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 松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文明总是伴随着水的兴衰变迁而跌宕起伏和源远流长。宿迁自古就是水乡泽国。翻开宿迁的历史，在远古的宿迁大地上，就流淌着淮水、泗水、睢水、汴水、沂水、沭水等众多名川大河，富陵湖、骆马湖、侍丘湖、白鹿湖、埠子湖、仓吉湖等湖泽更是星罗棋布。正是由于水系发达，河湖密集，为原始先民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环境，也为城市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们逐水而居，依水而城，在这片大地上繁衍生息，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这其中，流经宿迁大地最为古老、流域最广，对宿迁历史文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影响的一条天然河流就是古泗水。

古泗源流

古泗水，是一条古老、独特、历史厚重的河流，《尚书·禹贡》《山海经》《史记》《水经注》等均有记载，是古代“四渎八流”中的“八流”之一，也是传说中“禹治九水”之一。她源于今天山东省泗水县（春秋时为鲁国卞县）泉林镇陪尾山，《括地志》载：“泗水源出兖州泗水县东陪尾山，其源四道，因以为名。”又因其水质清澈，历史上又有清泗、清水、清河之称。

泉林为泗水源头，因名泉荟萃，泉多如林而得名。据《泗水县志》载：“泉群有名泉七十二，小泉多如牛毛。”因其三面环山等特殊的地质结构，从而造就了泗水源头“五步成溪，百步成河，不以潦而盈，不以旱而涸。穷古至今，滔滔不绝，汇为巨流……”的壮丽奇观。春秋末年，孔子曾在泗水源头，面对滔滔喷涌的泉水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千古浩叹。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泉林情有独钟，曾先后九次驻跸泉林行宫，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第三次驻跸时写下《泉上六咏·泉源》赞曰：“四泉流作泗河源，乳窦灵根今古翻。混混从无舍昼夜，是之取尔子舆言。”描写的就是亿万年奔涌不息的泗水之源。《读史方舆纪要》《山东通志》也都称这里为“山东诸泉之冠”。

古泗水干流明晰，其源出泗水县后，主要流经今山东、安徽和江苏三省，经曲阜、兖州、邹城、任城、鱼台、微山、沛县、徐州、下邳、宿迁等地，最后至今淮阴“泗口”（唐、宋时为宿迁地，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古称“马头镇”。“泗口”又名“清口”“清泗口”，“清口”就是因泗水甚清而得名）汇淮入海，总河长400余公里，流域面积近8万平方公里，即今天整个淮北地区和“沂沭泗”流域。也有专家学者研究后认为：“古泗水本是一条独流入海的大川。”其依据《山海经·海内东经》所载：“泗水出鲁东北，而南，西南过湖陵西，而东南注东海。”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则在其《汉书地理志选释》中提出，泗水入淮口东汉前在睢陵故城(今约在泗洪县东南)，即《汉书·地理志》济阴郡乘氏县云：“泗水东南至睢陵入淮”，约在东汉后期,泗水入淮口才开始发生变化,到三国时期初年“泗口”迁至淮阴对岸。当然，还有 “泗水至下相入淮”之说，但由于时间久远，已不可考，但总体可以看出，泗水在古时尾闾有过多次东移的变迁。1998年版《江苏省水利志》泗水条目这样记载：“泗水源于山东省沂蒙山区，古为淮河支流。泗水经山东省曲阜、兖州南流至徐州，西会古汴水。至下邳东会沂水，至宿迁西纳睢水，至淮阴杨庄汇入淮河。”

泗水上游虽然属于山区季节性河流，但其源头水量充沛，尤其中下游支流众多，其源出泉林陪尾山后先西南，经兖州后复折东南，沿途汇集了山东东南部以及山东半岛、豫东、皖北、苏北等诸多支流，如下游流经古宿迁的沭水、沂水、汴水、睢水等河流都是其支流，从而形成了浩大的水系。由于水系浩大，在古代曾是淮河最大的一条支流,故常常以“淮泗”连称。

古泗水流域广阔，河道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上游部分从今天的山东泗水县至济宁市;中游从今天的济宁市至徐州市;徐州以下至淮河交汇处为泗水下游,宿迁当时就位于泗水下游流域地区。

宿迁作为古泗水流域的下游地区，《水经注疏》卷二十五《泗水》篇中这样记载其在宿迁的流向：“又东南迳下相县故城东，泗水又东南得睢水口。泗水又迳宿预城之西，又迳其城南。泗水又东迳凌栅南，又东南迳淮阳城北，又东南迳魏阳城北，泗水又东径角城北，而东南流注于淮。”从文中记载可以看出，古泗水过古邳后，在宿迁境内基本保持东南流向，几座古城均依水而建，其先经下相古城东南会睢水，再经宿预、凌栅（凌县故城治）、淮阳（今淮安市西南）、魏阳（泗阳故城治）、角城（今泗阳县李口北）等古城后继续东南由“泗口”入淮。

