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地理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疫情期间直接差别化地影响了地理经济的正常运转，长期来看，因应疫情将强化重塑经济地理中的“韧性”考量，从经济区位行为、人口城镇化和经济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加速国家经济地理重塑进程。经济本土化、区域化相对加强，将通过影响产业区位条件和行为来影响中观、宏观区域经济布局，进而加速国家经济地理重塑，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速世界级产业链集群建设。究其原因，一是产业链集聚指向性加强。经过疫情的冲击，增强“韧性”、最大限度降低外部冲击的威胁将成为经济战略行为的重要考量。从区位行为来看，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区位调整中，企业将更加强调接近供应商和客户，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中也将更加重视促进本土化产业链发展。因而，在产业布局中，产业链集聚指向性将加强，本土相对独立的产业链集聚水平将提高。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中断性破坏，在一段时间内必然给经济运行带来很大的困难，但从动态发展角度来看，也为全球强化本土化产业链带来了战略机遇。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精准识别补链强链的战略机会，强化“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强化产业链核心竞争优势，必然成为我国本土化产业链建设的战略行为，从而加速世界级产业链集群发展。

第二，加速形成国家城市群经济圈相对独立的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中观层面上生产力布局的基本原则就是地区专业化和综合发展相结合，基本目标就是在有条件的协作区和省份建立各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形成经济多极发展的积极局面和满足国防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逐步淡化了这方面原则和目标的战略考量。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近几年开始引起人们的重新关注。此次疫情将加速以国家城市群为核心、统筹核心与周边地区的城市群经济圈这一战略的落地和发展进程。

究其依据，一是产业链集聚指向性加强将推动地区综合发展。无论是在企业更加接近供应商、客户的过程中，还是在政府加强产业链发展布局中，那些配套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都将获得额外的优势。因此，生产力中观布局原则从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比较单纯强调地区专业化重新螺旋式回归到强调地区专业化和综合发展相结合上来，培育发展不同层次和尺度的地域生产综合体自觉不自觉地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成为制定实施国家城市群经济圈的战略目标。二是国家城市群经济圈之地域生产综合体必然为相对独立的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我国京津冀地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的粤港澳地区、长江三角洲区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经济圈等国家城市群经济圈，人口相当、甚至明显大于日本人口，面积相当、甚至明显大于人口和经济均占日本90%左右以上的本州岛，建设自立发展的经济体系的条件和可行性远远优于日本八大广域地区，完全有条件在未来的发展中建立相对独立的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

第三，加速形成世界级多中心网络型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根据GaWC，到2019年，我国已有香港、北京、上海、台北、广州、深圳6个全球性城市（世界一线城市），以及以全球性城市为核心的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和台湾海峡4个世界级城市群，但数量和档次均不及人口不足我国1/4的美国。世界经济本土化和全球化再平衡，不仅在需求侧意味着国内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而且，在供给侧会降低产业对外转移强度。从沿海和内地关系来看，无论是需求侧还供给侧的这种变化，都将给内陆地区经济带来额外优势，内陆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必然有所增加，作为内陆优势区域的内陆长江经济带、内陆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势必相对加速。

一些人认为，疫情之后，数字经济转型加速将使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趋于扩大。片面地、静态地从沿海和内陆数字化转型的差距来讲，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确可能扩大，但由于世界经济本土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上述产业转移趋势有利于缩小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之疫情之后农民工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的动力可能减弱，多种力量作用下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抑或扩大是不确定的。尽管如此，上述产业转移趋势无疑是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形成世界级多中心网络型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在这种趋势下，在实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基础上，结合全国在疫情之后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政策支持，加快制定实施长江中游经济圈等国家战略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