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深度认识全球变局下的中国，就要认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变量是什么？就要认识中国从何处来，现在在何处，未来向何处去？就要在此基础上，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愿景，这是坚定“四个自信”的重要思想修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认识世界、认识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我们深刻认识变动中的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纲领。

概括地讲，世界在前100年历史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瓦解了两个阵营，瓦解和正在瓦解两个体系，已经和正在改变原来的三个世界格局。所谓瓦解了两个阵营，即瓦解了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原来两大阵营边界非常明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的对垒和博弈持续了几十年。到1991年，这两大阵营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被瓦解，世界从原来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一超多极”，只剩美国一个超级大国。所谓瓦解和正在瓦解的两个体系，即在20世纪下半叶瓦解了世界殖民体系。几百年形成的世界殖民体系，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比如英国控制了56个殖民地，法国控制了48个殖民地，西班牙、葡萄牙、美国等国家也都有自己的殖民地，这个殖民体系在一战、二战之后，经历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已基本瓦解，150多个国家先后成为独立的国家。未来最有可能瓦解的是第二个体系，即以美国为首的盟友体系，当前美国盟友之间角斗很激烈，美国原来的68个铁杆盟友正在走向瓦解，作为盟友体系代表组织的G7的作用日益式微。所谓改变了三个世界格局，即毛泽东同志于1974年对当时世界的一种划分。第一世界是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1991年之后，第一世界少了苏联一极，只剩下美国一极；第二世界出现很大分化，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走向衰落；而第三世界则出现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代表性国家是“金砖国家”，及一批闪耀登场的新兴经济体“E11国”。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见仁见智。从历史发展的长周期和内在发展的规律来看，世界未来大变局中主要有十大变量。

变量之一：影响世界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文化格局的最大变量一一中国的和平崛起。按照OECD的报告，1820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是28.7%，即接近30%。1840年之后，是中国开始走向衰败的百年。经过新中国成立70余年、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中国重回世界舞台，并且已经和平崛起。到2019年，中国GDP实现14.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7%，是美国的67%。15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大国的现代化竞争和霸权更迭主要是通过海外殖民即构建殖民体系、对外掠夺、领土扩张和发动侵略战略实现的。近五百年以来，世界上有16次超车，也就是强国争夺霸权国地位，其中12次是依靠战争解决的，只有4次是和平的权力过渡与转移。从15世纪末一直到现在，曾经出现了葡萄牙、西班牙、哈布斯王朝、奥斯曼帝国、瑞典、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作为强势者崛起，成为挑战者16次“超车”。其中12次发生“车祸”，即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是和平的交替，比如美国替代英国，即使如此也充满了竞争和激烈的斗争。只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力拼搏，砥砺前行，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努力，同时敞开心胸，敞开改革开放的大门，使中国实现了从经济弱国向经济大国的跨越，正在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的新征程。不靠殖民、不靠战争、不靠征服、不靠掠夺，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一抹亮色，成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机会和赢得发展成果的独特借鉴，成为当今世界难得的靠人民与政府同心同德创造国家奇迹的示范。因此，中国和平崛起决不仅仅使本国人民成为受益者，其带给世界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是深远的，也将是根本性的。

变量之二：第一帝国的落日辉煌，昔日’'自由灯塔”失去往日光芒，美国将进入由盛转衰的历程。这是未来可以预见的情境，昨天的选择决定了今天的命运，而今天的选择将决定明天的命运。美国全球战略有六次大转移。近一百年来，第一次战略转移是从西半球转向两洋，肢解了西班牙，接近了太平洋；第二次战略转移是利用一战，从两洋转移，登陆欧洲，最终导致英国衰落；第三次战略转移是从欧洲扩大到日本和太平洋地区，美国在二战中同时在欧亚两个大陆获取二战胜利的大部分成果，彻底肢解了老欧洲；第四次战略转移是解体了苏联与华约，欧亚大陆基本破碎；第五次战略转移则锁定了中东伊斯兰世界，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然后是21世纪的伊拉克战争，终结了十字军东征以来，基督教地区和伊斯兰地区的千年博弈；第六次战略转移是捕猎式的战略东移，遏制并准备肢解中国。而在这一战略推进中，暴发了由美国隔岸观火到自燃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一场新的大变局，将使第六次战略转移成为其自残的过程和走向衰落的拐点。

一是美国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的表现令人遗憾。截至2020年8月16日，全球累计确诊已经超过了21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了70万人。长达三个多月来，美国一直排在世界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双第一。2月2日，美国从中国撤侨的时候，美国国内只有几例确诊病例；3月2日，美国只有103例；3月13日，WHO宣布世界进入疫情大流行时，美国已超过1459例；而现在美国累计确诊超过550万例，死亡超过17万例。一个医疗条件最好、战时动员能力最强的国家，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和人的生命危机时的表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二是美国国家信用大幅度损耗。信用损失是一个国家的最大损失，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国家信用的损耗必将使其失去它在全球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美国国家信用的损耗当然是从美国政府政客开始的，近几年，美国领导人不仅在公开讲话、在推特、在行动上出尔反尔，而且闹出了很多国际政治笑话，表现出很多违背国际规则和国际常识的诡异行动和幼稚行为。

三是美国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多重危机叠加，进入自己挖掘的陷阱难以自救。比如，与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国内的贫富矛盾、种族矛盾、两党矛盾、信仰矛盾等一直存在，美国引以为豪的所谓普世价值遭到了最严峻的挑战，社会的信仰危机、信用危机、信任危机发展到极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解放黑人的总统林肯，二战后救助经济功劳最大的总统罗斯福，这些伟大的总统的政绩被质疑，铜像被涂抹，甚至被推到河里；在美墨战争、南北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罗伯特•李的雕塑也被推到河里。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包括股市熔断、债台高筑、油价下跌、汇率零利率、国债负收益、货币大放水等现象。IMF原来预测美国2020年经济增长率是-5.9%，实际上，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就下降32.9%。现在疫情仍然严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全年将下降20%以上。

四是美国民粹主义、麦卡锡主义、反智主义的幽灵弥漫。这特别令人痛惜。当政客的利益绑架了民意，使一个国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高涨，乃至成为社会思潮或者自认为先进思想的时候，这个国家往往就会出现反人类的举动。二战之前的德国纳粹之所以悍然发动战争，就是因为其自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人类最优民族的集体疯狂，使希特勒的个人疯狂转化为国家疯狂。美国现在有些像当时的德国，民粹主义泛化，麦卡锡主义、反智主义达到极致，人类常识性的错误在美国却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志。虽然疫情期间，英国原来提倡“群体免疫”，意大利也曾强调个人自由，但都逐渐放弃了原来的做法，而美国51个州中至今仍有11个州不允许戴口罩。

