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沾，1919年9月生于安徽蒙城县南关外二里杨庄。1937年，刚从安徽省立五中毕业的他，就遇上了卢沟桥事变，受到抗日战士们的感召，他热血沸腾，决心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他先后到铁道兵团干部教练队和陆军工兵学校学习,1939年，又赴贵阳考入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继续深造，成为军校第十七期通讯科学员，学习无线通讯。

由于杨雪沾读中学时数理成绩好，有一定的无线电知识基础，所以在军校学习期间，他很好地掌握了电台的构造、维护以及无线电码、收发报技术。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政部通信兵三团，先后在惠水、贵阳、桂林等地驻防，不久调入通信兵六团。

1941年冬季，日寇入侵缅甸，妄图截断从缅甸仰光港到昆明的国际援华物资的最后通道。为了保住这条交通生命线，国民革命军派遣中国远征军入缅与英美联合抗日。通信兵六团需派一部分士兵加入远征军的行列，杨雪沾立即报名并接受了选派。出发前，他请假到湖南耒阳向逃难暂居在那里的家人告别。当时，他父亲杨允恭正重病缠身，卧床不起。杨雪沾跪在病榻前道出远征缅甸的请求。父亲得知他出国是要去抗日，便哽咽着果断地说：“去吧！山河破碎，救国是大孝啊！”

杨允恭坚定地支持儿子去远征是有原因的。他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炮兵科，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担任过孙中山大本营的参谋，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南北转战，出生入死，可谓戎马一生。后来因病离开军旅，报国已成憾事。而今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未竟事业，他怎能不支持呢？不舍之余有欣慰，更有期待。父亲的话，给儿子莫大的鼓励，杨雪沾当即含泪辞别亲人，远赴战场。可谁知道，这次告别竟成了父子间的永诀！

1942年3月，杨雪沾开始了他的远征。通信兵六团派出22部电台，配属远征军各军师部。他被调到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电台，担任上尉报务员，台长是他黄埔军校的同学任铮。报务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都是军事院校毕业的技术优秀的专业人才。战争打响后，电台每天不间断地接收一线的战况，并传达司令长官部的指令。发出的电报都是“加急”，有的还是“十万火急”，可见战况之紧迫。电台每天超强度地工作，有时也会出点故障，杨雪沾在军校学习的维修技术在此派上了用场，在他的努力下，小故障常常会很快被排除，因此保障了作战时指挥系统的畅通。中国远征军历时三个多月，浴血奋战，屡挫敌人的锋芒，使日军遭受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

5月初，远征军被迫撤至野人山。野人山是有“绝地”之称的原始森林，毒蛇恶蝎出没，天气酷热难耐，雨季山洪凶猛。加上缺粮断炊，无医无药，官兵历尽了炼狱般磨难。恶劣的环境不知夺走了多少年轻的生命，山野间到处尸体横陈，白骨成堆。由于饥饿，杨雪沾和战友们不得不摘野果、挖野菜、吃芭蕉根维持生命。时间一长，他身体浮肿起来，加上得了回归热，昏倒过好几次。他所在电台的战友有的掉下山崖被山洪冲走，还有的陷进沼泽地死亡，所幸的是，他从死亡线上挣扎着顽强地活了下来。

时任电台台长的任铮如今已是97岁高龄，每当回忆起在野人山上他和杨雪沾分别的一幕，就感慨不已：“杜聿明副司令要补充报务员，找我要人，我派杨雪沾去，他不肯去，说我们是同学，又是战友，生死我们都要在一起。我果断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临行时，我拉着他的手，把我的一支手枪送给他作纪念。他掏出一包药送给我，后来我得了重病，头晕高烧，上吐下泻，生命垂危，就是这包药救了我的命啊！”

