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显现出强大韧性和充沛的自我恢复能力

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形成了严重冲击。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13.2个百分点，为有季度GDP统计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和最大降幅。名义GDP较上年同期减少11558亿元；若无疫情冲击，今年一季度GDP预计将增长6.1%，名义GDP增量为18863亿元（平减指数设定为2.5%），两者相加，一季度名义GDP总值较正常情况减少30421亿元。名义GDP总值的减少，也表现为供给与需求方面多项指标的大幅度下滑。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下降8.4%，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9.1%，表明疫情对供给侧的冲击十分严重。从需求侧看，疫情对消费、投资、出口等都有明显影响。疫情使居民普遍采取宅家生活模式，除食品药品等必须消费品外，80%以上的消费品，特别是汽车、家电、家具等大额消费品，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受到很大影响。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下降19%，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27.3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降幅。疫情严重冲击了房地产销售市场，影响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预期和信心；严重冲击了基建项目开工建设；加剧了制造业困难，使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显著下降等。受疫情冲击，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1%，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22.4个百分点。疫情对出口产品的生产、运输等环节也产生严重影响，一季度我国出口（美元）同比下降13.3%，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14.6个百分点。与名义GDP总量的缩减相联系，各方面收入也明显减少。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下降3.9%，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10.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5.1%，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22.3个百分点；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3%，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20.5个百分点。收入下降会影响到居民、企业、财政的支付能力，会进一步抑制需求的恢复。

综上，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空前严重。国内和国际各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担心陡然增加，信心大幅下降。

然而二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令国内国际各个方面眼前一亮，信心倍增。二季度中国GDP按可比价格同比增长3.2%，较一季度提高10个百分点，实现了由负转正。从供给侧看，二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4%，较一季度提高12.8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9%，较一季度提高7.1个百分点。从需求侧看，二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降幅较一季度收窄15.1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0个百分点；出口（美元）同比下降6.2%，降幅较一季度收窄7.1个百分点。在疫情对经济严重冲击，生产大面积停顿，产业链多点阻塞；消费市场大幅度萎缩，建设投资项目大部分停工的严峻形势下，能够在短短一个季度时间内取得如此显著的恢复，充分显现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充沛的自我恢复能力；这使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应对任何困难和挑战。

中国经济仍处在具有高成长性的发展阶段，拥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澎湃的发展动能

在很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依靠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必要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物资，在较小范围内迅速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城市经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完成了工业化奠基的任务。此后，在深刻认识生产力发展与体制机制之间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果断开启改革开放大幕，全面推动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体制转换，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将工业制造体系和城市经济等现代经济的辐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带动经济结构变化和整体经济水平持续较快提高。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52-2018年，中国GDP保持了年均8.16%的增长（剔除了价格因素，其中1952—1977年年均增长6.15%；1978—2018年年均增长9.43%），人均GDP年均增长6.6%（其中1953—1977年年均增长3.8%,1978—2018年年均增长8.38%）；2019年，按照当年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276美元。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大体上都经历了准备、起飞和成熟等三个阶段。综合分析，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准备阶段，进入了经济起飞阶段。基于中国独特的国情，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持续时间要更长，释放的能量会更大。主要因为中国人口规模大，发展起点低。在看到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切不可高估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非常深刻地洞悉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201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8，较2017年呈上升态势，收入分配差距在警戒线以上。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64倍；按照五等份划分的收入群体，最高收入群体收入是最低收入群体的10倍以上；从地区看，江苏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甘肃省的4倍以上。从城市发展看，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冰火两重天，大城市人满为患，中小城市人气不足。发展不充分的方面也比比皆是。城市的地下设施、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教育卫生等公共设施普遍欠账，有的十分严重；城市基础设施，房屋体系的建造质量、适用及耐久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工业制造业体系虽然比较完整和庞大，但制造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地区间工业发展水平差异也很大，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份工业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表明，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沿着自己独特道路快速发展的国家，其所存在的独有特点就是国内经济各个层面，发展差异性远大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当国内高收入群体、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已经高于某些高收入国家时，在广大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仍然会有大量的中低收入群体。这一独特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国人均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时，国内仍然有远超过一般国家的人口和地区，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也因此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国际社会对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必须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考量和制定。