五是美国收购世界财富的经济武器逐渐失灵。全球去美元化、去美债化加剧，美国长臂管辖运作密码已大白于天下。原来很多国家和很多企业认为，受到美国长臂管辖制裁天经地义，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企业和人民认识到，美国所谓长臂管辖，就是美国把国内法律法规变成“域外的法权”，以此剥夺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利益。美国近十年内从欧洲就获得了执行长臂管辖制裁别国企业1900亿美元的罚款，这些钱都进了美国财政部的金库。截至2019年年底，美国共对219家中国企业进行制裁，今年以来增加了44家。长臂管辖是美国控制全球的经济武器，美元是收割机，长臂管辖是收割机，美国大批量创造知识产权也是收割机。比如，美国的化学药品生产出来以后，有15年到20年的保护期，意味着在这15年到20年内，美国可以收取由创新创造的垄断利润，当其他国家的这项技术没有超越美国的时候，这种巨额垄断利润将永远存在。美国收割世界财富的经济武器，从美元到长臂管辖，从知识产权收费到贸易讹诈等，内在运行运作密码以及运行机理已经大白于天下，所以，经济武器也将渐次失灵。如，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前些年已经制定了专门针对美国长臂管辖的《阻断法》等。

六是美国的民主政治也在变异。美国的总统大选变成了金钱的比赛，变成了财团代理人的竞争，现在则直接变成美国资本家亲自执政。美国现在制定的很多政策都带有明显的商人思维痕迹。2018年初笔者曾经撰文说，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成为“交易型的政府”，所有东西都变成了交易的筹码，连美国的盟友、驻军都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交易。现在美国政府要求，美国对于驻军的盟友，除了必须承担美国驻军的费用之外，还要缴纳50%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开始陨落，第一帝国将呈现“落日辉煌”。美国将从所谓“山巅上的国家”的山巅上跌落下来。所谓“自由的灯塔”，闪烁的灯光将渐渐熄灭。美国当前变局对整个世界格局的演化非常重要。世界曾经从“两超”到“一超”，这“一超”随着时间推移将不复存在，霸权国家的历史或将结束。

变量之三：世界上大国之间的角力日益加剧，更多情况下大国关系取决于自身利益关系的排列组合。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异常激烈。现在世界主要国家都有着民族复兴再造历史辉煌的梦想。曾经的“美国梦”是美国和很多国家人民的向往。俄罗斯普京在任第一届总统时说：“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印度总理莫迪的梦想也是要使印度成为世界性大国，他推进了印度制造、数字印度、创业印度、智慧城市和税制改革等政策落地。土耳其埃尔多安的梦想，是在土耳其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即2023年实现土耳其的民族复兴，把土耳其变成连接亚欧的东西方大通道，谋求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试图恢复奥斯曼帝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仅要重振法国的“法国梦”，而且提出重塑欧盟。默克尔自2005年执政德国15年，使德国成为欧盟的轴心国家，她的梦想也是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推出“俯瞰地球仪外交”，即站在顶峰来看世界，来寻找日本在世界的地位，所以，安倍力推把日本全面恢复“正常国家”地位，并谋求其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大国之间竞争博弈异常激烈，且大国之间很难划分阵营，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组合主要基于国家利益，有交集、有竞争、有博弈、有汇合。世界从过去单极即“一超”发展到多极、多元、多样。与此同时，逆世界潮流而动的沉渣泛起，特别严重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利己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成为一种“潮水”，不仅一些国家领导人是民粹主义代表，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巴西总统伯索纳罗等，一些国家社会民众也陷入民粹主义热浪中。大国之间激烈的竞争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生存发展与安全的程度和方向。世界向何处去？是坚持单边还是多边，是保持单极还是多极？是一个国家的利益至上，保持一个国家第一，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在全球利益之上，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大国带领世界向何处去？这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变量。

过去十年，世界已经出现了“断线层”，未来则可能会出现“大峡谷”。美国学者格雷厄姆•埃利森在《注定一战一一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指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严重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思想，对当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让哈佛大学学生去读20世纪中期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科书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1964年出版），苏联是1991年解体，在27年后，接近30年时间，他们看到这本书时，都感到十分困惑。保罗•萨缪尔森是得过诺贝尔奖的非常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他在这部著名的经济学著作中预测，到80年代中期，苏联的GDP将超过美国。之后他在书中论述了前苏联瓦解的过程，他说，’经过了40年的斗争，柏林墙于1989年倒塌，华沙条约组织于1991年解体，在1991年的圣诞日，苏联帝国最终分崩离析。’”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64年，美国权威的教科书预测苏联经济总量将在1980年代超过美国，但经过美国的全方位斗争，包括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在世界上构建盟友体系围堵苏联，实行大战略联华抑苏，最后使苏联解体，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现在世界三大机构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全球很多研究机构都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超过美国。中国从过去对美国望尘莫及到现在望其项背，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拉开架势对中国进行“全政府”方式的遏制，如何避免重现苏联悲剧，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战略挑战，也是对中国智慧与战略耐力的考验。埃莉森在书中指出：“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这样造成世界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如果是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年里，它占据了全球经济市场的50%，到1980年，这个数字下降了22%，而中国连续30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使美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份额减少到16%。如果按照当时的趋势继续发展，在未来30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份额将进一步下降到11%；同期中国从1980年的2%（其实1978年我们还不到2%），上升到2016年的18%（虽然按照2019年一般汇率算我们上升到17%），并将在2040年达到30%。”

变量之四：南北关系出现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板块整体崛起。据OECD统计，从1991年到2017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总量从78.7%下降到57.8%，发达国家G7（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七个工业化国家）二战结束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比重80%，现在则下降到30%以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9%上升到2018年58.5%，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高达80%。特别是2008年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量贡献在80%以上；2008年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量贡献年均30%左右。全球南北关系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重大调整，原来是北强南弱，现在是南北势均力敌，未来将是南强北弱，世界经济格局将由此发生根本变化，不仅由此引发对世界治理体系的挑战，还将引发东西方文化、东西方文明在交融同时的交错和交锋。即使全球市场是开放的，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支撑西方发达经济体、代表“北”的势力、话语权和所谓价值观影响将与日俱减，而代表具有勃勃生机的新发展力量的理论、理念和文化文明影响力则会与日俱增。这是近代西方统治世界500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类生产力的大解放和思想的大解放，西方文化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虽然目前仍占统治地位，但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变量之五：科技革命加速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正在颠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方式。16至17世纪世界开始了现代科学革命，18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蒸汽机革命推动了机械化，19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电的发明推动了电气化，20世纪美国发明了互联网并推动了信息化。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扑面而来，世界科技发展处于快速进步之中，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加快变革，颠覆性技术、新兴技术不断突破，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数字技术爆发式发展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主角。从2G跟随、3G追赶、4G并跑到5G领先，中国在一些领域成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部队。全球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云服务、云计算、计算机超算、3D打印等数字技术创新实际上是颠覆性的，不仅颠覆了生产方式，还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方式°5G技术本质上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和道路交通航线一样，没有意识形态属性，美国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用举国之力打压中国在数字革命中走在世界前沿的科学技术，这是非常愚昧的。

第二，科学理论和思想的革命使人类认知产生了飞跃。第一次科学革命的主导学科是力学，始于哥白尼创立的太阳中心说，发展到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第二次科学革命以化学原子论、生物进化论和电磁理论等的认知变革为特征；第三次科学革命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为标志；当前第四次科学革命，正在出现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对宇宙演化的认识、对生命起源的认识、对意识本质的认识，这些重大科学问题都将迎来创造性的突破。

