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轨交建设营运亟需全程监管规范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2010年底12个城市开通轨交运营总里程1300公里，而规划中2020年全国轨交里程将跃升至11700公里。然而轨交高速发展背后，投入运营的管理准备却严重不足。全国政协委员高小玫表示，我们仍在沿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单项式管理，引致有关大城市相继发生轨交运行事故，表明轨交建设运营亟需建立健全系统、专业的规范标准。

城市轨交存在哪些问题？高小玫指出，城市轨交是融合了结构、建筑、机电、运输组织、公众服务、紧急救援等众多专业学科的复杂巨系统。我国轨交产业基础薄弱，目前系统方案基本是仿照国外多年发展起来的用例，建设、保障控制与升级维护、运营管理能力不强，而所采用的设备、电讯等标准多样，规范参照不统一，更是造成了营运和管理的复杂化。

“条块分割，监管能效差。”高小玫说，轨交项目的立项审批、设计审查、系统技术、建设管理及投入运营整个过程，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规划、财政、税务、海关、审计、建设管理、消防、卫生、环保、交通管理、安监以及气象等诸多职能部门。由于缺乏明确完整的责任主体，监管路径不明晰，各层级的监管责任相互脱节。同时相关立法滞后，监管也缺乏法律法规依据，责任难以落实。除此之外，轨交项目验收评价方式与系统的复杂性也不相称。

“我国城市轨交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健全贯穿建设与营运全过程的监管、评价机制和严格规范，建立针对性的、统一完整的轨道交通项目标准体系，加强全面监管，至关重要。”高小玫建议，应当做到“三个一”——梳理一条监管流程、建立一套评价标准、成立一个专业测评机构。

具体来讲，从最初的规划立项到投入运营服务，需要梳理城市轨道交通的整个监管流程。明确项目建设和运营的责任主体、监管目标，规范各级相关部门的行为，形成有效衔接、职责清晰、操作透明、责权匹配的监管机制。

其次，制订涵盖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和运营各环节、指导操作的技术和管理标准，规范监管。需要建立国家统一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测试认证体系。鉴于短期难以建立完整体系，可先行制定适合运营条件的完整的、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另外，还要成立一个稳定的、专门针对城市轨道交通适合运营条件进行评估的专业机构，向各个城市提供专业指导和统一服务。

（摘自3月8日《解放日报》两会专刊作者：张骏）

委员关注轨交安全

建议设立专业机构监督地铁建设

一座城市该不该造地铁，怎么造，造了谁来管，出了事儿又该问责谁？今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驻沪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市委主委高小玫在提案中提出：在建立轨道交通系统测试认证体系之外，能否有一个独立的专业机构，评估、监督上述各个流程。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高速发展。去年底有12个城市开通轨交，总里程1300公里。规划中，其中上海、北京、广州三市的地铁里程分别为420公里、330公里、218公里。2020年，全国轨交里程将跃升至11700公里。

如此规模，要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的规范化、科学管理。高小玫指出，事实上，沿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单项式管理引致的问题频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等相继发生轨交运行事故。

“我国轨交产业基础薄弱，目前系统方案基本是仿照国外发展起来，所采用的设备、电讯等标准多样，规范参照不统一，营运、管理复杂。”她同时指出，由于涉及多个职能部门，轨交监管缺乏法律法规依据，责任难以落实。

提案为此建议，首先从最初的规划立项到投入运营服务，梳理城市轨道交通的整个监管流程。明确项目建设和运营的责任主体、监管目标，规范各级相关部门的行为，形成有效衔接、职责清晰、操作透明、责权匹配的监管机制。

在项目建设阶段，驻沪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同济大学副校长郑惠强进一步建议，要建立更加严格的安全防范制度，从技术、规范、制度、法律保障等方面入手，对重大的地质、地层、地段、地表可能产生的高风险要有风险防范的对策和办法，施工中要有完善的应对措施。

项目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阶段，应组织专家对工程建筑、轨道、车辆、动力、通讯、信号、控制系统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安全检验和风险评估，并试运行一段期间。试运行过程中，要对主要的安全技术环节进行再次检验和评估，通过后方可转入正式运营阶段。运营过程中，也应定期安全评估制度。

