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0年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社会发展水平都有了很大提升。上游云贵、川渝和中游湘鄂赣，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发展的齐头并进。下游江、浙、沪、皖则保持了其原有的高水平态势，同时不断创新社会服务理念和方法，尤其是近年安徽地区的经济崛起给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其社会建设方面也变得愈发成熟高效。整个长江经济带社会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的重要窗口，长江经济带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黄金水道和内河经济带，其范围融贯东、中、西，横穿华夏大地、是我国沿海沿江“T型”经济结构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这一地区社会治理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综合建设的推进对于我国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能级的提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将“十三五”以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各个方面的社会发展数据进行汇总，利用多种数据呈现手段和方法，对各地多维度社会发展基本情况进行细致的刻画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形成推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社会发展水平向更高层次迈进的一些意见建议。

一、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一）人口和社会发展

“十二五”以来，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的常住人口总量都保持稳定小幅增长态势，十一个省市常住人口总量2010年为5.73亿人，2019年达到6.02亿人，占全国人口数的约43%。其中，四川省常住人口最多，达到8375万人，接下来依次为江苏省、湖南省、安徽省。

表1 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常住人口发展情况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在常住人口变动方面，近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常住人口同比增幅基本保持在2%以内，年均增长率约0.56%。其中2011年的云南、2015和2017年的江苏出现了负增长。人口总体趋势上，2016年后的两年中随着全国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各省市人口增幅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十三五”末期又逐步恢复到了2011年时的增长水平。空间分布上，十年中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中西部地区虽然有所提升，但并不十分明显，整体提高较大的是湖北和云南两省。在城市群的尺度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对于人口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常住人口的空间变动与近年经济发展的趋势基本相符。

在人口自然增长方面，长江经济带呈现出明显的西高东低的基本态势，十一个沿江省份中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四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东部地区则普遍较低，尤以上海和江苏最为明显。2019年自然增长率最高的贵州省是最低的上海市的4.5倍，这与常住人口规模呈明显的负相关。

表2 2015-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统计公告

在城镇化率方面，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平均值为61.7%，超过全国平均水平（60.60%），下游的江浙沪三省均超过70%，其中上海最高为88.10%；中游的湖北和上游的重庆也都超过60%，但不及70%，处于快速发展期的末端；长江上游的云贵两省城市化率较低不及50%，单纯从城市发展规律的角度看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两省较为苛刻的自然条件可能成为大城市进一步拓展的阻碍。

表3 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口城镇化基本情况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统计公告

城市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尤其是资源禀赋和空间条件对于不同城市成长性有着巨大的影响。从整体结构看，长江上游成渝城市群和下游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梯队非常明显，区域协同发展处于两个非常重要阶段。上游四省处于中心城市快速发展期，由于没有经历过城市化，各种城市发展问题，如老旧城区改造、交通拥堵、环境建设等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显现，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区域发展的重大挑战之一，加之上游地区较差的地形地貌特点，集约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下游的长三角城市群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大城市迅速发展，但中小城市发展明显缺乏有效互动和联系，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问题比较突出，发展分化较为明显，如何实现生态、绿色、高质量协同发展，一体化示范区的建设正是新型城镇化的一次大胆尝试。长江中游地区的湘鄂赣三省从现状上看整体协同性较高，近年经济发展态势也十分良好，不论是人口密度、人口增长还是城镇化方面都有较好的潜力，地形地貌也相对较好，未来作为连接长江上下游的重要节点枢纽，以“九省通衢”的武汉为中心，长江中游城市群将成为拉动长江经济带进一步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有基础实现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愿景。

（二）居民收入和社会消费

2010-2019年期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稳步增长的基本态势。其中，江、浙、沪三省的居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整体表现出东高西低的演进形态，中上游各省市则基本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湖北和重庆的发展态势良好，但与下游地区的现状比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图1 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CPI同比变化情况

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方面，2019全年各省市CPI同比增幅基本保持在3%左右，消费者物价指数维持在合理区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保持增长势头。其中，城乡享受性消费（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交通和通讯、家庭设备以及日用品等）的支出有所减少，生存性消费（食品、居住及衣着等的支出）支出明显增加。

表4 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城乡居民消费品价格增幅

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统计公告

（三）教育、医疗和卫生服务发展

“十二五”“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各省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各地区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明显提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覆盖率进一步增强。

表5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情况

单位：年

资料来源：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历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截止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小学、初中、职业教育、高中和高等教育五个阶段的在校生人数均占到全国同阶段在校生人数的约40%。其中，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人数占全国整体职业教育在校人数的比重最大，达到45.44%；占比最小的为初中阶段在校生人数，仅为36%，这与十年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新生人口规模的变动有很大的契合性。