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事件，就是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发明几乎无一例外是靠长期的经验积累，有时候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例如，公元1世纪中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直到8世纪才传到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学会了造纸术，通过阿拉伯传到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后来进入非洲的摩洛哥，在11世纪、12世纪又经过西班牙和意大利进入欧洲。到1150年，距离蔡伦发明造纸术1000年后，在西班牙出现第一个造纸的作坊；又100年之后，意大利出现了第一个造纸厂，再10。年后，法国出现第一个造纸厂。工业革命之前，科学技术传播路径非常狭窄，传播周期极其漫长。工业革命之后，科技革命加速度，工业革命加速度，经济全球化加速度，从线性发展到指数级、爆发式增长。

当前，世界处于四个“第四次”的历史交汇期，将演奏一场激昂的交响乐。第四次科学革命、第四次科技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发生，即将迎来第四次经济全球化。从历史维度看，欧美工业革命两个世纪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之前的2000多年。而中国进入现代商业文明之后，赶超欧美在两个世纪发展中创造的科学革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发达国家并肩进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国在少数领域，开始领跑世界；在一些领域，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并跑；

在更多领域，中国还处于跟跑地位。但是，中国已经办成了历史上2000多年办不成的事情，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迸发出巨大的创新能量。

变量之六：全球产业变革继续深化，新的产业形态、产业布局、产业组织方式、产业分工体系都将进入深度调整。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将在四个“第四次”交汇期重构。特别是这次全球性疫情大流行使全球产业布局加快调整。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与价值链，以制造业体系与配套体系最完备的平台为基础，形成更为经济、合理、快速、高效的传输与组织结构。全球产业链将因此东移，即全球产业链最主要部分一一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会以亚太地区为主，亚太地区会以亚洲为主，亚洲会以东北亚地区为主。与此同时，欧洲、北美会形成全球产业链的次大陆。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肆虐，WHO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有可能长期化，甚至可能存在数十年之久，疫情之后的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会颠覆前三次产业转移的规律。前三次全球产业转移，一是渐进式的，逐渐从一个制造业基地转移到第二个制造业基地；二是在不同国度和地域之间的转移，如从欧洲向美国、从美国向日本西德，然后向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大陆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转移；三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或者其他国家转移，从处于低度的产业开始转移，逐步发展到高端产业的转移，全球产业链总体上处于垂直分工状态。

疫情之后，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重构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选择方向。一是必然靠近规模最大的市场或者市场需求最旺盛的地方；二是必然靠近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地方；三是必然靠近人力资本和技术工人最充裕的地方；四是必然靠近制造业产业配套和服务体系最完备的地方；五是必然靠近资源最富集的地方；六是必然靠近国家或地区政治环境、政策环境、市场

环境最稳定和最优越的地方。从全球来看，包括从亚洲来看，同时具备这六个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当今世界只有中国。中国有巨大的规模市场优势，创新能力正在迅速提高，人力资本充裕，制造业产业配套体系完整，政治环境稳定，市场环境稳定，政策环境稳定。由此可以推断，不论是在前三轮经济全球化中，还是疫情之后，各国制造业独立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产业形态、产业布局、产业组织方式、产业分工体系仍将是全球化的。唯一可以缩短的是分工简单的产业或者产业链，而更加复杂、多维、相互依赖的、国际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绝对不可能再回到“孤岛”时代和手工作坊时代。它只会更加数字化、智能化、供应链化和资本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将更加细密，产业链、供应链链接会更加紧密，而非脱钩或者解构。目前全球贸易品中，三分之二是中间品，疫情之后中间品贸易仍将是国际贸易的主体，绝对不会因为哪个国家政客的意愿，而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违背科学技术发展对产业变革产生的内在推动力，靠人为力量向哪一个国家转移。

变量之七：全球能源供求关系、能源结构、能源贸易流向、能源价格、能源技术出现重大变化，能源格局将深度调整。全球能源将发生历史性、根本性和颠覆性变化，对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地缘关系将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全球能源供给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总体上供大于求，石油作为战略性资源的使命行将结束。基辛格说过：“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石油曾经长期作为战略性资源，全球总体上供求失衡、供小于求，世界各国都在争夺石油，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入国，近几十年发动的战争几乎都是为了争夺能源。而现在页岩气革命使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输出国，加上世界能源结构性变化，新能源快速发展，全球能源供求关系发生着基础性变化，未来供大于求将成为总的发展态势。按照联合国能源组织的预测，到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每年仅增长0.6%，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能源供给侧的大战将是常态。2020年4月20日，美国能源出现负价格，一桶油-37.63美元，后来恢复到20美元左右，之后到35美元，再到45美元，这就是供给侧大战的表现，是主要生产国利益纠葛博弈的结果。现在全球能源价格又在暴涨，有机构预测，每桶石油价格会涨到180美元。这种供给侧大战引发价格跌宕起伏，价格大跌主要由一些能源生产国增产导致；大涨则由联合限产或者一方对另一方遏制打击导致。

全球石油贸易中心、能源贸易中心将从大西洋盆地地区转向太平洋地区。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17年至2040年全球能源增量主要发生在“一带一路”区域，中国、印度、中东、东南亚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2025年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排在第二位的是印度，2025年以后，印度有可能超过中国成为能源的第一需求大国。2040年，全球70%的石油出口到亚洲，60%的天然气出口到亚洲，亚洲将成为世界能源贸易中心。

新能源在能源总量中的比重将持续提高。清洁能源、绿色能源、低碳经济、可循环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发展方式，将成为各个国家共同的追求。所以，193个国家签署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美国退出后，其余所有的国家都没有跟进，只有美国在“光棍跳舞”。这说明清洁、绿色、低碳、可循环，是全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人类共同面临着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挑战。

变量之八：国际金融体系可能走向重构，世界将进入去美元、去美债和去美元结算体系的“后美元时代"。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了美元作为锚定的准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在各国外汇

储备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也占绝对的优势。现在则进入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以美元为主的结算体系或将逐渐结束历史使命，英国、法国、德国于2018年底和伊朗建立结算体系，到10月4日增加到8个欧洲国家，今年又有11个国家加入了这个结算体系。中国建立的跨境支付体系，目前推进人民币主权数字加密货币；俄罗斯建立了金融信息传递系统。美国原来用美元结算体系作为实施长臂管辖收割世界财富的武器，现在去美元则成为一种“潮流”，绕开美元结算体系重新构建金融结算体系也成为一种“潮流”。近年来，利用本币和欧元或人民币结算的国家达到34个，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国家货币储备体系。疫情之后，“去美元化”速度会大大加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6月份美国就印钞13.3万亿美元，其中用于抗击疫情的纾困款2.2万亿美元。美国目前国债的25%是外国政府持有，44%是外国投资者持有，现在至少有22个国家的美债债主在抛售美债；今年3月份以来，全球多国又抛售了2.8万亿美债。

