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明创新未必能够导致城市和区域发展轨迹实现拐点的发生，但在任何一个拐点发生的背后，必然有创新作为核心动力。以深圳为例，改革开放40年来，由一个发展缓慢的农村经济形态跃升成一个现代都市形态，生产总值从1.96亿元增至22438.4亿元，年均增长达22.2%，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8.31万元，居内地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深圳实现重大转折的背后，创新是其根本动力^[1]。过去40年中，深圳几乎不到10年就完成一次重大产业升级:从早期的“三来一补”为主，到规模化、集群化贴牌生产的代工模式；在实现了机械钟表、服装印刷等传统产业从低端加工向高端设计转型之后，又进一步实现了从传统产业主导向高新技术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2]。

当前，中国要从过往的速度型增长转变成高质量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在过去低质量的发展阶段，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城市或者区域是以损害文化、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如果用演变曲线进行表达，过去经济曲线与文化曲线往往并不同步甚至反向，与生态环境曲线长期反向、最近才有所改善。然而，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些曲线同向或者尽可能同步发展。推动区域发展模式实现重大转型的原动力就是创新^[3]。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创新成为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区域到城市不同尺度的空间治理单元，纷纷提出了以创新空间的打造实现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设目标。如何科学认知中国创新空间的前提条件、格局过程、影响因素等重点，这日益成为一项社会关注的科学问题和战略问题。

1 科学认知中国创新空间的前提

过去关注创新的时候，我国的学者、管理者无意中更多关注的是技术创新，把创新界定成为技术创新^[4]。但在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当前发展阶段中，创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这是区别于国外发达国家更多关注技术创新的一个主要方面。准确把握中国特质的创新是科学认知我国创新空间的前提条件，中国特质的创新不限于技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应处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对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视，将对空间创新理论体系的架构、培育、打造和引领起到重要作用。

1.1 创新理论

科学认知中国创新空间的第一个前提是注重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制度和文化背景、以及技术发展的滞后，我国对于创新理论的研究进展较慢，尚缺少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改革开放以后，一批国内学者开始引介国际知名学者的创新理论成果，使得中国开始对国际上重要的创新理论有了初步认识^[4,5]（表1）。从发达国家关于创新理论的文献中获取新知可以说是“一步到位” ，“创新” 、“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环境”等概念在中国各大媒体中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些词汇,然而这些概念的内涵、形成背景、演变过程、以及如何在中国应用实践等问题尚没有阐释^[4]。近十多年来，王缉慈等从产业集群理论入手对我国中关村、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技术创新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出版了《创新的空间》等理论专著，推动了中国创新的理论发展和创新规划的实践探索，使学者和管理者对创新在理解和认知层面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一定程度上避免走更多的弯路、甚至步入歧途。总体来说，中国的创新原理和理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然，理论上的创新，不仅仅指创新领域的理论，还应该包括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领域的理论创新^[6]。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自绘

1.2 体制创新

科学认知中国创新空间的第二个前提是注重中国特色的体制创新。创新的定义是指生产独特的产品或提供独特的服务，而服务的概念很宽泛,体制机制呈现的社会治理体系是服务当中的重要环节。无论是中国深圳的发展变化，还是当前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制度创新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制度优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统一干大事，国家级新区、经济特区、开发区、高新区、自贸区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国家层面开展制度创新的重要地域集合，具有改革先行先试区的特征。以国家级新区为例,2005年以来，围绕如何更好地加快开发开放，国家赋予国家级新区副省级的自主管理权限和各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重要职能，各新区在机构建设、政府管理、经济运行、城乡统筹、社会管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创新试点，为我国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造了经验。未来对制度—准确地说是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视应当排在靠前的位置。制度创新是提供创新实体空间的前提。如果只有大量的公共空间，不可能促进创业;分散的创新节点如果没有企业入驻的话,也很难实现创新。因此,创新空间打造的重要前提是要发挥好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制度优势，通过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改善创新创业环境（表2）。

表2 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重点

2 创新复杂系统的空间响应过程

多数学者在探讨创新的时候，通常强调创新作为一个创新链的过程，然而，对创新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是很多行为主体互动、不断反馈的过程（图1）。一般而言，创新作为一个系统的概念有两种理解：一是从企业家的角度，强调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在政府、大学、产业之间形成类似“三螺旋”系统；二是从政府的角度，提出研究经济体和商业经济体之间存在“死亡谷”，穿越“死亡谷”需要复杂的创新过程，即创新生态系统^[5]。在中国的创新复杂系统中，创新是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的“异”就是创新过程在空间配置的基本规律。同一创新过程，发生在不同空间所得到的响应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把这几个“因”认知透彻，那么在创新规律的深层次研究和可操作层面上就会存在缺陷。

