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 李勇 张桂林 韩振

导读

如何避免基层小纠纷滋生社会大风险？如何以完备大数据保障基层群众过好小日子？面对基层治理的一系列长久难题，重庆市合川区构建精准高效的纠纷调处机制，整合多层级、多领域治理资源，让治理能力成为百姓美好生活的第一推动力。

合川区合阳城街道居民在社区医院接受免费体检 李健 摄

五调联动，案结事了人和

2017年5月，合川市民陈某醉酒驾车将一外来务工人员撞死。事发后，大批该务工人员亲友赶来讨要说法，并提出高额赔偿要求，双方对抗情绪不断上升。为妥善处置，合川区果断将双方争议涉民事赔偿部分引导到人民调解渠道，街道组织人民调解员和司法、行政等多部门调解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促成双方和解。

“前些年各地多次发生小矛盾引发的恶意报复社会大案，教训惨痛。纠纷化解不及时，就可能小事变大事，民事变刑事。”

合川区委书记李应兰说，合川以区级综治部门为枢纽，镇街为聚合阵地、村社为延伸阵地，建立融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调解、媒体调解为一体的五调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努力将社会矛盾消弭在基层。

五调联动怎么动起来？合川区委政法委书记谢东介绍，一是建立区、镇、村全覆盖的调解机构，设立医疗、建筑等53个行业性调解组织；二是打破条块分割，区级设立矛盾纠纷综合调处中心，统筹各类调解组织运行，群众可自主选择调解方式和人员，同时把重点镇街作为调解承接平台，聚合调解力量，避免群众反复跑、部门重复调；三是探索媒体调解，征得双方同意，运用电视、网络平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四是推动调解、仲裁、诉讼无缝衔接，对涉财产等纠纷实行调解结果司法确认。

合阳城街道是全区经济商贸中心，常住人口达25万，各类矛盾纠纷多发。实行五调联动后，仅去年就成功调解矛盾纠纷935件次，摘掉了戴了几年的全区信访“第一大户”帽子，连续4个月无人到区、市信访。

半月谈记者在合阳城街道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看到，“人民调解面对面演播厅”“申明亭调解工作室”“合舟共济e+平台”等均可随时接访、调处纠纷。“金牌调解员”杨常辉说，街坊邻里有矛盾，过去要么闹出事、要么打官司，花钱事小、伤人事大。现在通过调解讲清法、理、情，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五调联动，案结事了人和

4月3日9时，合川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智能信息中心接到小沔镇网格员上报信息：“8时，娑罗村2组成家三兄弟因土地租赁费分配闹得不可开交，大量群众围观，村里初步调解未果，三兄弟扬言要武力解决。”中心随即通过信息系统向小沔镇、区公安局、区司法局发出指令，要求立即组织力量现场调解，避免矛盾升级。10时50分，在镇政府工作组、派出所民警、司法所人员的教育及疏导下，三兄弟握手言和。

“以前遇到这类事，只能等闹完再处置。”合川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智能信息中心主任沈刚介绍，区综治委虽然包括了44个部门，但过去苦于力量分散、架构冗繁，严重影响治理效果。“近两年，以大数据技术作支撑，治理资源织成‘一张网’，形成强大合力。 ”

——上下贯通，打通最后一米。合川区建立社会治理大数据中心，镇街、部门建立综治中心，村社建立网格工作站。村社网格站直接受理群众反映事项，不能办理的向镇街提交；镇街综治中心办理村社提交事项，不能办理的向区里提交；区中心分析研判基层提交事项、统筹调度相关部门镇街，并跟踪督办。上下联动、力量下沉，真正把问题矛盾解决在基层。

同时，合川区还将基层治理单元由村社细化为院落。不久前，涞滩镇水寺村卷子坪要安装自来水管，在自助委员会召集下，五六十名村民聚在一处院坝开起院落会，以往的争执不休变成了欢声笑语，会议不久就圆满散会。“过去以村社为治理单元，人多面大，村里很多事务无法推进，现在划小了治理单元，工作推进起来顺畅多了。”合川区涞滩镇政法书记邓华说。

——左右联通，打破治理壁垒。半月谈记者在合川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智能信息中心看到，该中心横向联通公安、交通、市政、教育、金融等67个信息系统，接到上报事项后，工作人员能迅速为事件或当事人精准“画像”，制定科学应对方案，调配多方力量应对。

该中心的智能终端集纳了合川全区所有调解员的信息，群众可以自由选取调解员调处矛盾。调解事项提交后，系统会自动跟踪事项进展；倘若矛盾无法通过调解程序解决，不得不寻求司法途径，系统也可自动将有关信息提交给司法部门，免得群众多走冤枉路，多花冤枉钱。

——内外畅通，推动各方共治。沈刚介绍，区级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纳入200余家企事业单位，为干部、网格员、群众安装手机终端5万余个，让社会各方都能参与治理。“网格化+网络化+社会化+智能化”四化一体治理模式打造的新型社会治理共同体，正在合川成形。

合川区综治干部表示，尽管通过机制创新，全区基层社会矛盾近两年得到系统消解，但要真正夯实治理基础，把各类社会矛盾风险消弭于萌芽中，几个方面的共性障碍仍待发力破除。

首先，基层治理单元划分有待进一步优化。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当前以村、社区为基层治理单元，但单元大小相差悬殊，有的单元人口居住分散，使得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成本高昂，群众集体会议也难于组织，影响社会治理实效。

其次，乡镇街道是社会矛盾纠纷和群众困难问题的发源地，也是社会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但目前镇街一级责权不匹配，往往只能遵上级指令办事、资源配置有限，自身权限不足，理想中的主动治理往往只能流于被动式应对。

再次，在基层矛盾化解和社会治理中，群众自治组织和专业团体协同治理的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开掘。基层治理由党委政府大包大揽的现象仍较为突出，既增大了社会治理成本，也不利于从源头减少社会矛盾。

对此，李应兰、谢东等人建议：一是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治理单元，充分发挥基层民主自治的作用；二是切实强化镇街公共服务、社会自治、综合协调职能，将必要的行政执法类、专业管理类权限下放给镇街；三是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大购买社会服务力度，发挥群众自治组织和专业团体优势，合理运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