“上述种种细节，都应纳入我国统一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测试认证体系，形成涵盖材料、部件、总成、专业系统等适合运营的评价方法。”不过，高小玫也强调，最重要的，应成立一个稳定的、专门针对城市轨道交通适合运营条件进行评估的专业机构，独立组织开展从规划审批条件审查直到维保人员资格管理等全过程的专项评估，并持续测试检查。(摘自3月7日《新闻晚报》作者：冯兰蔺）

严诚忠：安排好保障房类型防止出现新的社会不公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上海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教授昨日表示，他将在今年的两会上提交建议，警惕并防止保障房在现实中可能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受益面过狭等情况。在听取大量群众正反两方面意见后，严诚忠建议，各级政府应在推进保障房实体建设之前，认真做好结构性安排，突出以公共租赁房为主体的原则思路，对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廉租房等要有科学的比例，“唯此，财政投入才不至于产生新的社会不公、资源浪费和受益面过狭的局面。”

另外，严诚忠特别建议应大力建设“集体宿舍”——集体公共租赁房，“保障房不仅要覆盖家庭，还要覆盖确有需要和困难的个人。”(摘自3月4日《东方早报》俞立严）

民革党员、上海财经大学博导蒋洪委员

政府改革从“阳光”下做起

“十二五”规划涉及一系列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那么政府的改革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我认为，改革要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做起。

目前政府可以在怎样花钱这方面对老百姓说清楚。另外，干部的财产要做到进一步公开，不仅仅申报，而且要进行财产公示。现在有些地区正在逐步推进这项工作，但往往都偏于基层。应把干部财产公示的工作由下往上推。

当前，我们在干部管理上存在诸多不足，对干部的管理水平应该更加科学和严格。除了追究干部的个人责任外，还要研究管理上的缺陷，从制度上加以防范腐败。

在“十二五”期间，要造什么样的公路、铁路，建什么样的楼房，GDP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等等，我认为这些是政府在规划中应该考虑的一个方面，但是其它方面的改革也很重要，政府应把这些方面提到“十二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摘自3月5日《团结报》一版作者：黄威娜）

人民的重托民生的诤言---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十一届四次会议参政议政侧记来京参加本次全国两会的108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200多件沉甸甸的提案，更是人民的重托、民生的诤言。

正如一位委员在开幕式入场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如何提高每一个国民的“幸福指数”，是政府各部门和组织、包括民主党派都要考虑的问题。“大跃进”式建设能否缓一缓

近年来，轨交建设速度已跃居世界第一。未来，我国还将成为高铁里程最长的国家。

诸多个“第一”的背后，不少委员冷静指出，这种“大跃进”式的建设，可以缓一缓了。

高小玫委员指出，我国的轨交仍在沿用上世纪90年代的管理模式，加之产业基础薄弱，已无法适应现在的运营要求。全国各地相继发生的轨交运行事故，说明轨交建设和运营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系统、专业的规范标准。

吴幼英委员认为，如今“高铁发展过快，已超越了老百姓的心理价位承受能力”。她建议，有关部门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不同地区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进行高铁建设。

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个税改革，是今年两会第一热点。叶建农委员提出，个税起征点可适度提高，为减轻中低收入者的负担，收入水平刚超出起征点的，税率就可以定得比较低。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委员各出良策。

谢卫委员认为，必须把居民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为此，要更积极地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加银行利率调整。

郑祖康委员呼吁，莫让“负利率”抢了老百姓的“钱袋子”。当前，我们有必要通过再提高存款利率、不对称加息解决这一难题。

沈雯委员建议，提高贫困线标准，帮更多的贫困人口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政府除了要考虑他们的吃饭问题，还要考虑到他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以此形成自我脱贫的良性机制。

令“糊涂账”无处藏身

“阳光财政”，委员付出了大量精力。

蒋洪委员自称，几乎为“阳光财政”白了头。连续4年全国两会，他递交的政协提案，主题都与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有关。

今年，蒋洪把希望寄托在《预算法》草案的修订上。他认为，公共财政预算改革，必然要充分反映预算信息。只要信息公布到足够具体的用途，公众自然能读懂其中的玄机，从而挑出政府资金使用不当的部分。这也是预算监督的最终目标。