很多国家在加快增持黄金，13个国家已经运回在美国的黄金，全球还有80多个国家在美国纽约地库储藏着7000多吨黄金，其中中国有600吨。中国黄金储量到今年4月份共有1948吨，排世界第七位；德国排在第二位，共有3370吨；俄罗斯是黄金储量增长非常快的国家，共有2242吨；美国是黄金储量最大的国家，共有8313吨。但在二战结束时，美国黄金储量占全球的80%，储存了2.13万吨黄金。为什么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因为美国通过一战、二战成为世界兵器工厂，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在金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下，赚了以欧洲为主的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大量黄金。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向美国倾斜，把美元作为了基准货币，35美元相当于1盎司黄金，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国币与美元挂钩。

美元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到底会有多长？英镑作为主要货币称霸世界持续了125年，美元替代英镑是个漫长的过程。美国经济总量于1874年超过英国，美元替代英镑经历了70年。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2013年一百年间，总共发行的美元大约为10万亿美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增发货币超过10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前的国家信用正在损耗，超发货币急剧增加，疫情以来已经超发货币超过10万亿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8月15日解体，但美元沿袭了准国际货币职能和惯性，仍然是美国称霸世界的经济武器。但美国信用超速损耗，各国对美元、美债和美元结算体系依赖的同时对其厌弃和鄙夷，会大大缩短美元称霸的周期，导致出现更加多元的国际货币。一批新的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将越来越活跃，亚投行在发出倡议时，第一批成员是57个，目前发展到102个，仅次于世界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经开始运行，总部设在上海，上合组织金融机构基本上已经成型。从全球看可以预期，一是国际性的几大金融机构会变革，适应世界潮流；二是随着美国国家信用下降，美元美债信用会急剧下降，未来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之势；三是美元结算体系松动。

美元结算体系SWIFT是全球性金融结算体系，一个总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个总部在美国纽约，涵盖了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大银行，近几十年成为美国长臂管辖的工具。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企业或者个人，只要违背了美国的意愿，美国便动辄利用这个庞大的结算体系对其进行制裁，包括制裁伊朗、古巴、委内瑞拉、苏丹等。物极必反，各国正在建立独立于美元的结算体系，中国的人民币和石油、黄金挂钩，已建立独立的能源结算体系。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步伐在加快，基于主权的数字加密货币正在推进，而且将比美元结算体系的结算技术更为先进。中国、欧洲、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都在推动数字货币，将形成世界共识并大规模应用，基于主权的数字货币一旦联网，美元结算体系就会彻底瓦解。

变量之九：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更多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中寻求世界继续前行的规制。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复杂的调整与演化，与全球治理格局相互影响。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入深刻的调整期，将重构全球的治理主体、治理议题、治理理念、治理路径、治理规则和治理规范，将会调整各国的治理行为，提高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治理成效。除此之外，会出现一批新的多边或者国际机构，原来三大国际经济机构，世界银行、IMF、WTO，实际是美国推动建立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如今，世界银行、IMF、WTO越来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多年形成的国际规则和标准被认可，根据世界发展作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调整。美国对这些原来由其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机构越来越不满意，认为它们正在走向背叛自己的道路，在全球疫情蔓延时，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面临重大挑战，除了疫情之外，美国特朗普主义化、去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也成为一些特朗普铁粉的执意和认知，美国社会思想认识空前混乱。美国背离了自己推动建立的世界秩序，大规模地“退群”，2020年7月6日又退出了WHO。

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进入加速变革期，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化大潮与“逆全球化”逆流涌动，新旧经济形态、新旧发展动能、新旧发展方式交织错落，围绕新旧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新旧规则的竞争加剧，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主要大国难以就单一世界秩序达成一致，将在地区和全球议题上追求各自的战略利益，世界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所以，现在世界上的“失败国家”增加，难民潮涌动，英国脱欧导致欧盟遭遇重创，民粹主义盛行，中美关系恶化，气候变暖加剧，这些将加速世界秩序的调整甚至崩溃，如果不停止人类的愚昧与固执，很有可能使地球退回到“丛林时代”。

变量之十：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和大封锁，成为当前影响世界变局的最大变量。这是当前影响世界走势的最大变局。疫情大流行导致百年不遇的全球大封锁，受疫情影响的主要经济体连续数月经济处于停顿状态。全球性生命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社交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政治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相互交织，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危机同时发生并交织在一起。在经济危机中，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产业链断链的危机、大宗商品价格危机、粮食危机，难民危机等，又交织在一起。所以，百年未遇的大封锁会使2020年的世界经济出现1929年至1930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衰退。今年以来，IMF、WB、OECD都做出了预测，共同判断全球经济将进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90%甚至95%以上的经济体进入负增长°IMF4月14日预测，印度经济增长1.9%，中国经济增长1.2%；6月24日，IMF调整了预期，中国增长1%，印度增长-3.2%，除中国之外，基本上没有正增长的国家。

疫情导致了传统认知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的大分野。西方的价值观正在崩溃，1991年，当时36岁的弗朗西斯•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结论是社会主义已经终结于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但他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多次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死”“美国重返法西斯主义”。这场疫情让世界看到，一些国家的不负责任导致了新冠病毒肆虐，政客利益绑架了国家利益，西方所谓价值观绑架了人的生命价值。在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最权威的传染病专家的建议毫无作用，总统大选连任的竞选演说没有停止，由白人警察跪压黑人导致其窒息而死引发的大规模骚乱如火如荼。一些所谓发达国家反智主义空前严重，西方民众对于自由价值和生命价值产生的认识冲突，在此次疫情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的社会大撕裂，在疫情中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美国前国务卿坎贝尔说：“这场疫情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苏伊士运河

时刻”发生在1956年，是结束英国霸权地位的标志性事件。现在美国46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美联储预测，更多人将长期失业，美国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4%，各地爆发针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抗议活动，其诉求已经从黑人平权发展到黑人特权，提出了将6月19日设立为黑人节，建立和白宫相对应的黑宫，建设华盛顿黑人自治区。其实，反种族歧视也走向了异化。前美国国务院顾问博尔顿的新书《涉事之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揭露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种种决策的内幕。这一切都说明，所谓“自由灯塔”“山巅上的国家”的美国已经不复存在。

这次全球疫情的大流行，引发了一系列变化，使人们再次反思，到底世界向何处去？96岁的基辛格2020年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文章说，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健康的攻击可能是短暂的，但其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影响几代人。疫情爆发之前，基辛格就反复指出，中美两国对抗的后果将比引发欧洲危机的一战、二战更为严重。毫无疑问，这次疫情比中美贸易争端对全球的影响更为严重。基辛格最近表示：“如果美国失败了，谁都不会好过，尤其是中国！中国一定要救美国。”笔者个人认为，基辛格作为美国伟大的战略家，更多地当然是考虑美国战略利益，他深深担忧美国会由此走向衰落。

福山现在谈得最多的是：“新自由主义已死”“法西斯卷土重来，最大的变数是美国。当危机袭来时，美国由现代史上最不称职、最能分裂社会的领导人掌舵，这是何其不幸。大萧条刺激了孤立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也造就了新政，以及最终的非殖民化。”福山指出：“中国实际上创造发明了现代国家政治，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早得多，中国制度是对全球现代国家政治的重大贡献，这场疾病大流行是一次全球政治的严厉测试，有些国家既有能力又有合法性，这样的国家将相对顺利地通过测试，还可能通过改革变得更加强大，更具韧性，为未来的卓越表现打好

