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辉

《汉语大词典》编纂出版十多年了，如同春燕飞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了人们无声的良师益友，获得好评如潮。回顾往事，与其称温州编写组为《汉语大词典》的出版做出重大贡献，还不如说编写组搜罗保护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为当年那些无书可读、无事可做的学者提供了为社会服务的机会，其价值更大，意义更深远。

当时，极“左”路线仍很盛行，学者做学问难，著书立说更难——担心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可是编写《汉语大词典》条目要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才能胜任。于是，散落在温州各地的马允伦、杨奔、周梦江、郑张尚芳、沈洪保、徐顺平、高益登、潘悟云、朱烈、张如元等，成了编写组的中坚力量。由于编写组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他们的学术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日后他们有的成了国内乃至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精英，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郑张尚芳：

感谢编写组

为我创造了机会

进编写组之前，郑张尚芳是温州渔业机械厂翻砂车间的工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偷偷从事学术研究，如同温州人开地下工厂。

今年77岁的郑张尚芳现居北京，他还是与退休前一样忙碌，一会儿飞云南，一会儿飞杭州，马不停蹄地应邀参加学术会议。不过，他的乡情依旧，关心着家乡的变化，有时还与当年编写组的成员互通信息。说起编写组，郑张尚芳不时有美好的回忆。他于1978至1981 年在《汉语大词典》温州编写组工作，后来他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考试，并被录取，离开温州。时至今日他还是非常感谢编写组为他创造了机会。

郑张尚芳在温州是个传奇式人物。他出生在龙湾区永中镇寺前街，父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温州瓯江布厂的经条师傅，因参加工潮，被国民党当局作为通缉对象，被迫只身远走他乡，因此他是在永中镇石浦村外祖父家中长大的。那时外祖父有一本清朝留下来的杂字簿，上面分类记着温州话的生活用字，还分为五谷类、动物类、用具类，这使他第一次知道了温州话是可以用文字表达的。

在温州二中读初中时，语文老师鼓励同学们搜集谚语丰富词汇，他特别感兴趣，还带头组织了一个谚语兴趣小组。他曾经对我说过，温州许多土话很难用汉字记录，探究怎么克服记录土语的难题，让他伤透了脑筋。他曾去学习和研究怎么给方言拼音，却难以见效。直到后来在温州图书馆找到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中一整套用国际音标记录温州方言的方法，才真正摸索到了研究语言的科学道路。

为了研究温州方言，特别是温州谚语，他时常上街作记录。有一次他在人流中穿行，突然听到一句温州谚语，立即三步并两步地前去，侧耳聆听两位老人的交谈，还问：“阿公，刚才您这句话说得好，请您再说一遍给我听，好吗？”老人发现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只好满脸笑容地说明了原委，老人的脸色也由“阴转晴”。因此，到1966年，他搜集了有关温州方言的书籍资料达64种，积累了俚语方言卡片3万多张。可惜有一半在“文革”中损失，成了一大缺憾。

语言学是一门科学。不仅要懂历史、古汉语、古文字、还要从现今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和东南亚语言中寻求参考，来揭示温州方言的底层。他掌握了朝鲜语、越南语、泰语、柬埔寨语、日语和我国藏、苗、壮等少数民族的语言。而这众多少数民族语言，他都是坚持自学而成的，并且还能看懂需用的资料，在研究中进行语言之间的比较。

因此，他的刻苦自学感动过诸多学者，也得益于众人的帮助，甚至好多前辈的关爱。1962年，只有27岁的他，凭着对语言学的热爱写了一份十万多字的《温州方言记编写计划与音节提纲》寄给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亲自审阅并批准了他的写作计划。因当时他还没有固定的职业，语言所专门汇来100元的纸笔费，吕先生还从个人工资中每月汇给他10元，帮助解决生活问题。这一老一少的两位学者，连照面也未曾打过，直到1979年，郑张尚芳去北京修改稿件才第一次谋面。还有，当他向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和民族语言研究所的专家王辅世求教时，也很快收到了回信。王力先生亲笔在信中写道：“我觉得你对音韵学无师自通，是十分难得的。”王辅世先生一写就是19页的长信，深情厚谊跃然纸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以自学成名的郑张尚芳先生如今在上古音领域是位有国际影响的语言学专家。