胡里清委员认为，要建立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机制。公开信息，社会大众才能持续跟踪了解该企业的经营状况，现有的价格听证会异化为“涨价会”的现象才能避免。

使老百姓生活有安全感

对一些老百姓来说，他们住的小区有可能是“毒地”——如未经修复的工业污染用地；吃的有可能是“毒食”——如毒奶粉、地沟油等。这些潜在的问题，让不少民众担惊受怕。委员呼吁，政府要有所作为，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安全感。

王曦委员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应针对污染场地的再开发问题，起草专门的规章，规范其再开发行为；将涉及再开发的污染场地信息，主动向公众及时发布。

葛俊杰委员建议，国务院要尽快协调卫生、质监、工商等部门,统一认识,尽快颁布如《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通用型标准。

莫让“论文指标”埋没人才

在科技卫生领域，委员指出，现今的“论文指标”埋没了太多人才。在国内临床医学界的职称评选中，论文发表在SCI所认定的杂志上，已成为晋升高级职称的“硬指标”。

石四箴委员认为，这对学历不高、但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员，是极大的不公平。她疾呼，将来评职称，要先看专业的实践状况。

吉永华委员更是强烈指出，由于国内出现了成果奖励、职称晋升、基金申请等，都以在SCI收录杂志上的影响大小为准绳的一边倒倾向。对SCI的极度盲从，很可能引发种种学术造假、腐败、不端行为。

蓝闽波委员认为，这种评价机制过于简单，建议对科技评价采取定性与定量的办法，让科研人员尽快从“论文指标”中解放出来。（摘自3月11日《联合时报》一版作者：刘子烨）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我国财政透明度依然停滞不前我们对全国31个省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状况，做了连续三年的跟踪调查和评估。结果表明，这三年的平均得分变化甚微，2009年为21.71分，2010年为21.87分，2011年的得分正在统计中，但初步情况表明，财政透明度状况没有值得令人欣慰的改观。

另一项对全国各省341个厅级行政机关的调查评估结果显示，今年的平均得分甚至比去年有所后退。

与全国财政透明度处在极低水平、发展极为缓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地出现了预算公开的先进单位，受到了社会的普遍赞扬。

在地市层面上，广州市通过网站，公布了所属的114个部门预算，而且提供的信息量，大大超过目前一般部门预算的水平。河南省焦作市是全国最早的预算公开践行者，去年我们对焦作市的财政透明度进行了评估，得分为78分，大大高于全国省级财政透明度的平均水平22分。

在省一级层面上，也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省份。评估结果表明，个别省份的财政透明度得分，高于全国平均分一倍以上。

这些地方的情况表明：第一，财政信息公开——尤其是基本财政预算信息的公开，不存在任何技术性障碍，先进地方已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点，他们能做到，其他地方没理由做不到。第二，财政信息公开不会引发社会矛盾，反而能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有助于化解矛盾，使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所谓“国家秘密”，只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接受社会监督、拒绝提供信息的借口。

令人遗憾的是，截至目前，这些令人瞩目的“亮点”，并没有“燎原”全国，全国财政信息公开的普遍状况，并没有因为出现了先进典型而有所触动。先进得到广泛的赞扬，但学习、效仿者寥寥。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持和鼓励，有的先进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这既令人痛心，又发人深省。

中央政府的鼓励、支持和引导，是全国范围内财政透明度根本改观的关键。我建议中央政府采取以下措施，积极推动各地的财政信息公开：第一，大力宣传和弘扬财政透明先进地区的改革精神，表彰这些地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在全国范围推广他们的经验和做法。第二，提出明确的预算公开标准，拟定实现公开透明的时间表。第三，将社会对财政透明度评估的结果和各种反应通报各级政府。第四，将财政透明度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和有关干部的一项基本内容。(摘自3月11日《联合时报》二版）他们,备受沪外名媒关注（附图）

葛剑雄：

低收入者应免缴个人所得税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政府规定，并无法根据个人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调整，实际上无法保证低收入者免缴个人所得税的权益。因此，应该以立法方式保证实际年平均收入低于当地当年平均水平的人不纳个人所得税。此标准由政府授权的统计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每年公布一次。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以此标准为依据申请免缴个人所得税，已经预扣或缴纳的可申请退还。

（摘自3月11日《联合时报》三版刘子烨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