就这样，杨雪沾依依不舍地离开任铮台长，来到杜聿明副司令身边的第五军军部电台工作。

部队身陷绝境，电台是走出野人山唯一的希望。杜聿明副司令长官多次指示电台向重庆发出求救的信息，但野人山这个巨大的绿色屏障，电波很难穿透，更何况大雨连绵，电池潮湿，电台元件也锈蚀得无法使用，这样，“希望”在野人山慢慢变成了绝望。

两个多月后，天气逐渐放晴，部队走进了一片开阔地带，所幸被一架正在搜寻国军部队的美军飞机发现，空投了粮食、罐头、药品，还投下了电台。这样部队终于与重庆取得联系，在孙立人部队的接应下，远征军的残余部队历时三个多月，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走出了野人山，到达印度的雷多。

中国远征军的一部分退入印度后，为了重整旗鼓，伺机反攻缅甸，部队在兰姆伽训练营整编，并进行以热带丛林作战为重点的全面训练。美国调来一批军官任教官，还运来了各式各样先进的武器装备。训练基地开设战车、通讯、工兵、指挥等学校，训练内容严格按照美国西点军校教程进行。杨雪沾进入通讯学校，再次接受实战通讯训练。由于他有黄埔军校学习的基础，加上刻苦训练，多次考核成绩优秀，让教官们赞叹不已。

结业时，一位美国少校特意把从战场上缴获的日军高清望远镜送给杨雪沾作为纪念，这份礼物他一直珍藏着。训练结束后，杨雪沾被编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电台。在那里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直接为总指挥长史迪威将军服务。史迪威担任过驻华武官，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十分和蔼可亲，见面就称呼他为“上尉杨”。

回国后，杨雪沾被安排到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和湖南省行政干部训练团合办的学生教导总队任分队长。学生教导总队担负着本战区军队人才培养任务，同时也应战事的需要，参与一些军事活动。从湖南日报社档案资料获悉，杨雪沾到总队没有多久，就被派遣协助一军事教官到宜章与乐昌交界处实地查对军事地图。当时日军已攻陷长沙，粤汉铁路南段告急，他们的任务是核查铁道周边地形地貌，包括桥梁、隧道等，以便国军加强戒备。

1944年11月，教导总队由广东乐昌坪石镇迁往湖南宜章杨梅山。不久，杨雪沾受令带六个青年出外侦察敌情，十天后带回驻乐昌日军有北上迹象的情报。教导总队考虑到总队驻地离铁道白石渡站仅10余公里，决定东撤至长策乡。

果然，不到一个月，杨梅山被日军占领。1945年1月，战事吃紧，遵照干训团指令，教导总队挑选一批精干的青年，成立谍报队。经过短期的化妆、追踪、侦察、爆破等训练后，分成三个组，杨雪沾担任第一谍报组组长。他化名杨春，带领谍报员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他们租住校舍农家，以教师或老百姓身份出外活动。侦察日寇驻点分布及军力情况，并绘制成图，供国军布防；同时，及时观察日军动向，如有异动，迅速向第一线部队报告，以便做好相应的战斗准备。因出色的情报工作，干训团誉称谍报队为“前哨部队”。

抗战胜利后，杨雪沾对国民党政府企图发动内战极端不满，其实早在远征军回到昆明时，他看到的是跟血与火的战场迥然不同的景象，因而就对国民党统治阶级产生了厌恶和怨恨。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拼着九死一生(我所形容的九死一生毫不为过)，远征缅甸、印度去抗日，而国内的‘大人先生们’竟在歌舞升平中朝欢暮乐，沉醉在灯红酒绿的逍遥之中，这让为之付出生命的战士们在九泉之下情何以堪呢？”

1945年底，杨雪沾愤然离开部队，解甲归隐。为了生计，他在长沙一家报社找到一份工作，后来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工作者协会会员。参加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参与秘密创办《实践晚报》，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动员民众行动起来，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杨雪沾，这个蒙城人民的儿子，用自己一腔滚烫的热血，书写了一首抗击侵略者的青春之歌。

1996年11月,杨雪沾因病离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