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具有极强组织能力的国家，强大的组织能力不仅能够保障安全，而且是维护经济运转畅通性的秩序条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历史性全球考验，经历过这次考验，中国将走上打造世界最安全、最畅通经济体的道路，这可以成为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升华国家品牌价值的一个战略方向。

在今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鲜明地表达了中国社会价值认同的一个基本观念准则：安全第一。安全畅通将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显著竞争优势。

一、 政策选择的安全取向

现在，世界正越来越有一个共识：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全世界都看到，在公共卫生安全上，中国具有独特的国家优势。中国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可以成为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仅用两个月时间疫情快速上升势头就得到控制，从曾经最严重的疫区，变为将新增感染人数控制到最少的国家。

从理论上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获得安全，必须付出代价。安全需要秩序，秩序意味着必须进行一定的行为管控。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意识较强的国家，人民对国家有很高的信任度，对政府出于安全目的所做出的决定和实行的措施大多表现出理解和配合。这是中国有可能成为最安全国家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这次抗疫期间，不仅个人的行为，而且各种经济活动都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有的几乎到了“休克”状态。全社会令行禁止，秩序井然，才获得了人民生命健康的更高安全保障。

然而，实现了安全目标，社会经济活动却一度处于被抑制状态，这也非长久之计。所以，当疫情得到控制后，势必要考虑尽快复工复产，回归经济常态。而所谓经济常态，实际上就是经济运行的畅通，以确保经济体的活力释放和市场活跃，这就回到了中国经济的一个老问题，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经济畅通

多年来，尽管我们的经济工作取得不小成就，但是经济运行的畅通性和经济主体的活力不足。因此，多年来中国经济工作的政策意向定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着眼点和目标取向是使经济运行更畅通，经济主体更有活力。主要体现为，加快各领域的改革，扩大企业经营的自由度，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和繁琐管制对经济活力的约束，改善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增强生产和生活的便利性。并对严重失衡而必须进行调整的结构性“淤结”环节进行强力处置。中国经济工作的这一总体政策思路在抗疫时期有所调整，但疫情之后仍将回归主导。

在疫情之前，中国经济的不畅通问题已经显现，成为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各部门对经济活动过多和过于细密的行政性干预，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日常经营流程，从而损害经济运行的畅通性和经济主体的活力。主要表现为管制条框过多、文山会海，叠床架屋的“规定”“细则”和“审批”程序，束缚着供给侧的自主性作为，使经济主体感觉壁垒重重，违规风险很高，动辄得咎，即使没有大错也难免会有小错而被追究惩处，因而宁可消极应付，不越雷池，避免担当，这偏离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心，无助于经济运行的畅通和活力的增强。

经济学家们擅长于用精致的模型测算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以此论证现阶段经济增长率趋向下行的必然性。其实，经济系统如果缺乏畅通性和活力，积极创新的意识如果受到抑制，所谓“潜在增长率”的意义是极为有限的，也可以说是“测不准”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目前，中国人均GDP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即1万美元，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美国的1/6）。这显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还在进行中，发展空间巨大，即使考虑到要素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等新情况，也不可断定经济增长已经受“潜在增长率”的约束而注定不可遏制地持续下行，中国经济没有理由在此发展水平上陷入低增长陷阱。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尽快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增强经济畅通性的方式，促进更合意的经济增长。并以此为主要着力方向，形成创新发展动力系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体制机制基础，这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比黄金更可贵。

三、 中国经济高畅通性的基础条件

如前所述，中国可以成为最安全的国家，高水平的安全形势可以为经济运行和发展提供最基础性的条件，而畅通和活力则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在潜力。那么，中国能不能成为运行最为畅通的经济体呢？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而实际上，中国完全具备成为最畅通经济体的各种基本条件。

首先，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即使同发达国家相比也可堪称世界最发达先进的基础设施：完整而发达的电力系统，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网络、通信网络，等等，这些可以使中国成为人员、物质、商品等资源流动流通最为畅通的大国。