表6 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教育各阶段在校生人数

单位：人

资料来源：教育部、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统计公告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2018年教育部公布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整体为48.1%，根据官方《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中指标解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适用于国家级计算 。因此，对于各地区的高等教育情况，我们只能用高中毕业生人数和高校招生人数的比值大致反各省市高等教育的普及情况。

表7 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高中毕业人数比值

单位：人

资料来源：教育部、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统计公告

从表中可以看到，由于高校的空间分布不均衡，造成上海、江苏、湖北三省市“招毕比”远远高于其他省市，其中上海由于高等教育资源最为集中，整体的比例达到185.42%。而地处西部的贵州和云南，由于高校数量有限整体招生人数规模偏低，贵州更是不到30%。这样的高校招生规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

关于初中“招毕比”方面，由于高考制度的特殊性，东部教育大省的部分非本地户籍家长可能会选择在小学毕业后将孩子送回老家就读，以保证高中学业的连续性。这就造成了相关数据独特的分布特点。（见表8）。

表8 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初、高中招毕比

单位：人

资料来源：教育部、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统计公告

上表反映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教育各阶段，专任教师数量和师生比的基本情况。通过招生人数和在校生规模的控制，各省市之间同一阶段在校师生比相互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但是，从总量数据和不同阶段师生比数据可以发现，初中阶段专任教师整体规模偏小，其师生比方面仅略高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却远远小于小学和高中阶段整体规模。在省级层面上，重庆的教师资源矛盾较为突出，各阶段的师生比都远远低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市。

“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沿江各省市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总床位数、执业医师数和注册护士数不断增加。医疗机构覆盖率和医疗服务可达性大大提高，这些改变都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生活，各省的医疗服务能力也随之有所提升，病死率逐年下降，医疗领域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表9 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医疗卫生资源基本情况

单位：万张（床位）、个（医院）、万人（从业人员）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统计公告

不过，进一步分析2010年以来可获得的医疗数据可以发现，虽然相关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是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整体医疗服务水平仍普遍偏低，部分地区还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具体来说，在每千人执业医师人数方面，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虽然都在不断提高，并且五个省市即江、浙、沪、鄂、湘全面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整体看中上游地区的医疗服务能力仍旧偏弱，执业医师和注册护士人数都还十分不足，未来随着区域城市化的推进，相关矛盾会愈发突出。

表10 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每千人口医师数变化

单位：人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统计公告

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公共卫生工作的一次大考，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闻令而动、连续奋战，积极投身各条防疫战线，经受住了极大的考验，守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但是，本次疫情也为今后公共卫生工作敲响了警钟，目前来看长江经济带沿江诸地疾控中心覆盖情况参差不齐，体系建设仍有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缺口还十分明显。未来一段时间，要深入贯彻落实相关主要建设目标和发展任务，紧紧围绕构筑及时、完善、高效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立健全突发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体系，物资保障体系和舆情引导体系，不断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专业服务能力，打造安全、可靠的公共卫生保障网络。

（四）科技和文化事业发展

“十二五”“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沿江各省秉持技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和政策，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推进科技创新事业发展。长江下游地区的江、浙、沪三省市保持着高水准创新发展态势，江苏和浙江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达到64%和63.5%，远远高出59.5%的全国平均水平。在已公布的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方面，上海以53.3件/万人高居首位，江苏为30.2件/万人，安徽为11.8件/万人，湖北则为10.04件/万人。同样，R&D费用占GDP比重方面，上海为3.93%，江苏为2.72%，浙江为2.60%，其他省市普遍低于2%。

表11 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专利申请、授予和交易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万件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统计公告

从历史数据看，沿江地区技术水平的空间差异和各省市长期的科研和试验费用（R&D）投入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性，近十年在R&D经费投入方面，下游地区普遍高出中上游地区将近一个百分点，这种技术领域的日积月累也是造成目前长江经济带空间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表12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统计公告

在文化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省市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四省市已经远远超过小康标准要求（200元/人），其他省市也接近发展目标。随着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关建设的落地将进一步丰富基层的文化生活，满足各个维度的文化需求。

表13 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投入

单位：元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统计公告

在“三馆一站”建设方面，各省市严格推进公共文化发展举措，落实人均场馆面积要求，“十三五”期间部分场馆资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和调整。力求不断丰富文化场所服务内涵，增加服务弹性，充分发挥文化市场作用，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表现形式，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提升文化品质。

表14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三馆一站”建设情况

单位：个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上海图书馆为市级和区级数字。

（五）就业、养老与社会保障工作

在就业方面，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都在着力推进促就业、吸引人才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已经公布的数据中2019年江苏、安徽、湖北、江西、四川、贵州的就业人数分别为4745.2万人、4384万人、3548万人、2632万人4889和2049.4万人，同比均略有上升。各省市的登记失业率除安徽省外基本都维持在5%以内。