在唐、宋乃至金朝时期，“泗口”、淮阳、角城等泗水尾闾地区均为宿迁地。唐杜佑《通典》载：“泗口，……即今临淮郡（即泗州）宿迁县界；角城，安帝义熙中置，亦在宿迁县界。”《元和郡县志》记泗州宿迁县：“淮水入县境南与楚州山阳县分中流为界”。从文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出，古泗水在历史上其下游流域曾几乎全在宿迁境内，其在宿迁古老的大地上蜿蜒流经160余公里，河长超过泗水总河长的三分之一，几乎贯穿古宿迁全境，直至古淮水。她清水盈盈，绵延悠长，滋养两岸，孕育文明，对宿迁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古泗水为下游流域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古代，泗水包括其支流沭水、沂水等水系的上游均属山区季节性河流，由于源短坡陡，尤其在汛期洪水集中时，短时间峰高流急，经常造成上游地区山洪泛滥，因此常被上游流域称之为“害河”。而洪水进入到下游流域后，由于地势相对平坦，行洪较为缓慢，且历时较长，加之水质清澈，因此不但利于引渠灌溉，而且也有利于行船水运，这就为包括宿迁在内的古泗水下游流域的人类繁衍生息和生产开发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另一方面，古泗水流域对宿迁发展变迁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仅从作为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发展 “活化石”的地名来看，泗水下游的宿迁地区就先后有泗阳县、泗水国、泗州、泗洪县以及“泗口”等许多与泗水有关的古今地名（其下游还有安徽的泗县等），而徐州以上只有其源头的泗水县以“泗”为名，其名始于隋朝中期，比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得名的泗阳县晚了近720年之久，这充分证明了作为下游流域的宿迁地区受泗水流域影响最为深远，且得益于古泗水的润泽也最甚。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宿迁孕育和兴于水体丰茂的泗水之滨，古泗水曾是宿迁的母亲河，更是宿迁发展变迁的重要见证和源流。

泗水之滨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古泗水流域作为黄河、淮河以及长江之间一条重要水系，是联系中原与江淮地区的重要交通通道，因此注定她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区域。

古泗水流域是上古文明“东夷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的诞生地。古代传说中的诸多首领人物如伏羲、神农、黄帝、少昊、虞舜、大禹等无不与泗水有关，孔子、孟子、颜子、曾子、思子、墨子等众多的先贤圣哲都生长和活动在泗水流域。春秋时期，孔子在“洙泗之间”讲学授徒（洙，即洙水，古水名，源出今蒙阴县东北，古时至卞县与泗水合流，故道久湮，非今洙水），从此后人遂以“洙泗”代指孔子和儒家学说。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誉泗水为“海岱名川”。唐朝诗人李白足迹遍及泗水两岸，并留有“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的佳句。白居易著名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也是一首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佳作。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千百年来更是被广为传诵。

曾为泗水之滨的古宿迁，流出一源，宗出一脉。数千年来，在古泗水的滋养和哺育下，积聚了厚重的历史底蕴，形成了灿烂辉煌的文明。5万年前，宿迁大地上就有古人类逐水而居在此生存繁衍。近年在泗洪县梅花镇发现距今8300年前的顺山集遗址，更是将淮泗流域下游的史前文明至少推进了1500年，被誉为江苏文明之根。据可考文字记载，宿迁始为远古东夷族首领少昊活动地域，同属泗水流域“东夷文化”。在夏商周时期，宿迁大地上就先后有徐国、钟吾国、厹犹国等立国于此，秦统一中国后，设下相县于今宿迁地，后置厹犹县、宿预（豫）县等，唐宝应元年（762年）因避代宗李豫讳，改称宿迁至今。其间在西汉历史上，泗水国在宿迁地区建都，传五代六王，历132年。

从北魏至唐朝中后期，宿迁还曾先后作为宿预郡、南徐州、东徐州、东楚州、安州、泗州、下邳郡以及盱眙郡、临清郡等州、郡的治所所在。古时置州立郡之地（侨置除外），或地处战略要冲，交通便捷；或区域繁荣富庶，人口众多，或两者兼之。而这个时期作为泗水之滨的宿迁地区就属于两者兼之。