潘悟云：

追随郑张尚芳

选择了语言学

与郑张尚芳先后进编写组的潘悟云先生，也是自学语言学的。但他们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去年年初，我听说潘先生为郑张尚芳先生特地编了一本学术纪念集，好像是献给郑张尚芳先生75岁华诞的。

而他们的相识也很有故事：因家庭成分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潘悟云高中毕业后不能考大学。可是他酷爱读书，什么书都要读。从数学、文学、美学、哲学、语言学，一直到音乐、美术史等书都读，就像在大海里游泳，希望有一天能游到海岸。然而，书海泛舟茫茫一片。

1969年的一天，他遇到了郑张尚芳。当时郑张尚芳虽然只是名工人，但是在语言学研究上已经有一定的成果和影响力。吕叔湘先生曾借给郑张尚芳一本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因中科院语言所要整理图书，欲先收回。郑张尚芳找到了潘悟云，要他帮助抄写其中的《方言字汇》。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抄录了此书，一式两份，给自己也留了一份。郑张尚芳很受感动，认为他是个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的人，便告诉他一些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此潘悟云正式开始了语言学这一终身事业。

潘悟云是编写组中最后进入的一位。1982年他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一时没有合适的单位接收。关键时刻是《汉语大词典》编写组求贤若渴，吸纳了这位学历最高的成员。编写组工作结束后，他便留温师专任教。

而后来遇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语言学科创始人王士元先生，是潘悟云人生中的又一大转折。他在一本荷兰的语言学杂志上，看到介绍王士元词汇扩散理论的一篇文章后，很受启发，于是给王士元写了一封四五千字的长信。王士元很快回了一封长信，建议两人建立长期学术联系，并就自己主编的语言学权威杂志向他约稿。

1986年，在王士元先生的引荐下，潘悟云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访问期间，他看到了王士元使用的一个方言分析软件，大感兴趣，就暗下决心，自己来编制。1987年回国后，他申请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开始了用计算机处理汉语方言的研究。

因此，在语言学的研究上，他比别人多出了一个电脑帮手，这在国内语言学界也是凤毛麟角。听说温州好几位学者因他的影响而率先用上了电脑。

有了电脑的帮忙，潘先生将语言学研究成果与分子人类学进行交叉验证，不仅体现了学科的科学性，还扩大了研究论证范围。

如果说，做学问有多种模式，或一盏青灯，几部黄卷，埋头就是几十个春秋，如同乡间老农，种着自己心爱的几亩地，也有收获的喜悦，那是封闭式的小农经济模式。而有的则像是当今工业社会形态，不仅拥有自己的产品理念，生产设备，而且还有明确的国际分工，快捷的网络联接，更拥有一批各学科交叉可分可聚的学者群体。这种研究理念将学者的学术研究思维与国际接轨。潘先生的研究模式，应该属于后者，他走在了他自己学科领域的国际前沿。

回首从《汉语大词典》温州编写组走出的郑张尚芳、潘悟云，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编写组是个平台，但有了平台之后的不断攀登更为重要。如果郑张尚芳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没有像吕叔湘、王力、王辅世等名家的帮助；潘悟云没有郑张尚芳、王士元等的鼓励，也许他们没有今天。

温州不仅是数学家的摇篮，还是语言学家的故乡，研究古老语言的沃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一批颇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中温州人占了相当的比例，如1992年美国著名语言学专家王士元主编的《汉语言的祖先》是一本很权威的著作，书中选登了被学界称为是代表20世纪后半叶国际历史语言比较学汉语史研究一流水平的学者论文，中国大陆仅三名学者入选，而这三位全是温州人，他们是郑张尚芳、潘悟云、游汝杰。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两位都来自《汉语大词典》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