在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方面，十一个省市不断深化改革、夯实服务基础。截止2019年，域内各省市的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五类保险覆盖率越来越高。理赔服务流程和手续不断与时俱进，社会保障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服务效果。

表15 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五类社保参保基本情况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19年各省市统计公告

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因地制宜的各类社保服务工作创新。例如，上海市推进“长护险”服务模式探索；江苏完善市级统筹社保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湖南对农村及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开展“两癌”免费检查并基本消除村卫生室“空白村”；云南和贵州努力补齐养老服务和社区服务短板，一方面协助做好脱贫攻坚工作，夯实脱贫攻坚成果，另一方面，强化服务意识，积极应对日益加速的城镇化进程。这些努力和探索不断推进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社会保障服务工作有序地向更高水平迈进。

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社会发展主要特点

（一）各省市的自然、人文基础差异较大，发展重点各异

长江流经十一个省市，流域面积广辐射范围大，区域地形地貌复杂多变，上下游生态系统结构多样，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沿江而上，从长三角城市群，到长江中游城市群，再到成渝城市群和云贵地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和现实程度都有差异，从资源禀赋到人文历史、从自然地理到人口特质，各省迥异，省内条件相差都很大。这样一个宏大的空间尺度内推进各领域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一方面要划定工作红线，保持底线思维，即以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作为压倒性的头等大事，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另一方面，更要因地制宜施策略，实事求是谋发展，妥善处理好各阶段社会问题，推进区域高水平发展。

具体来讲，下游地区发展基础较好，经济起步较早，已经进入城市群发展的成熟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跃迁，人们对于高水平社会服务的追求也越来越迫切和直接，这对于政府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江、浙、沪、皖在各领域大胆创新直面问题，破解痛点难点。“十五分钟生活圈”的打造，“最多跑一次”窗口的建设，这些举措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促进了社会向高效、快速、公开、透明方向不断前进。

中游地区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目前正向更高水平发展迈进。以九省通衢的武汉为核心，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与重要节点城市之间距离大致相同，这样的地理位置空间分布有利于形成很好的放射面，也有利于产业沿交通主干线呈放射状发展。经济的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游鄂、湘、赣三省的社会进步，以高水平社会治理经验为基础，结合荆楚独特的区域文化基因，不断推进社会网格化高效管理、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中游城市群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向前。

上游的成渝都市群和云贵地区，目前仍处于区域发展的起步阶段。虽然当中部分核心城市自然承载力有限，但城镇人口的集聚远远没有达到推动城市群更高水平发展的地步，中小城镇还普遍缺乏活力。近年随着路网交通的完善，云贵地区经济发展迎来快速提升期，但是社会发展还明显远远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资源总量和公共服务能力都还处于较低的状态。在变革和创新中，长江上游地区应基于当地独特的山川地貌和悠久的历史沿革，进一步发挥川渝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同时深入挖掘云贵地区独特的人文风俗和社会资源，让现代都市生活与悠远的历史印记相结合，打造独具气质的城市风景线和社会治理调性。

（二）各省市之间、省市内部发展阶段不平衡，协同发展是趋势

结合上述对十一个省市的社会发展现状分析梳理，可以发现目前长江经济带三个主要的部分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区域内不平衡的现象也较为普遍。

首先，下游城市群中江浙沪地区发展较早，各方面都相对成熟，但安徽地区受限于自身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整体上稍逊于其他三地。在江浙沪内部，不同中小城镇发展也参差不齐，甚至各地的发展都有进一步分化的趋势，而这也是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动中小城镇全面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在长江中游地区，以武汉为核心的城市网需要不断向外延伸，将更多中小城市发展纳入组团，推动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但是，以省域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于这种放射状的空间辐射将造成一些不可预知的干扰，这对于重要节点的建设是一个考验。关键节点城市任何发展趋势的错判都将大大提高整个区域协同发展的建设成本，从而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产生和恶化。

最后，在长江上游地区，成渝城市群双核双层经济圈，近年来伴随成都和重庆两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迎来了很好的机遇期，吸纳了周边众多的劳动力，城市边界快速扩大，但这也提升了城市治理的难度，给城市公共服务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同时，成渝城市边界的快速扩大对云贵地区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作为劳动人口流出大省，不切实际的城镇扩张和盲目的开发建设对于区域的长久发展将是十分不利的。寻找适合自身的产业路径，有效的聚人气、兴百业，这才是云贵社会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应有之义。

（三）部分省市发展成果非常不稳定，夯实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成果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引领下，长江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诸多关键性指标出现明显提升，城镇化率越来越高，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年向好，市场主体的活力不断得到释放，社会发展逐步走向正轨。但是，在这些成绩的背后，我们仍然要清醒的认识到，在广大农村地区，其整体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因灾返贫的可能性还相对较高，群众抵御风险的能力仍多有不足；另一方面，在快速扩张的城市区域，人地矛盾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需求也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出现爆发增长，这种机械式人口增长中的需求不确定性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工作的难点，也是痛点。