中国从何处来，现在在何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和矛盾风险挑战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

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有近代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17多年历史，有中国共产党成立99年的奋斗史，有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发展史，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历史都是人民书写和创造的。中国经历了百年的沧桑，鸦片战争被帝国主义列强践踏的中国，开放国门、割地赔款、开埠通商、丧权辱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悲惨境地。无数志士仁人探求救中国的道路，经历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才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新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大变局中的最大变量。

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实现了从贫穷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变革。中国是在一片废墟上站起来的。1949年和全面抗战之前的1936年比较，工业总值下降了50%；粮食作物从1936年1.5亿吨下降到1.1218亿吨。1949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才466亿人民币，现在是5万多亿美元，那时候人均GDP是23美元，现在人均已经超过1万美元。新中国成立70年之后，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一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过新中国成立7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平均每8年翻一番，现在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GDP1985年超过了印度，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度人均GDP是中国人均GDP的2倍；中国GDP1986年突破1万亿元；1991年突破2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2006年超过了法国、英国；2007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超过了日本，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GDP突破80万亿元，2019年达到99.1万亿元，占全球GDP的17%，占美国GDP的67%。

二是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贸易体。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几乎为零，香港是内地通向国际市场的唯一通道。中美关系经历了1971年尼克松、基辛格的破冰之旅，1979年卡特、布热津斯基时期的中美建交。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206亿美元，位居全球第29位。2001年12月21日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到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7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到4.1万美元，2019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实现31.54万亿人民币，约4.6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54152.9亿元，近8000亿美元。中国贸易总额已经占全球12%，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三是中国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演进为第一制造业大国。1952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50.5%，现在是8.2%。当时的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83.5%，占就业人口的88%。现在城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60%，这是非常大的变化。二战后，1947年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帮助西欧经济振兴，西欧接受美国各种形式援助共计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美西方对中国采取封锁和扼杀策略，只有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6.5亿美元的贷款，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提供的贷款，中国总共获得了24亿美元贷款。在

艰难的国际环境中，在“一五”时期、“二五”时期，中国制定了包括156个工业项目的国家计划，60年代在三线建设布局工业，1978年中国全部工业固定资产总值才9000亿元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制造业承接了全球制造业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到电子信息产业、到重化工和现代智能制造，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承接产业转移，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值占全球比重达到了19.68%，2019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达到了30.4%。

四是中国正在成为创新大国。从1956年到1967年，中国制订了12年科技发展规划，1963年到1972年，中国制订了10年科技发展规划。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1978年到1985年，中国制定了8年科技规划纲要。1985年通过了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决定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从2006年到2020年15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其中部署了16个重大专项、8个技术领域的27个前沿技术、18个基础科学、4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2010年到2020年，国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除此之外，国家制定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973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等；建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等。

中国迈向创新大国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与制造业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前工信部部长苗圩曾经在2015年“两会”上对记者说，“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处于第三梯队”。经过5年时间的努力，中国目前在多个领域已经进入了第二梯队，有了局部的重大突破。比如说“两弹一星”是在中国最困难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前最重要的科技创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相继发展了载人航天工程、天眼工程、“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深海探测工程；5G、超级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杂交水稻、青蒿素，等等。特别是当前集多方之力，正在攻克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并有了重要进展。

五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金融大国。新中国白手起家，建立了统一的法定货币制度。上世纪50到70年代，中央金融机构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现代银行金融体系，共有金融机构4588家，金融总资产268万亿元。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还不如现在一个企业拥有的外汇多。到2019年末，外汇储备3.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多少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指导思想和口号，一直都是出口创汇，因为没有外汇储备，难以走向国际市场。中国证券现在总资产是7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18万亿元。民间资本在股份制银行超过40%，在城市银行超过50%，在农村合作医疗机构超过80%。中国债券市场规模目前有90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1984年，中国市场发行了第一只股票，1990年，中国上海、深圳两大交易所成立，而目前有上市公司3700家，市值54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中国还是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2019年，我国保险行业保费收入为4.26万亿元，突破4万亿大关，较2018年增长12.17%。中国建立了面向全球的金融开放体系，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16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币加入IMF，成为SDR篮子里五种货币之一，占总额的10.92%。

六是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大国。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清代以降的20。多年，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国策。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中美建交之前，中国被西方实行了经济封锁，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持续了30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渐进式改革到全方位开放，从加入WTO组织到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从4个经济特区到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6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有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家级新区等。从2013年9月在上海设立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到经过4次扩围，目前发展到18个省市的55个片区的国家自贸区试点。近几年中国发展105个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奠定了发展下一代贸易方式一一数字贸易的基础。中国已经签署了19个包括25个国家和地区的FTA，其中正在谈判的有12个，正在研究中的有8个。近年来，中国又迈出了新的对外开放步伐，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上海新片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等。

中国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这是中国迅速崛起并立于不败之地的制度性保障。深度认识中国，就要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道路，没有政治的进步，就不可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党，创建了稳定和完善的国家制度。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经过长期探索，建立了完善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9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制度，充分发挥各党派的作用。既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也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党的执政宗旨具有“人民性和先进性”，执政纲领有前瞻性和战略性，执政团队有连续性和稳定性，执政制度有长期性和全局性。从党的“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一路走来，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

二是建立了稳定和完善的国家制度体系。人类历史上，各种制度的产生、发展、兴盛、消亡，就是不断选择和创造最优制度的进程。只有选择了最优的制度，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智慧与保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先后确立了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个方面重要的制度，包括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以及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等，已经形成一整套治国理政的稳定制度框架。

三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14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肩负着艰巨的、复杂的历史使命，在把握人类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上，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调整变革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新型政党。

四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是党执政的核心价值理念，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经过几十年努力争取成为发达国家。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力量，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人民观，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发展的主体，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当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使人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五是有不断进行自我扬弃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在巨大的、强烈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中，既保持先进性，又不断与时俱进。比如，经济制度的扬弃，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1978年中国的经济制度都是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直到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再如，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反腐行动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自我扬弃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六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包括上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贝，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

第二，从宏观管理制度方面看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有很多方面的制度优势，仅就国家宏观的经济管理制度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制度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一是中国有长周期的国家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有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三步走”战略，发展到现在的“两个阶段”，即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后，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地描绘着宏伟的蓝图。

二是国家有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3年到1957年，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等。从“十一五”开始，国家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体现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带来的政府市场与企业组织关系的调整，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

三是自1994年开始，党中央每年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出总结，对第二年经济社会工作作出部署。每年召开“两会”，部署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重要工作。这是根据国家全局性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召开的年度会议制度。

四是制定长周期的专项规划。比如，中国高铁发展既有长周期规划，也有五年规划和年度规划，前两年制订了到2030年的中国高铁发展规划，到2030年修建3.6万公里高铁，实现八横八纵网络体系。疫情之后，国家制定了新的高铁发展规划，未来要实现十纵十横高铁网络体系。这些长周期的专项规划非常重要，是国家落实长周期战略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国家五年规划和长周期战略衔接落地的制度性安排。

