理性能测试、电子探针、扫描分析等测试报告数据。此实验取瓯窑褐彩青瓷标本10件（东晋夏甓山3件，唐至宋元诸窑7件），由权威部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出具检测报告，获得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该检测报告分析认为：“样品的组成除了个别例外，它们的化学组成非常接近。从胎的化学组成看到，样品与北方用高铝粘土制胎有明显区别，而与宋代越窑青瓷胎的组成很接近。从釉的化学组成看到，样品与浙江地区在北宋以前的瓷釉特征相同。”可见东晋至宋元的瓯窑褐彩青瓷胎釉的化学成分是基本一致的，接近于越窑宋或宋以前的胎釉成分。这不仅说明瓯窑青瓷的“浅白胎”“缥色瓷”持续了将近1000年，而且说明这种胎釉正是南方青瓷的一种范例。祝慈寿先生在《中国古代工业史》“东瓯缥瓷的制造”一节中认为：“缥瓷的釉色，纯为青釉系统，开辟了南方青瓷的基础，与北方的白瓷互相辉映，成为我国陶瓷史上的两个主流。”此观点也与报告结果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