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中旦

今年是著名学者、诗人吴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离他的辞世也已有24个年头了。中华诗词学会选定在乐清召开24届年会，授予乐清“中华诗词之乡”称号并为夏承焘先生、吴鹭山先生举行学术研讨会，这不仅是学术界的盛会，也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我为有机会将吴先生自编、吴夫人注释的《光风楼诗词》、《光风楼诗词外编》合并付印，提供年会专用，感到荣幸。

当此之际，不仅又拂开了我那尘封的记忆。先生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68年初秋的一天，“文化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早上七八点钟，温州市的造反派四五个人，荷枪实弹押了个老头子，扛了个沉甸甸的大皮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县总司”《战乐清》报的编辑部。我们的编辑部设在县招待所——一座旧式木结构的游楼上。我在1966年高中毕业参加“革命”以后，一直搞文字工作，当时已升任为《战乐清》报的总编辑了。据说，他们在虹桥追捕一位“温联匪”的头头，这位头头逃到这个人的家里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所以，这个老头嫌疑很大，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结果把这个“庙”给抓来了。这个“庙”就是吴鹭山先生！

同时，又说他的家里有很多书，肯定是个“反动学术权威”，或“臭老九”什么的，于是就连同他的书一并带来了。由我这个“文化人”代为审理。

老者——其实只有50多岁的年龄——白皙、清癯，但当时由于恐惧、颠簸，一脸委顿，在我们青年学生看来，真的很老了。他穿着一件白衬衫，黑色裤子。一进门，“扑通”一声，前额重重地撞在门框上。因为我们办公室的门很矮，来者没有注意到，于是他狼狈地用右手使劲地揉着前额。这个动作，我到如今都不能忘记。

造反派匆匆地交待了一番就离开了，说是明天会有人和我联系。房间很小，也乱。我拿了一条方凳，请他坐下来。下意识地，我觉得他是个长者。我与我的一个同事，先打开扛进来的大皮箱，看看材料再说。皮箱里的材料使我们释然、愕然。因为没有文革的、派系的资料使我们放心，又因为都是书和诗词文稿，高雅得使我们惊奇。因为我们都不愿意把眼前这位温和的老者和“温联匪”联系在一起。我们翻阅着诗词，还有关于诗词写作、研究、考证、选编、注释方面的信函，更惊奇来函里居然有冯至、浦江清、夏承焘等声名显赫的大名家。于是，我重新认真地审视眼前坐在小方凳上诚惶诚恐的老头。急忙用自己的茶杯，倒上满满的一杯开水，恭敬地送到他的面前。

“鹭山先生就是你吗？”我问。

“是的。”他答。

“你是做什么事的？”我说。

“教书的，东北文史研究所教书的。”待了一回又补充说：“现在回家了，现在住虹桥埭下。”

“为什么回来呢？”我追根究底。

“……学校不要啦，”他支吾了半天，终于说：“文革开始以后回来的。”

我们什么都明白了，一阵沉默。

以后我才知道，吴先生在1958年因言事获咎，顶多是“右派言论”，并不是“右派分子”。那时候，右派分子是斗争的对象，文革中要继续批斗，很绝。“游人去后枫林夜，月满空山可奈何”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

当我们终于明白，眼前是一位无辜的学者、教授、诗人以后，一种莫名的悲哀，深深地笼罩住我们的心。我赶紧站起来，把自己的木靠椅与他的方凳对换了一下。向他请教诗词学问了。我说，我高中毕业了，也喜欢文学，特别喜欢诗，唐诗宋词，我背得不少；普希金、海涅的诗，我也读了不少，只是不会写，写不好。他问我，你报考哪个大学，学中文吗？我说，我喜欢文科，但还是报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他说，读理工科好，将来可以为国为民做事；文科，唉！他叹了口气。没用场哟！我说，吴先生，大学的梦看来是破灭了，我要拜您为师，跟您学做诗，您能收我这个学生吗？说到诗，他又一下子容光焕发了，不再像个老人，毕竟他还只有50多岁呀！接下来，他用虹桥的方言，滔滔不绝地说起诗来了，俨然像在开课的老师。他说诗要有气象，要有意境，这就需要有学问，有灵感，有阅历……

铃声打断了他的谈话，招待所的午餐也是打铃的。吴先生停止了“讲课”，又一脸茫然，他站起来，瑟瑟地解开衫衣的扣子，脱下了白衬衫，里面只剩一件也是白色的短袖汗衫，拎着衣领轻轻地抖了一下，说：“施同学，能否代把这衣服当掉，我早上出来匆忙，还没带钱，当点钱买午餐好吗？”我知道先生连早饭都没有吃过，“哪里，哪里！……”我的眼睛有点发潮：“我这里有饭票，有饭票！”我于是像逃走一样，一口气跑到了食堂，买了半斤白米饭，一个大大的乐清人爱吃的肉饼，放在我的办公室桌上，然后关上门，让他一个人慢慢吃。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谈诗，从他的言行里，懂得了他的博学、谦和，身处逆境而坦然面对的智者之风。时间很快地到了下午五时，“我今天能回去吗？”吴先生看看要下班的人问我。

“我送你出去”，我不知道明天该如何向温州的上级交待，也是平生第一次利用“职权”开了个“后门”。

“那么，这些信札能还给我吗？”

“都拿回去吧！”我一边说，一边将拿出来看了的书籍、信件放还在箱子里。

先生很感动，于是选了部分诗词书送给我。有冯至选，先生和浦江清合注的《杜甫诗选》、《苏轼词选》等一大叠。他说这些书你拿回去看看，很好的，如果你喜欢诗，可以给我写信，也可以到虹桥找我，反正我在家也清闲。于是我拎着大皮箱，送吴先生到乐清车站，花了三角五分钱，买了张到虹桥的车票，直等到车子开了以后才悄然回去。

回到办公室，我的心又不安起来，不仅仅是明天如何回答上头的追查，而是我偷偷地留下了一套书稿。那就是《陶诗臆说——匏老讲稿》三卷。我爱其文辞华美，书法精到，不忍归还了。这三卷是先生在大学的讲稿，用作文纸对折，直行书写，苎线装订，封面是先生毛笔手书，精致而优雅。在往后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在我浪迹天涯、艰难困蹇中，始终伴随着我，不离不弃，不时把玩、诵读，我的对陶诗的特殊爱好，也是从这里开始。记得开篇首页是这样写的：“放翁有‘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细雨去锄瓜’句，这意思甚好，因为把陶诗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先生到浙大任教，我也被招了工，分配了工作。我把吴先生讲稿保存十年之事，告诉了包启芳先生（已故）。包是吴先生塾师郑淡如先生的外孙，学有本源，托他带交吴先生，算是完璧归赵。包不久回信，说吴先生接到久违的讲稿后十分激动，毕竟是他多年心血的凝聚啊！他托包转告“施同学”——显然他还记得我：说是待寒假回温，定给我写“条幅”感谢。包先生还与我商量好，吴先生喜欢喝温州老酒汗，到时我们带上一瓶到谢池巷他家里一聚。

然而未到寒假，我却先在《浙江日报》上看到了他的讣告！……世事无常，竟至于斯！这么多年以来，我心存师表，总在不断地以先生为榜样，学诗、做人，每当我展读他的《光风楼诗词》、《光风楼诗词外编》等诗作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日情缘，那不曾忘却的一幕幕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