五是日常的经济社会运行工作，有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确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和重大方向；有国务院常务会议，基本上是每周一次，讨论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出台一些重大政策措施。除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会议制度，国务院相关部委，如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外交部、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等，有相关的本领域、主管部门的部委文件和会议制度，指导分管领域开展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体制内的决策咨询部门，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等，以及智库和各类为决策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2015年，中央确定了25家高端智库试点，现在各类智库迅速发展，包括一批高校研究机构、民间智库和大型企业的研究机构等。

从战略目标到长周期的专项规划，从五年计划、规划到每年度的工作安排，再到日常针对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进行重大问题的例行会议，到各个部委的工作部署，各类智库的建言献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第三，集中力量办大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那时候中国才开始修建高速公路，而今已经形成了发达的高速公路体系。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启动了4万亿元救助经济计划，其中一笔很大资金用于投资“铁公基”，逐渐形成了中国高速铁路体系。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到未来的十纵十横，中国迎来了高铁时代。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的制度优势非常突出。这次全球性疫情是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疫难度最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14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4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其他会议。国务院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国务院常务会每周研究重大事项，联防联控机制每天向全国通报抗击疫情重大情况。全国一盘棋，高度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动员、全员参战，人民解放军和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人民警察、商业物流、快递小哥、社区工作者昼夜兼程，中国14亿人都是抗击疫情的参与者。中国几千年文化培养了一个厚德的民族，人民群众对于党中央、对于政府是高度信赖的。中央怎么指挥，政府怎么安排，全体人民就怎么做。2018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对50个国家问卷调查，当问到对自己国家未来发展信心时，中国人表示有强烈信心的占91.4%，高居榜首。2020年7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连续13年持续跟踪调研数据显示，中国人对政府满意度高达94.1%，还是高居榜首。

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深层次问题

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经济大国、开放大国、金融大国、创新大国、贸易大国、制造业大国，但中国自身还存在很多深层次矛盾，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很严峻。

如何面对全球存在的“四大赤字”与日俱增的困局？我们面临的是怎样一个更加不确定性和更具挑战的世界？如何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输入性风险？如何推动世界从根本上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现在世界上这些赤字正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信任赤字增加了，治理赤字也增加了，发展赤字始终就有。联合国190多个国家中，排在第一位到第十位的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0%，排在第11位到20位的国家占10%，其余170个国家占10%。从中可以看出，全球发展赤字是非常大的。由于美国退出《中导条约》，退出《伊核协议》，准备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等，陡然增加了战争的风险，和平赤字大幅增加。所以，现在全球这四大赤字不是减少了，而是与日俱增，到底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推动世界解决这些问题？是听之任之，各扫自己瓦上霜，还是有所作为，大有作为，主动作为？这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的难题。

我们如何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学者专注于解释前一百年的变局和当前的变化，而对未来百年大变局则很迷茫，没有穿透历史看到未来的眼光、眼界和眼力，缺乏透过现象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储备。对国家的信心忽高忽低，对打击遏制我们的对手的判断忽强忽弱。如何看待和应对逆全球化的潮流？如何推动全球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如何构建全球认知和跨国界经济合作的长效机制？

如何真正形成中国的举国制度优势？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让我们的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如何创造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效率和国家治理能力？如何既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同时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在市场机制运行中的主体作用？

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跳出历史周期论，迈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如何突破西方现代化的危机，正确认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乃至终结，解决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的全盘西化？在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是否做好了作为世界性大国的思想准备？我们如何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如何实现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的超越？“超越”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孙中山先生在《治国方略》中就提出，中国应该而且能够超过美国。毛泽东同志1958年提出新中国的超越梦想，15年超英，20年赶美。当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分两个阶段，到2050年，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好和毛泽东同志说的“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相吻合，届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10。年。中国早就超过了英国，赶美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当然，我们不能犯战略性错误或者颠覆性错误，中国前进的步伐不能被中途打断。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还需要下更大力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国经过多年努力，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解决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到2020年按照中国标准将全面完成脱贫攻坚，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对世界脱贫事业的巨大贡献。但总的看，目前的脱贫还是中国标准的脱贫，2020年的贫困线一年是4000元人民币，大约平均1.25美元/天，这是联合国2009年贫困线的标准。2017年，世界银行重新设定了贫困线的标准，赤贫购买力水平每人每天1.9美元，中低收入水平贫困线每人每天3.2美元，中高收入水平贫困线每人每天5.5美元。中国2010年上升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新的标准，2017年中国贫困人口为3.08亿人，贫困率22.16%。中国GDP现在占美国的67%，2019年人均GDP刚刚超1万美元，位于全球第65位，而美国人均6.5万美元，中国仅为美国大约1/6。即使未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人均GDP仍不到美国的1/4。从世界横向比较看，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新的贫困线标准看，中国相对贫困人口还在3亿人左右。

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2015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这也是美国2018年3月22日出台遏制打压中国的“301调查报告”的直接“引线”。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误解和误判，中国现在已经实现了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距离实现第二个一百年还有30年时间，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人还得继续奋力拼搏，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赶上世界一流水平。《中国制造2025》是推动我国制造业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实现路径，而现在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所以才被美国一剑封喉，出现中兴通讯遭美国封杀这样的情况；才被美国进行技术制裁，出现对华为等企业进行围堵的无理举措；才被进行技术切割，出现美国推动全球产业链断链的危险局面。美国的长板正好是中国制造业的短板，2018年6月13日，中国有关部门对外公布，我们还有60个重大科学和重大工程技术难题，240多项卡脖子的技术问题。

中国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人口危机。中国很快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和全球同步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末，中国60岁以上人口2.54亿人，占18.1%；65岁以上1.76亿人，占12.6%，预计到2020年底，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14%，到2050年将占到35%，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占10%、65岁以上占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14%即深度老龄化社会，占20%就是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2020年就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

中国还会进入深度少子化社会。据WHO统计，1950年至2020年，中国女性生育率从6.11%降到1.69%。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17日统计数据，2019年新生儿共1465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数字。未来十年，年轻劳动力将减少30%，0至10岁人口将从1982年占总人口的33.6%降到16.2%，少年儿童会从1982年的3.4亿人降到3.2亿人，2027年，中国将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2030年至2050年，人口将减少7800万人，到2065年，将降至12.48亿人。少年儿童占比低于15%为超级少子化社会。深度老龄化，深度少子化，人口下降、劳动力短缺将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印度、印尼和非洲国家人均年龄28至30岁，劳动力红利将持续释放10至20年，中国人均年龄38至40岁，人口红利，特别是体力劳动作为主要支付能力的劳动力会急剧下降。

