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四千将士被俘，其中有极少数人叛变、变节。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三个团级干部的叛变，则给新四军造成极大的破坏。他们最终得到应有的下场。

被新四军枪毙的赵凌波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在事变中被俘叛变。绥靖指挥部成立后，赵凌波当上反共副专员，紧跟该部在安徽繁昌我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专门从事策划清剿活动。中共谍报人员侦悉后，即报告新四军七师师部，师部领导一面电告军部，一面派侦察参谋李务本率侦察员，化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1942年5月，赵凌波化装后，潜入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地方武装驻地，冒充是从国民党牢狱里逃出来寻找部队的，企图侦察中共方面情况，但被五十七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认出来，并立即被武装护送到无为县东乡白州五十七团团部。傅秋涛师长看了梁金华团长的电报后，即令当时在五十七团团部的李务本带侦察班，名为“护送”，实乃押送赵去无为县北乡大俞家岗七师师部。并拟在适当时机，派得力精干武装，押解他去苏北军部审判。不料，拂晓，押解到石涧埠附近路旁休息时，赵凌波突然向国军黄洛河据点奔逃。李务本立即带侦察班追捕。赵一面逃，一面大声叫：“李务本，我和你今日无仇，往日无怨，何必这样逼我，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李回答说：“赵凌波，不要跑，跑就打死你。”赵听后反抗拘捕，当场被开枪打死了。

投黄河自尽的赵希仲

新四军军部北移时，赵希仲任第一纵队参谋长。赵被俘叛变后，上饶集中营特务首脑张超，即委任他为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主要从事对被俘人员的感化工作。1942年4月，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奉命撤并，对外公开名称改为“战时青年训导东南分团”。5月，日军进攻浙赣线，逼向上饶。东南分团于6月5日从驻地周田村出发，往闽北转移。当在石塘镇宿营的6月7日深夜，赵乘教官组其他政治、军事教官们熟睡中，偷开宿营地后门逃出来。

赵希仲逃离后，开始到处流浪，当流浪到浙江金华时，因言语不同，形迹可疑，又无良民证，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而被逮捕，交日本通讯队服苦役，半年后获释。1943年2月，赵流落到义乌做小生意。同年6月，别人介绍他到杭州河坊街三友饼干店做摇面机工人，不久又被日本人抓去，一直关押到1946年初，以政治犯被释放出来，辗转回到长安县老家。到老家后，国民党“中统”把他看作是共产党“匪犯”，打算逮捕他。赵闻风后逃到甘岷县，惨淡经营小本买卖过日，直到当地被解放才返回老家。

1950年，赵希仲隐瞒叛党、叛变历史，由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介绍再次参加革命，被送到陕西高陵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调到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任副经理。经过1956年内部肃反运动，赵希仲的叛党、叛变问题初步有所暴露，组织上撤销他的职务，就地监督劳动。“文革”期间，赵希仲惶惶不可终日，在1968年8月的一天深夜，投黄河自杀身亡。

被中共新政权处决的刘厚总

新四军军部北移时，在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的刘厚总随军部转移。在突围途中与项英等人相遇。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隐蔽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了项英、周子昆。之后，他又到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就是5年。直到1948年才被释放。刘先到江西省九江市一个盐铺当伙计。1949年5月，中共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解放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就去江西新余县的一个湖南老乡开的兴记盐铺当管账先生。

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派人逮捕了刘厚总。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引起黄的高度警惕。黄觉得此人像自己当年给周子昆当警卫员时，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

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