其次，互联网对经济活动的高渗透性，使得信息流动高度畅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即使“封城”隔离，人员交流聚集受到限制，但信息交流仍然畅通无阻。而且，新的通信和信息交流方式，包括远程视频会议等，可以在越来越广的领域中进行。

第三，在上述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加之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城乡快递物流业大规模高密度发展，大大增强了消费供求的畅通性。基本民生物资物流未受很大影响，市场供应基本保持正常，体现了中国消费品市场运行的高度畅通性。

第四，在金融科技的研发、运用上，中国也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互联网支持的移动支付，已经遍及中国城乡。金融便利性大大增强，更大范围发展普惠金融的技术条件已基本具备。金融的高度畅通便利和对实体经济巨大的渗透性，为实体经济运行的畅通提供了有效助力。

第五，一些新科技的运用，例如先进通信设施、5G技术、人工智能等，正在跨越产品化、产业化、商业化的门槛，预期很快就能形成气候。进入各个经济和社会领域，形成各种运用场景，将为生产流通和社会事业各业务流程的畅通创造技术条件，工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领域，都能率先受益。

第六，中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和最勤劳的劳动力资源，这决定了中国具有最畅通产业供应链体系的独特优势。各类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都可以在中国获得邻近优势，即就近实现其供应链中的大多数分工环节，因而可以大大增强产业供应链各环节间的畅通性。

四、 “最安全畅通经济体”升华国家品牌价值

上述条件和建设成就可以使中国具有成为最畅通经济体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中国的防控速度先于其他国家，为下一步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而要使得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当然还要做出极大的努力，克服许多困难。

首先，疫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聚焦于大力恢复经济畅通性，全面撤除因抗疫而设置的限制经济活动的各种阻隔环节，尽快做到应通尽通。最大限度简化非必需的行政性管控程序，把畅通经济作为最主要政策取向和改革重点。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交易流转，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更大规模的流转，所以，恢复经济就是恢复流转的畅通性。

其次，要呼吁社会舆论的理性化，引导科学理性看待新冠肺炎疫情，减少社会恐慌情绪。恢复生产和实现经济畅通的前提是社会心理常态化，如何稳定或常态化人们的疫情预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直接影响经济畅通性。人的预期和心理反应受信息传播影响，信息公开透明可以防止“忽视-恐慌”现象的发生。为此，应建立一个关于疫情的常设预警制度，类似天气报告和空气污染报告，以一般民众可以理解的表达方式及时向社会提供卫生环境信息。这一方面可以时时警示公众，自觉维护卫生环境和遵守卫生秩序；另一方面，在心理上打预防针，理性关切疫情，防止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情绪。只有稳定预期，减少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才能有效保障经济畅通性。

第三，将尽快修复产业供应链作为扶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重点。由于产业链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目前，由于疫情冲击，各国的市场整体性受到破坏，各国应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对营商环境和交通物流系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此，要采取国内带动国际的策略，从尽快恢复和完善国内营商环境着手，带动口岸通关环节和国际物流环节的顺畅化和便利化。

第四，实行“具备条件的一部分地区先通先活起来”的经济畅通战略。不仅是实现全面复工复产，而且要焕发创新热情，以改革精神创建最畅通经济地区。防疫抗疫是场硬仗，畅通经济更是硬仗。“先通先活起来”的地区要以最高效市场体制、最便利营商环境、最简化管控程序为标准，形成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经济畅通性和经济活跃度的首善地区（城市）。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具有极强组织能力的国家，强大的组织能力不仅能够保障安全，而且是维护经济运转畅通性的秩序条件。失序损害安全导致混乱，混乱妨碍畅通抑制经济，所以，安全与畅通具有内在统一性。中国既能成为最安全的国家，也有条件成为最畅通经济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历史性全球考验，3月26日的G20特别峰会传递了全球渴望沟通、畅通的共识。经历过这次考验，中国将走上打造世界最安全、最畅通经济体的道路，这可以成为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升华国家品牌价值的一个战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