图1从创新链到创新系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

2.1 创新在中心与外围的响应格局

当创新作为一个作用力施加在一个区域之上，区域各部分的反应与响应并不是一样的，在早期阶段，一般表现为区域外围较中心更快的增长格局。例如，长三角的发展奇迹主要发生在上海大都市的周边，而不是核心城市上海的创新资源对上海本身发展产生显著作用。改革开放的头10年，上海的地区生产总值增加了2.8倍，而苏锡常三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6.1倍，增长速度外围是核心的2倍以上,此后近30年，长三角中心与外围增速基本保持一致，年均增长在15%左右（表3）。又比如，早期哈尔滨外围的阿城、成都外围的广汉也都呈现快于中心城市的发展活力^[7]。原因在于这些地区依托了中心城市的创新资源，但这种创新资源在中心城市受制度的约束而无法实现创新的结果，于是在周边的城市开花结果。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计划经济面临转轨，一段时期内需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运行，发展市场经济对于当时的上海较为困难，上海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地位重要。上海的重要性体现在:作为全国的工业中心，大量廉价原料需要运到上海加工成工业制成品，然后再把制成品运到全国去按计划销售。1978年，上海上缴的财政收入占到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8,工业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6。与此同时，苏南地区却迫切需要发展市场经济，但苏南乡镇工业发展起步时就遇到了一个很紧迫的制约问题——缺乏技术人才。据1990年统计，当时无锡县全县县属企业拥有4万职工，其中技术人员占16%，同时无锡市乡镇企业拥有43万职工，技术人员却只占2%。与此同时，上海原有的国有经济体制面临调整和改革，有些国企高技术人员的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面对苏南乡镇工业对技术的迫切需求，上海“星期日工程师”①应运而生，为苏南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据统计，苏南乡镇企业最早发源地的无锡，仅1984年就从上海挖来了800多名“星期日工程师”。上海的创新要素和资源在苏南地区得到发展，取得巨大成效，一方面得益于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基础和活力与发展市场经济更容易接轨;另一方面苏南较上海具备更加宽松的政策及发展环境，从省政府到各乡镇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鼓励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8]。

表3 上海与苏锡常地区生产总值比较（1978-2017年）（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统计数据自绘

2.2 创新的空间收敛过程

对于创新的响应过程不仅仅表现为区域上的差异性，如果拉长时间尺度，可以发现创新会在不同的阶段产生相应的空间现象。回顾美国西海岸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创新活动表现出了两个阶段的空间过程。

第一个阶段，在1950年硅谷产生前，斯坦福大学的原创成果主要在美国的东海岸实现产业化。一方面由于东海岸是美国最早实施工业化的区域,拥有最为成熟的物质经济基础,全美国主要的制造业集中在以芝加哥为西端、以华盛顿到波士顿为东线的区域内②。直至20世纪中叶，这一地区仍拥有68%的美国制造业和43%的美国人口，尽管这一地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美的7.7%^[9]。相反，美国西海岸制造业基础薄弱,在工业化时代完全依赖企业自身完成厂房建设、设备采购等配套及企业内部分工，需要极高的固定投资成本，因此只有大企业才能够实现规模化收益^[10]。此外，西海岸初创的无线电技术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战略性国防技术，美国政府不允许在西部的小企业生产，而要求交给东海岸的大型公司生产制造,因此东海岸的通用电气公司直接购买了无线电专利技术，并成立美国无线电公司，推动了无线电技术在东海岸的产业化进程,据统计，收音机的产量从1920年的5000台增长到了1924年的2500万台^[11]。