早在先秦时期，泗水流域就已形成较为发达的农业文明，至汉代，农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由于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尤其是水利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宿迁地区农业发展水平较为先进，是典型的鱼米之乡，在当时的农业社会中属于最富庶的地区，经济水平远超今江南地区。《尚书·禹贡》根据土地肥力将全国“九洲”土地分为三等九级，宿迁属“徐州”，土地肥力为“上中”等，远高于时属“扬州”的今江南地区的“下下”等。《战国策·秦策》亦称泗水流域为“膏腴之地”，《后汉书·陶谦传》载：“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后虽在三国、南北朝期间频受战乱影响，宿迁归属屡经更替，经济也遭到破坏，但农业发展水平总体保持稳定。南北朝时徐州刺史薛虎子在《徐州陈政事表》中云：“徐州左右，水陆沃壤，清(泗)、汴通流，足盈灌溉，其中良田十万余顷。”到了唐代和北宋时期，种植业进一步发展，曾出现“一熟可资数岁”的丰收境况。唐朝诗人张籍在《泗水行》中有：“泗水流急石纂纂，鲤鱼上下红尾短。春冰销散日华满，行舟往来浮桥断。城边鱼市人早行，水烟漠漠多棹声。”更是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泗水下游地区水美鱼肥、舟船泊聚以及市景繁荣的场景。

作为“禹治九水”之一的古泗水，因其地理位置和南北走向，尤其是下游通畅，水运商贸开发甚早。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禹贡》就有过：“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扬徐二州贡道浮于淮泗，则自邳宿而西，漕运之始也”的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先开邗沟，后引菏入泗，最先沟通了“四渎”，即江、淮、河、济四大水系，从而使泗水之滨的宿迁自古就有了“北望齐鲁、南接江淮”之称。战国魏惠王所开的鸿沟，又进一步沟通了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的水运交通，《史记·河渠书》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秦汉时期，泗水更是国家漕运的重要运道。东汉时期的王景治水，使河汴分流，又沟通了汴水和泗水，进而又加强了经由宿迁的泗水水运交通地位。直到明清大运河开通前，南北航行水运和国家漕运通道基本都是依托古泗水中下游河道为基干的，泗水之滨的宿迁也因此一直是一座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

尤其在南北朝至唐朝中后期这段时期，宿迁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年），为加强泗水运道和南北漕运管理，改北魏东楚州为泗州（后隋一度改称下邳郡，唐初复为泗州），仍与宿豫同城而治。据史料载，古泗州曾先后领临淮、宿豫、下邳、良城（今邳州西北）、夏丘（今泗县）、郯县（今郯城）、涟水、徐城（今泗洪北）、虹县（今泗县）、沭阳、盱眙等郡、县，泗州之名即始于此，宿豫城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座泗州城。直至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迁治，历时近160年。

当时的古泗州城南望淮河，西依泗水，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南北军事战略要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想见，泗州城外舶舻往来，桅杆林立，城内南北交融，商贾云集，两岸居民沿河而居，依水而作，泗水之滨一定是一片繁荣富庶的美丽景象。

沧桑变迁

时至南宋，流淌了数千年的古泗水安流入淮、滋养两岸的局面被打破，而这种力量正来自黄河“夺泗入淮”。黄河“夺泗入淮”是淮泗流域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性事件，最终使苏北地区乃至淮河下游地区发生了巨大变迁。

历史上黄河多次“夺泗入淮”。最早记载始于西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黄河在酸枣县（今河南新乡延津县境）决口。《封禅书》载：“河溢通泗。”这是有记载黄河犯泗的开始。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于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县境）决口，《史记》载：“东南由钜野泽通于淮、泗，梁、楚一带连岁被灾。”这是有记载苏北地区受黄泛之灾的起始。此后，屡决屡堵。但这个时期黄河犯泗属侵流和混流期，夺河时间相对较短，加之治理及时，决口都很快被塞堵，对泗水下游流域地区影响较小。

从南宋开始，因自然、战争以及人为等原因，黄河开始频繁决溢“夺泗入淮”，造成淮泗流域水患加剧。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今开封）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境内）人为决河，以水代兵，使黄河在山东金乡夺泗南下，经徐州、下邳、宿迁、淮阴入淮，成为黄河长期南泛“夺泗入淮”的开端。此后，黄河还有多次大规模南泛入泗的记载，其中，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在武阳决口泛滥，由封丘沿汴水至徐州夺泗，从此徐州以下泗水河道均为黄河所夺，黄泛之灾亦日趋严重。直至清咸丰五年 (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今河南兰考县境）决口后北徙，才结束了长期南泛的局面，但徐州以下泗水故道皆被淤废，仅留下了一条高出两岸地面4-6米的“地上河”，即今天的黄河故道。