三、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社会发展意见和建议

（一）下游地区优化空间布局，推进协同发展，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

基于长江下游地区发展的整体态势，江、浙、沪、皖四省市的社会发展正向更高水平不断迈进。在城市群尺度上，今后要进一步优化整体空间布局，推进域内大、中、小城市协同创新发展，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为契机，不断完善跨区域的各类社会服务互联、互认、互通、互享。以优质的社会服务理念、高效的社会服务模式、便捷的社会服务体验，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类服务需求，提升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

关于重点人群方面，为更好地应对下游地区目前人口上“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难题，要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一老一小”两类重点对象的社会服务整体覆盖度、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从人力保障到资源储备、从必要的制度安排到充足的资金支持，都要给予人口难题以足够的重视，想方设法促进人口发展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通过各类手段、结合实际情况，妥善处理这一社会发展的难点。

（二）中游地区推进城市化进程，夯实社会服务基础，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已逐步进入下半场，一些曾经的矛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将逐步消失，如城市环境乱象、激烈的人地矛盾冲突等。可能偶尔有散发的情况，但渐渐将不再是主流。在这个时候，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社会服务的基础是科学的制度设计、缜密的方案实施和高效的任务执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负责、有效、肯担当的服务主体。传统的管理型政府转型的需求此时就显得越来越迫切，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阶段将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社会高水平发展。

此外，长江中游部分地区脱贫攻坚刚刚完成或将进入最后决战期，巩固现有发展成果，扩大产业扶贫力度、防止返贫等工作任务严峻。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让更多发展成果和市场机遇惠及百姓。充分利用好基础设施资源，以广袤的纵深进一步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三）上游地区提升城市化水平，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长江上游地区，目前成渝城市群发展不断提速，城际联系越来越紧密，人才集聚效应明显，这对云贵地区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但是，整个上游地区发展还比较碎片化，城市化率的提升仍有不下小的空间。要进一步促进重要城市发展，发挥关键节点城市有效的区域带动作用，这对整个上游地区发展将大有裨益。同时，在城市化“破土”的这一阶段，广泛的调研和资料搜集，认真摸清家底、找准方向，对未来的促发展工作将大有裨益。当然，这个过程也对当地政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工作中要实现各级部门高效和顺畅的组织及联动，保证各类社会数据的存储和利用，积极采取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方式方法，整合资源拓展空间，满足城市集约化、高水平、快速发展的要求。 

当然，随着各地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也要紧跟城市拓展的步伐。在尊重科学，合理设计土地利用的同时，以最大的耐心和最灵敏的观察化解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各类社会矛盾（如环境污染、人地冲突等），保障人民健康和各项权利的顺利实现，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上游地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脱贫攻坚的冲刺及此后的防止返贫工作。由于恶劣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历史因素积累，云、贵、川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集聚区之一，其脱贫攻坚工作任务重、压力大、周期长、见效慢，全面脱贫攻坚完成后，这一区域的防止返贫工作也将面临不小的挑战。今后一段时间，要继续发挥各省之间对口支援、对口帮扶的制度优势，落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全面对接帮扶工作，努力在实现全面脱贫的基础上，促进上游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冲刺脱贫攻坚，坚决防止脱贫后返贫

长江中上游地区部分省市，尤其是云贵地区，脱贫攻坚任务严峻，可以说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这些地区自然资源缺乏，地理环境相对恶劣，长期以来都制约着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各省异地扶贫搬迁工作都基本完成，产业帮扶步入正轨，在完善的基础设施的支持下，未来经济发展将日渐向好。

在经济发展逐步走上正轨的同时，要强化对于边远、贫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在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救助方面，要协调各方不断下大力气，见真功夫，切实促进人民群众可以享受到高效、便捷、可靠的社会服务。中上游地区各级政府更要重视对内陆地区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学习，加强自身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在基层组织的运行和维护能力建设方面，要尽早化解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出现的各类社会冲突和不确定的矛盾，落实一系列重要举措和相关政策，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普通百姓，这样才能促进广大中上游地区城乡经济、社会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

（五）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赋能新农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基本共识。在这一共识的指导下，沿江各省市社会发展日益蓬勃向上，大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地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但是，因为十一个省市发展阶段不平衡，自然会造成对同一理念和事物在认知方面的偏差和误区。例如，一直以来关于“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建设在一些中上游省份变成了打造地区生态旅游的不二法门，由此造成了大面积的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的城镇景观工程，近年多有曝光，而以产业赋能、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理念并没有真正被理解和实践。因此，践行“绿树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狠抓落实。真正贯彻“以产业带发展以产业兴农村”的愿景，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城乡统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撰稿：周海旺、欧阳才宇分别为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