中国贫富差距问题还在加重。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中国贫富差距：一是从名誉家庭资产看，根据央行2019年城镇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317.9万元，其中住房拥有率96%，总资产中房产占比相当大。从调查看，中国富有的10%家庭平均资产是1500万元，加起来占全社会的47.5%，接近50%；前20%的家庭加起来占23%，底层的20%仅占2.8%。按净资产分组，前10%的家庭拥有17.1%的财富，前20%的家庭拥有64.5%的财富，前40%的家庭拥有82.6%的财富，底层的20%家庭仅有2.3%的财富。二是从基尼系数看。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属于收入绝对平均，0.2~0.3属于比较平均，0.3~0.4属于相对合理，0.4~0.5属于差距较大，0.5以上属于收入悬殊。中国1978年基尼系数是0.317，1994年是0.434，2016年是0.789，2017年是0.467，2018年、2019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这方面数字。现在联合国150个有统计数据的国家，超过0.49的国家不到10%，中国就在其中。三是从收入差距看，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国民经济总投资与总储蓄的差额，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包括工资分配的地区差、单位差、行业差、官兵差，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收入差，资产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的差别。

明显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仍然存在。中国存在四大差距，即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内地与沿边的差距。现在东西差距有所缩小，在原来西部12个省市里，一些地方像重庆，四川、陕西等在西部省份（直辖市）中脱颖而出。但南北差距却在加大，东北三省近40年GDP总量在全国占比下降了一半，全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向南转移。中国城乡从收入、教育、医疗、消费、就业、公共服务到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差距也非常之大，虽然这些年有所缩小，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内地与沿边的差距上，沿边是2.2万公里，沿海1.8万公里，沿边这些邻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国家，中国沿边省份大部分也是欠发达省份。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使沿边地区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但沿边地区主体省份的带动力、经济实力严重不足。

生态安全面临重大挑战。中国存在若干污染问题，近年来虽然加大了治理的力度，但治理形势仍然严峻。如大气污染，国家2018年提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计划”，在汾渭平原、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这三大重点区域进行大气环境治理。但到2019年，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中中国仍占7个，包括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兰州、重庆、济南、石家庄。在中国500个大城市里，仅不到1%的城市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如水环境污染，海河、辽河是重度污染，淮河、黄河、松花江中度污染，长江、珠江水质良好，但一些江段、河段污染。浅层地下水50%受到污染，淡水资源40%不能饮用，近海污染严重。如土壤污染，土壤里包括有机物的污染、无机物的污染、重金属的污染，还有重污染企业的用地、工业的废弃地、工业园区的废弃地、固体废物的集中处理场地，采油区、采矿区、污染灌溉区、干线、公路两侧的土壤污染。还有化学品污染，包括一些化工厂向水中排放的废水，转移到食品里的包装污染，以及由于化学品污染出现的一些癌症村。还有一些化学品添加剂或包装转移到食品的安全风险，这个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美国一个高级记者写了一本书《百年谎言》，揭示世界从1906年氢化出第一个化学品后，平均几分钟就出现一个新化学品。这些化学品作为食品添加物、化妆品添加物，90%以上没有进行毒副实验。因此，美国是使用化学品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一个人早上起来不到1个小时内，就会接触到126种化学品。美国医疗费用总支出占GDP的17%~18%，但是美国人的寿命仅为77.3岁，比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才多0.3岁。

水土流失，石漠化、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较为严峻。中国在修复恢复保护生态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美国航天局航拍的世界地图看，中国占全球新增绿色面积的一半以上。但是，中国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高等植物有4000~5000种受到威胁。有人正在把稀缺的种子保留下来，建设原生种子博物馆，这很令人感动，但也很令人担忧。

中国奋斗目标一一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时间节律基本上是30年一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1949年到1978年，师从苏联，采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第二个周期从1978年到2008年，师从美国，学习并融入西方为主的市场经济体系；第三个周期，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的弊端都越来越明显，我们既不能照搬原来的苏联模式，也不能照搬现在的美国模式，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与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20年至2035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中国70余年和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了伟大成就，未来中国有很多重要的战略红利。巨大的市场红利、基础设施的红利、人力资本的红利、实体经济为主的红利、战略组合的红利、历史文化的红利。中华民族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为什么能实现这样的愿景？有几个重要

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中国在道德、道义和文化价值观上占据了世界高地。在东西方文明的对决中，中国必将胜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国运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季羡林先生在1992年3月份写了一篇文章《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他写道：“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西方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打到1918年，基本上是欧洲人打欧洲人。战后二十年代，欧洲思想出现了反思的热潮，他们思考的是为何自认为文化至高无上的欧洲都要自相残杀？看来西方不行了，要看东方。有本风行一时的书叫《欧洲的沦亡》，说欧洲要垮台、要灭亡，仰望东方。当时中国的《老子》《庄子》非常流行，《老子》德文译本有五六十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六年，死得人比‘一战’还多，战后欧洲再次出现一股眼望东方的反思热潮。当时除《老子》《庄子》外，又增加了禅宗、中医、《易经》，还有印度大乘佛教。”季羡林先生还指出：“一位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中，把各国民族的历史作了一个总结，他认为人类共同创造了23个或26个文明，每个文明或文化都有其诞生、生长、繁荣、衰微、消逝的过程，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可以贯穿千秋。从他的哲学基础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文化将来要消灭。”           “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

是不以人们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当代政客和战略家也有很多反思，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必须承认西方霸权或许已经终结。法国、英国、美国让西方伟大300年，法国是文明，英国是工业，美国是战争。我们习惯了这种伟大，它让我们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掌控着绝对的支配权。但是事情正在变化，有些危机来自于我们西方国家自身的错误，而有些则来自新兴国家的挑战。美国是我们长期的盟友，同时它也是一个长期绑架我们的盟友。文明逐渐消失，欧洲逐渐消失，西方霸权的时刻也会一同消失，最终世界将围绕两个极点运转，即美国和中国，欧洲就必须在这两个统治者之间作出选择，欧洲将无情地失去控制权。”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一个主要经济大国”。中国的成功证明，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殊途同归，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成功，这对西方模式带来了挑战。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理论、道路、制度、文化将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认识、认同与认知。

第二，中国经济将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超越。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将迈上更大台阶，经济实力将大幅度提升，将建成高质量现代经济体系，将产生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企业家。

中国将建成经济强国。如果未来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4.8%~5.6%，到2035年在全球占比将达到27.25%~31.4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占比超过1/3。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可以在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20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均发展水平达到美国的70%。世界银行预测，203。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24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

中国将建成制造强国。中国制造业到2050年，将连续迈上三个大台阶。到2025年，将基本形成数字化基础设施，实现“互联网+智能制造”；到2035年，基本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制造业总体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到2050年，建成制造业强国。

中国将成为科技强国。中国制定并将启动2021年至2035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到2020年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5年左右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2018年中国创新能力排在全球第17位，2019年进入第14位，2025年将进入前8位，2035年将进入前5位。中国将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先进制造业中国战略CHINASTRATEGY中心。

中国将会产生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企业家，这个群体是助力未来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强国的先进生产力。到目前为止，世界500强企业、独角兽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比均已经超过美国，名列全球第一位，未来中国企业的创造创新能力将得到极大释放。

第三，中国将建立最完备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在原来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航空网、航海网、港口网这些硬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会大大加快，而且将引领世界。将建成以5G为代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并加快形成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高速宽带网络、传统互联网智能化升级，未来将实现万物互联、万物遥感、万物可视、万物智能。

