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光 

古代臣民或属国进献著名土特产品给君王或朝廷称作进贡。自古以来，温州贡品不少，它们是温州古代经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真正意义上的进贡始于唐代

早在周朝，东越（即《史记》所称的东瓯和闽越）就有贡品。《逸周书·王会解》称，周成王二十五年（前803），大会诸侯于洛邑，各方贡品中就有“东越海蛤”。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云，淮海惟扬州（当时东瓯属扬州）“厥包桔柚锡贡”。这些是与东瓯有关的最早进贡记载。

而真正意义上的温州进贡则始于唐代。此时温州经济日趋兴盛，农业、渔业得到较快发展。欧阳修等撰的《新唐书》卷四十一《江南道》载，温州永嘉郡“土贡布、柑、橘、蛟革”。布指麻布，蛟革即鲨鱼皮，而其时温州柑橘已开始闻名全国，并成为帝王赐馈群臣的贵重物品，元林《柑子记》还记述了唐天子元夕传柑盛况：“唐开元（713-741），天子元夕会宰执侍从，餐黄柑拜赐馈遣，号曰‘传柑’。黄汉《瓯乘补》特地指出：“此特温柑，非台柑也。”宣和中（1119-1125）植温柑数十本于艮岳，台柑犹未知名，据此温柑唐时已入贡。”

五代温州社会比较安定，手工业发展较快，蠲纸（蠲糨纸）成为贡品。姜准《岐海琐谈》卷十一记道：“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吴越钱氏（907-978）时，供此纸蠲其赋，故名。”温州蠲纸能与当时著名的高丽纸相提并论，可见其品质之优。蠲纸即皮纸，以桑树皮、嫩竹为原料。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十三《杀青》指出：“桑皮造者曰桑穰纸，极其敦厚”，“永嘉蠲糨纸亦桑穰造”。其制法是将桑皮及一定比例的嫩竹捣碎，同塘漂浸，并用石灰浆涂，入釜煮靡，制得纸膜，再将纸膜经过胶矾，干燥，刷上镪粉、面粉、朴硝制成的药液，再干燥，上腊，打光等工艺，最后制得成品。

宋代温州贡柑盛极一时

宋代温州农业、渔业、手工业全面繁荣，经济社会进入鼎盛时期，柑、鲛鱼皮、蠲纸、竹丝灯、干姜、螺钿饰器、酒等都曾为贡品，《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四》言：瑞安府，本温州永嘉郡“贡鲛鱼皮，蠲镪纸”。王存等撰的《元丰九域志》还罗列了北宋元丰间（1078-1085），全国岁贡的数量，其中“鲛鱼皮二十六张（台、漳各十张，温五张，潮一张），纸四千张（越、歙、池各一千张，真、温各五百张）”，温州均占有一席之地。永乐《乐清县志》卷三《贡赋》亦说：“乐清宋绍圣（1094-1097）定土贡格，贡柑及鲛鱼皮。”贡柑更是盛极一时。由于宋代温州贡柑屡为皇帝分赐群臣，故大诗人苏轼在《次韵曾仲锡元日见寄》诗中叹道：“燕南异事真堪纪，三寸黄柑擘永嘉。”“侍史传柑王座旁，人间草木尽无浆。”王十朋《和知宗柑》诗则称：“昔贡千金颗，遥驰万里函。”并注道：“宣政间（1111-1125），温州贡柑每颗一二千。”此外，光绪《永嘉县志》卷六《风土·物产》引《太平寰宇记》：“永嘉土贡有竹丝灯”，说明北宋太平兴国间（976-983），温州曾贡竹丝灯。还有，被侯宁极《药谱》称为“永嘉圣脯”的干姜，也成为贡品。据徐松《宋会要辑稿》第三册，宣和七年（1125）六月二十六日诏，裁减四方岁贡，其中就有“温州干姜五十斤，减三十斤”。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二十一还云：“建炎戊申（1128）高宗幸镇江，先是本府寄留温、杭二州上供物，有以螺钿为之者，帝恶其奇巧，令知府钱伯言毁之。”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名酒》也说，南宋上供酒有“清心堂、丰和春、蒙泉，并温州。”

元代温州经济平稳发展，贡品亦袭宋制，永乐《乐清县志》曰：“元贡同宋”。而元代著名回回诗人萨都剌在《雁门集·送郑天趣进柑入京》诗中生动描述了瓯柑进京的情形：“白发参军门不出，黄岩老叟肯相过。九重玉食常年进，千里金柑细马驮。”

明代一大批海味成为贡品

明代，温州农、渔业又有长足的发展，虽然蠲纸在何文渊任温州太守期间（1432-1436）“以地气改迁奏罢”（《岐海琐谈》），但温柑仍为贡品。此外，又增办了茶叶及一大批海味。被诗人王步宵称为“东南美利由来擅”的温州海味，至明代名声大噪，一大批海味纷纷成为贡品。永乐《乐清县志》载：永乐二年（1404），“岁进海味：水母线（海蜇）、石首鱼（黄鱼）、鳘鱼、鳗鱼、鲈鱼、黄鱼、龟脚、壳菜（淡菜）、虾米、石发菜（海藻）。”弘治间（1488-1505），温州府岁进除上述海味外，还有龙头鱼（水潺），“生葛、金桔、金豆及茶芽二十斤。”“茶，五县俱有之，惟乐清县雁山者最佳，入贡”（王瓒等撰弘治《温州府志》卷七《土贡》）。这时雁山茶被誉为“雁山春茗味通仙”，引来了文人墨客的竞相咏叹。直至明后期，由于倭寇的侵扰，温州的渔农业受到严重影响，上述岁进除雁山茶外，经大学士张璁奏请“今上即位（1522）悉罢”（张孚敬撰嘉靖《温州府志》卷三《贡赋》）。

清代长期的海禁政策，使温州各业的发展滞缓，贡品也仅温柑及雁山茶，后来温柑也停贡了。光绪《永嘉县志》云：“本朝惟乐清岁贡雁山茶”，“永嘉县岁贡瓯柑五桶，咸丰十年（1860）因军务，奏请停贡，至今尚未奉文采办。”

入贡的正负面效应都很突出

温州贡品是当时温州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它又对温州古代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首先，温州贡品提高了温州经济的知名度。在古代由于对产品的评价、宣传手段十分有限，入贡就意味着步入全国名优土特产品的门槛，这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有利于该产品乃至温州经济的顺利发展。其次，贡品可以享受朝廷诸如减免赋役等优惠政策，这显然有利于促进贡品的生产。

当然，入贡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土贡越过了商品货币关系，缩小了市场范围，市场规模越小，远程贸易跨时间交易越难发生，从而抑制了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对百姓而言，那就是低价收购，层层取索。如贡柑，宋代“承平时，温州、鼎州、广州皆贡柑子，尚方多不过千，少或百数，其后州郡苞苴权要，负担者络绎，又以易腐多其数以备拣择，重为人害”（王标《燕翼诒谋录》卷五）。清代“官价不过一二文一斤，民间大概八九文至十八文不等”（孙雨人《永嘉闻见录》），官、市价相差近十倍。上贡朝廷仅五桶，而官府采办的却是“拣选魁大凤尾瓯柑大桶二百担，中桶一百担，小桶五十担。”（光绪《永嘉县志》），这些都不能不大大挫伤柑农的生产积极性，“乡民间或有此种者，亦秘不与人，恐闻之上官来取索也”（劳大与《瓯江逸志》），因而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温州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