黄河“夺泗入淮”看似是水系的变迁，但因其“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实则是影响地区生存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迁。其造成的影响虽然是一个时间跨度较长的渐变过程，但长达700多年的黄泛肆虐以及后期人为治河活动等因素影响，最终使苏北以及整个淮泗流域水系遭到严重破坏，河道淤塞,湖泊兴替, 水、旱、蝗、沙、盐碱等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生存环境乃至整个经济社会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并成为整个区域近现代发展相对滞后，开始逐步落后于江南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宿迁而言，由于地处泗水之滨，南依淮水，北临徐州，黄河“夺泗入淮”使宿迁首当其冲，成为黄泛冲击的重灾区。从最初的侵流、混流到最后的全流，黄河裹挟的大量泥沙逐渐使泗水原有河床日趋抬高，加之后期人为不断筑堤防洪，最终导致泗水河道成为“地上悬河”，上不能承接原有各水系，下则不能及时入淮，遂造成洪水在宿迁大地上肆意漫流，水患频发。据《宿迁县志》载：“自南宋以来的800年间，水势横溃，河湖无涯，无岁不受患。”

当代地质钻探资料也表明，以今宿迁马陵公园为轴心，除其北部未见黄泛土层外，其余东、南、西三面均被黄泛土覆盖，最厚处达40米，最浅处近10米。可见黄河过去在宿迁大地肆虐的程度，其无数次地泛滥和淤积，基本重塑了宿迁的地形地貌。由于泥沙淤积，河道不通，原有的水网河流全部遭到严重破坏，淮水、泗水、睢水、沭水、沂水等主要河流水系被打破，骆马湖、埠子湖、白鹿湖、仓吉湖等众多湖泊被淤塞或积为平陆，原始植被也遭到破坏,土壤急剧沙化和盐碱化，几乎从根本上破坏了宿迁原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

黄河长期“夺泗入淮”，不但使宿迁地区原始地形地貌以及河流湖泊等自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更对宿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由于洪水带来的大量泥沙，土地逐渐沙化和盐碱化，水利设施也遭到破坏，良田不断退化荒芜，农业生产水平出现急剧倒退，“稻作为主”也逐渐被“旱作为主”取代。据《徐州府志》载：清代同治年间宿迁已经“下隰之稻，百不及一。”宿迁人民也由此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之中，洪水所到之处，田庐飘荡，村落成墟，人畜溺死无数。有水则涝，无雨则旱，十年九灾，且大灾过后常常连年颗粒无收，人民生活极为贫困而流民四起，卖儿鬻女随处可见，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烈景象。《宿迁县志》载：“崇祯十三年，人相食，山东流民死者尤众。有聚埋于城东地藏庵后者，遂名之万人坑。”“大雨大饥死者拍枕,漂没遗骸盈河。”明代宿迁人张忭曾作《哀宿口号》四首律诗，其一写道：“流民连岁不堪图，尤是今年景象殊。树已无皮犹聚剥，草如有种敢嫌枯？插标卖子成人市，带锁辞年泣鬼途……”真实反映了当时宿迁人民所遭受的沉重灾难。

夺河必夺城，宿迁历史上多座城池也因洪水泛滥冲圮而多次迁址，众多古城古镇至今仍深埋黄沙或河湖之下，历史遗存遗迹也大多深埋地下而遗踪难寻，民家屋舍被淹被毁更是不计其数。《明史·河渠志》载：明万历四年（1576年）“河决韦家楼，又决沛县缕水堤，丰、曹二县长堤，丰、沛、徐州、睢宁、金乡、鱼台、单、曹田庐漂溺无算，河流啮宿迁城。帝从桂芳请，迁县治、筑土城避之。”记载的就是明万历时期宿迁城因黄河洪水灌城而迁治的历史。此外，由于连年灾荒，洪水不绝，加之战乱多发，人口流离失所，财富难以积累，宗族不可延续，文化和教育也日趋落后，部分灾民心态发生畸变，道德出现沦丧，造成了社会动荡和不安。尤其明清以后，偷窃掠夺、流贼盗匪等常常为害地方，宗教迷信活动也开始借机盛行，更使宿迁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从此，泗水之滨风光不再，黄金水道变成了洪水走廊，良田沃土变成了黄泛之地，鱼米之乡变成了多灾之乡，宿迁作为苏北地区也由此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即便在1855年黄河北徙后，黄河“夺泗入淮”的遗患还在长期持续地影响着宿迁地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易旱易涝、多灾低产的农业生产面貌和贫穷落后、经济欠发达的状况。

而此时的泗水由于入淮河道被黄河侵夺，其中游逐步在徐州至济宁间潴蓄，形成昭阳湖、独山湖、微山湖、南阳湖等湖泊，从此，泗水不再南下。至清同治年间，四湖连成一片形成今天的南四湖，该段河道亦湮废在湖内，至此，古泗水仅剩济宁（鲁桥）以上河道，即今天的泗河，徐州以下则被称为黄河故道。

宿迁境内的泗水故道成为黄河正道后，泗水的名称也开始逐步被黄河而取代。随着年深日久，泗水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湮灭在宿迁历史的长河中。正所谓，黄河北徙空故道，泗水南流不复归。沧海桑田成过往，安澜河清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