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到现实,从成就到问题,从战略到细节……6月27日,民革上海市委会与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联合主办“城市变迁中的法治上海建设”论坛,遍邀沪上法学界知名专家、司法实践第一线的法官、律师,以及来自社会治理前沿的社会工作者和基层政府官员,对上海法治建设的历史、现状和问题作了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梳理。
法治,蕴藏于上海的城市精神
法治,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不少与会专家看来,这种“气质”,蕴藏在上海的城市精神和发展历程之中。
中央文史馆馆员、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认为,上海目前的法治水平,来源于城市变迁中长期形成的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和职业道德。“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繁荣、商业发达,靠的就是法治、契约,是各行各业基本的职业道德,所以这方面的基础相对是最好的。”他认为,上海人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与与西方现代法治理念结合起来,形成特有的一种法治意识。“这是上海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沈国明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法治建设历程。他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发展脉络中,清晰地阐释了上海法治建设的历史逻辑。“上海的法治建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正式起步的。”他认为,法治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进步,伴随着思想解放进程。“市场经济需要新的规则,而法治是最好规则。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我们的规则就逐渐健全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一直在用行动诠释:法治是上海的核心竞争力。
上海法治建设,任重道远
“上海并不一定是在所有的法治建设上都先进,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还要向兄弟省市学习。”论坛上,不少发言者都如上海鼎力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山这样,坦率地承认了上海法治建设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
“上海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我们面对的问题也很多,需要做的事情也很多。”沈国明坦言,“比如说现在提出政府要有‘店小二’精神,增强服务意识、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时,要进一步做好依法行政,让行政资源功能发挥得更好一点,还要进一步搞好队伍建设、司法体制改革等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彭辉、助理研究员张亮提出,上海法治建设要对标全世界,对标兄弟省市最好的经验,对标卓越全球城市建设的要求。他们认为,在“全球卓越城市”的高标准、高要求之下,相应的治理成本也将大大提高,“我们的法治制度是不是匹配和跟进,存在一定的疑问。”同时,长三角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将从一种自我发展的巨无霸模式转型到协同发展模式,我们的制度怎么样匹配,也是作为法律人需要反思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祥沛以深厚的学术功底,从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守法环境、法律服务环境五个部分对上海法治环境进行了全方位考察。他发现了诸多问题——立法中,“对社会意见和建议征询采纳不充分;存在多立法情况;暂行办法过多,推进过于随意;立法不够完善,存在盲区。”司法方面,“执行难问题依然存在,司法便民亟待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和营商主体缺乏畅通的沟通平台,同时存在差异性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守法环境方面,“一线违法行为难以根治,违法成本低。法律服务方面,“法律宣传力度不够,基层法律工作者老龄化严重,专业队伍素质不高……”
法治建设,要落在“根处”
几位来自法律工作实践第一线的发言者,从工作实践中的所思所想出发,提出了法治建设落地的一些细节问题。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侯丹华从行政案件,尤其是民告官诉讼管辖体制改革的视角,介绍了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情况。她提出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跨行政区划法院统筹推进的问题,金融、资产、环境资源等专业性案件管辖和统筹推进问题,争议化解属地化相对接问题等。她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统一模式和顶层设计的不足。
上海市律师协会监事长、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鹏峰关注的是律师参与法治化建设的情况。他认为,法治政治建设需要上海律师的主动作为。目前律师主要通过参政议政、行政诉讼、政府顾问三项工作发挥作用,这远远不够。他希望相关部门能给律师更多发挥作用的渠道和机会,同时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市场化等方面也给予更多关注。
上海长宁区凝爱青年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理事长徐历和徐汇区龙华街道办事处信访办主任吴伟东都来自基层社区,他们对法治化的关注点落在法治化治理的细节。“当前基层治理的难题往往也是法治建设的难题,具体表现在法律是否完善。” 他们认为,很多问题,越到基层的细枝末节,主体就越复杂,比如动拆迁、物业管理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方面要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执法也要严,“站在细节的高度,法要落到根处。”
“上海彰显法治是历史的延续,更是向现代化迈进。”正如民革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小玫所言,“改革再出发,建设法治上海,我们有许多题目需要关切与思考。”社会法治为民革参政议政重点领域,上海法治建设,民革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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