在新基建方面，2020年3月23日，赛迪《新基建发展白皮书》指出，到2025年，七大领域新基建直接投资将达到10万亿元，带动投资积累或超过17万亿元。在5G方面，预计2020年~2025年，5G基站将会发展到500~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预计带动全产业链投资5万亿元°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中国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域实现5G覆盖的国家。新一轮科技革命，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派生的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和新生活场景中，中国都会在全球起到引领作用。

在价值赋能的基础设施方面，未来中国数字化基础设施如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固定宽带网络、传统互联网智能化升级等将成为中国经济几十年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如工业互联网，2025年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将突破1.2万亿元，基础设施约占总规模的41%，软件与应用规模占31%，通信与平台占28%，工业安全软件规模占0.8%。再如物联网，预计2020年至2025年，至少有30~50亿个终端联网，投资2~3万亿元，在万物遥感的基础上形成万物互联。中国还将在智能制造、智能农业、智能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金融、智能物流、智能教育、智能医疗、智慧文旅等方面快速发展。

将潜在优势变成显性优势的基础设施方面，会进一步形成十纵十横的高铁网络体系，更多城际列车将成为城市群、城市带的链接。中国具有把潜在优势变成显性优势的基础优势，如高铁网络、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中国现在新能源汽车占到全球的53%，在全球排第一位。中国将充分利用和放大中国形成的技术支撑体系优势，释放和发挥北斗、航天、航海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级计算机、数据库、区块链、传感器、虚拟现实、开源性平台等的巨大潜能。

第四，中国将建成全球经济最活跃和现代商务环境最优市场。一是中国具有巨大市场规模优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9年为41.2万亿元，物流市场总规模2019年为298万亿元，国际贸易总额2019年为31.54万亿元，房地产市场2019年销售近16万亿元，合计近400万亿元。

“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年均增长15.6%，“十三五”规划年均增长10%左右，未来10年预计年均增长8%左右，届时中国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万亿元。

二是未来中国将成为全球贸易中心、能源交易中心。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广交会进出口贸易，上海进口博览会，接近5000个类似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正在成为全球采购贸易中心。因此，中国未来不是一般的贸易强国，而是世界的进口、出口、转口贸易中心，将会成为全球的交易中心。2020年前，巩固经贸大国地位；2035年，基本建成经贸强国；2050年全面建成经贸强国。

三是中国将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信用度的提高，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占比、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占比会大幅提升，将成为三大支柱货币之一0预计2035年贸易结算货币分布占比将超过20%,2050年超过30%；人民币离岸中心从目前的13个增加到50个。人民币能源交易中心占比，从目前的12%到2035年将提高到25%左右，2050年提高到40%左右。

四是中国将成为现代商务环境最优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估，2017年中国现代商务环境位于第78位、2018年位于46位、2019年位于31位。2025年进入前20位，2035年进入前10位，2050年进入前5位。按照国际组织评价，中国现在商务环境最优的是香港，中国香港一直排在全球前五位，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香港社会将会恢复长期稳定，会使香港现代商务环境优势在粤港澳大湾区放大，从而为全国的现代商务环境进一步改善提供经验。

五是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开放、最活跃、最现代的市场。中国目前有1.2亿个市场主体。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31.3万亿元，2019年手机移动支付渗透率94.7%，移动支付较5年前增长27倍，达到266.2万亿元。

第五，中国将成为人民生活幸福指数较高的国家。一是学习中国：中国将建成学习型国家；推行15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70%以上；一批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者前列，具有源源不断的创造能力。

二是健康中国：中国已经实现《健康中国2020》，人均预期寿命77.3岁；正在实施《健康中国2030》，人均预期寿命79岁；即将迈向更高水平的健康中国，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覆盖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医疗服务，满足人民健康需求。到2050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世界前列。中国还需要加快发展，成为富裕且公平的国度，提高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三是美丽中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推进美丽乡村、美丽城市、美丽山川、美丽生态建设，推进绿色制造、绿色能源、绿色消费、绿色发展，力争在2030年进入全面生态盈余期，2050年实现绿色现代化，全面建成生态文明社会。

四是幸福中国：超越以经济现代化、物质现代化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高水平生活状态与公共服务体系；人的自由度和创造力极大提高；政治清明，实现社会治理从人治到法治转变；政府更负责任，决策更加科学民主，权力得到有效监督；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加和谐、更加安全、更加稳定0

第六，中国将实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现代国家制度，改革开放创新完善国家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到2035年，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都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国家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民本化、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化、高效化、协同化。

第七，中国日益成为受到世界认同和尊敬的国家。普京表示：“中国和俄国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两国的关系是绝对不可能被动摇的，正是由于我们两国的存在，才使世界形成较为和平稳定的友好秩序。”（文章发表于俄罗斯《国家利益》杂志）李光耀指出：“中国的发展使得中国人的预期和抱负不断提升，中国人想和美国人平等分享这个世纪。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大国。中国不是霸权国家，中国希望通过自己不断提升的影响力赢得世界的重。”（摘自李光耀《中国与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人类新文明。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中国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将不断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成为全球高标准开放规则的参与者、维护者、建设者、创造者与领导者；将与更多国家和地区构建平等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将与参与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扩大与世界各国文化价值观和利益重叠交汇部分。中国将积极参与应对和解决全球性挑战和问题，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危机、难民问题、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领土安全、人口老龄化等全球性问题和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将担当起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国责任，在维护国际组织权威性的同时渐进式改善；在维护既有国际标准规则的同时填补空白；推动构建超越冲突、超越发展阶段、超越单边利益的国际治理体系；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更为包容、公平、效能、均衡、协调、创新与多元。

第八，中国道路将为世界作出五大贡献。一是中国发展道路打破了原来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结束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神话。新自由主义和所谓“华盛顿共识”逐渐失去了过去的神圣。从“柏林墙倒塌”到“美墨墙修建”，从西方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到西方自由主义自身的纠结甚至休克，从西方发达国家超强的动员能力到这次疫情中的全面溃败，都凸显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依靠自己选择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得到发展。中国解决了占全球1/4人口的生存问题，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所以，占全球国家总数8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走自己的发展之路，这是中国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是中国的道路丰富了世界政治制度多样性。中国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包括发展水平、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国际环境和人民意愿，设计和形成了一套适应中国发展的制度。中国制度的重要价值，就是不照抄照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寻找国家发展之“大道”。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成功实践，丰富了世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对世界作出了制度性贡献。

四是展示中国文化的世界魅力。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造就了傲立于世的灿烂文明，逐渐形成了具有高度文化认同感与极富生命力的文化精神，既具有当代价值，也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政治抱负、民族气节、宽容气度、进取精神，形成了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是中国能通过付出与隐忍获取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14亿人能够团结一致抗击疫情的内在逻辑。

五是解构了“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促进世界多极平衡，反对单极独霸，坚决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提供维护世界和平的公共产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将与世界各国携手建设开放的世界，和平的世界，共享的世界，更加美好的世界。

（本文根据2020年7月8日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深度认识中国”系列视频直播第二场讲座整理修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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