差距就是潜力和动力，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基本消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农村的面貌。这需要城镇化率持续较快地提高，需要经济持续较快地增长。以斯密、杨格和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一旦经济增长进入起飞阶段，市场大小和分工演进之间就会相互作用形成报酬递增效应，在这一效应的内在驱动下，经济起飞一旦开始，便会一直持续到经济增长的潜力耗尽为止。综合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和经济起飞阶段的特点，可以认为，中国当前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发展动力非常强劲，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前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分析看，这一发展阶段将持续很长时间、内在动力非常强大。主要因为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巨大差距，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欠发达地区、广大农村和农民，差距更为巨大。全面消除这些差距，仍然需要长期艰苦努力，需要更广泛地动员、更充分地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进而持续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同时持续增加更高水平的供给—包括现代水平和更大规模的城市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居于产业链中高端的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体系等等。综合考虑当前发展阶段特征，可以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具有高成长性，潜在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政协经济界讲话中指出：“要看到，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潜力切不可低估，对中国当前保障和改善民生、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胜利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切不可低估。即使面对今年突发的重大疫情灾害，也必须坚定信心，敢于迎难而上，化危为机，充分调动和积极释放广阔的国内市场需求和强大的发展动能，使中国经济不仅能够有效对冲疫情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下行压力，奋力开启中国经济发展新篇章。

当前制约经济进一步回升的突出矛盾是需求不足，需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从上半年经济数据看，需求恢复慢于供给和生产恢复。上半年工业同比下降1.3%，服务业同比下降1.6%；但消费同比下降11.4%，投资同比下降3.1%。从绝对水平看，需求指标低于供给侧指标。当工业、服务业同比增速均由负转正以后，消费同比仍然为负增长；投资中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等与企业相关度高的投资，也仍然为负增长。因此，需求不足、订单不足的矛盾，已成为制约生产和供给水平进一步回升的主要制约。6月份围绕制造业PMI指数的相关调查表明，有54%的被调查企业反映订单不足是最大困难。

应该看到，需求不足的问题早已存在，今年疫情冲击使其更加严重。2010年，我国出口（美元口径，下同）较上年增长31.3%，2019年已降低到0.5%。2011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增长23.8%，2019年已降低到5.4%。201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年增长18.8%，2019年已降低到8%。可见，无论内需还是外需，其增速均有持续大幅度的下降；总需求增速持续大幅度下降。今年的疫情对三大需求又带来严重冲击，因此，从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出发，必须尽快解决需求不足这一突出矛盾。

需求是国民经济循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需求水平下降和经济增速下降是互动的过程，其内在联系是：需求下滑带动经济增长下降，进而使各方面收入增长减缓；收入下降使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下降、使企业投资能力和投资信心下降、使政府财政能力下降，这些都会使消费、投资等需求进一步下降。因此，随着需求水平的持续下降，国民经济循环速率会持续减慢，经济增长下行惯性会不断加大。

扩大需求，必须从提高居民、企业、政府等主体的支付能力入手。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各方面收入下行压力很大的背景下，扩大需求最重要的是发挥好政府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发债规模，强力提高政府支付能力。着力于提振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投资来促进投资增速提高，相关的市场订单显著增加，进而带动企业生产活动加快恢复，企业收入增加，促

进企业投资恢复；通过企业生产形势好转促进就业形势好转，支持居民收入由降转升，进而支持消费市场持续恢复。

基于以上分析，当前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大力提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着力解决好以下问题：

1.与“两新一重”和补短板任务紧密结合，大力增加项目储备。我国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已有长足发展，但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比较，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和长远发展比较，差距仍然非常大。要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长远目标相结合，着力制定好整体的长远发展规划，据此指导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的项目选择。大力增加项目储备。

2.注意协调好相关资金直达到位。今年财政资金用于支持相关投资的安排，力度很大。5月份政府债发行出现井喷式增长。要做好相关资金的使用安排，防止沉淀，切实提高其支持补短板、提振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内需的实际效果。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加强配合，注意防止政府资金使用规模短期快速扩张对金融市场其他融资主体产生挤出效应，确保各类市场主体都有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

总之，我们要坚定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尽快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着力巩固和加强我国经济的回升向好势头，于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奋力开启中国经济发展新篇章，为“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