第二个阶段，1950年之后，硅谷的出现带来了另一种创新过程的空间现象—收敛。创新过程收敛到硅谷地区，产生了大学研究产业化的成果。这一时期，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美国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组织模式从垂直一体化走向垂直分离，以前由大型计算机企业内部一体化生产，转变为由海量中小企业共同构成的“共享式”生产体系、“柔性制造”产业链③^[12]。此外，硅谷本身具有比美国东部地区优越的创新环境：首先，硅谷之父特曼开创了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新模式“大学—科研—产业”三位一体的模式极大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据统计，硅谷一半的销售收入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衍生公司。其次，西海岸更加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多元文化，鼓励冒险、善待失败、乐于合作等精神更加有利于创新创业，仅1997年硅谷内有2000家企业破产，又有3500家企业诞生 ^[5]。随着硅谷持续的创新能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旧金山湾区逐渐成为对企业更有吸引力的地区，吸引众多东海岸国际知名企业、研发机构落户^[13]。

如果说创新空间收敛是创新活动过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规律，那么未来我国在制定重要地区发展战略时就应该予以借鉴和应用。例如在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的优势是产业基础好、蓝领工人密集,但明显的劣势是科技创新源头能力不足^[1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广东利用更加灵活的创新成果转换机制，把北京的创新资源，引导到粤港澳大湾区去实现产业化过程。根据1994年统计资料分析，北京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区——中关村除了保留总部和研发机构外，大部分物质生产等硬件制造业活动放到了广东省，中关村64%的产值是在广东省创造的^[15-17]。未来粤港澳就需要应对北京的创新资源逐步收敛到它临近区域的挑战，尽早制定应对这种挑战以及如何预期北京创新中心的能力辐射远景的战略方案。

创新研究

3 创新空间认知的核心——人（才）的创新空间指向

在创新的复杂系统中，关键的要素在于人（才）。做一个类比，如果在做自然条件分析时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主线贯穿到对空间认知当中，才能够定量化、落地式表达自然—人类活动在空间系统中的基本关系，并应用这种基本关系开展空间规划；那么在创新空间和空间创新研究中，人（才）的创新空间指向就应该作为核心指标。由于空间对人（才）在创新过程中的暴露度有所差异，创新人才在空间的分布往往呈现区域之间（例如我国东中西部）、省内核心与边缘之间、城乡之间不均衡的态势，并导致了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换句话说，未来要打造智慧城市和智慧区域等创新空间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按照人（才）流动的规律塑造良好的环境。创新人才的区位指向和区位需求可以从宏观和中微观两个层面进一步予以阐释（图2）。

图2创新空间的核心要素是人（才）的创新空间指向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从宏观层面看，人居环境、收入和文化是创新人才在宏观区位选择方面的三大因素。首先人居环境要良好。从国际经验来看，不论是首都城市（如东京、维也纳），还是区域中心城市（如墨尔本、温哥华等），城市的宜居性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包括城市的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利用的方便性、环境的宜人性、社会的和谐性、出行的便捷性和城市的开放创新性等内容^[18]。其次收入要可观。在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9500美元，这样的群体不会依照贫困时代的逻辑来做出自己的生活选择。例如，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设备制造商华为采取高薪引人的策略,2017年员工人均年薪酬达到68.89万元，这成为华为吸引人才的强有力手段。最后文化环境要和谐。一个城市和地区首先要具备既适合竞争又便于合作的特殊文化氛围，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19]。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不同学历、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人才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得以激发，每一个人都切身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和企业、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捆在一起，共同推动创新事业的发展。

从中微观层面看，创新“流”节点的功能层级、节点形成的交流平台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品质构成了中微观区位指向的核心要素。一是在整个创新“流”过程中空间节点的功能与节点的能级。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物流组成的“流” 空间克服了空间摩擦，打破了传统物理空间的规模等级结构，而可以在信息网络覆盖下有更机动灵活的区位选择，柔性生产、智能制造可以采取小规模、分散化的布局模式^[20]。在“流”的空间中，当新业态与当地的宜居环境完美契合的时候，就可以提升其节点能级，例如阿里巴巴没有布局在上海、北京等第一位序的城市，而是选择了杭州^[21]。二是在具体节点上学习和交流，创新平台的功能效益和影响。平台通常作为政府推动地方转型升级的重要创新单元，通过开发新区、培育边缘区、更新老城区等方式，来营造新型空间。究竟哪个平台更能吸引人才，重点还要看功能高低以及对城市、区域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发展游艇制造业，需要清楚处于制造的哪一个环节，是核心技术环节，还是配套环节，这决定了平台功能的高低。此外，还要考虑在哪些区域能产生影响，是东南沿海，还是整个东南亚，或者是全球。三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品质。好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设施是否与中心城区具有同等品质，或者能否便捷共享城区高品质的公共服务等^[22]。

4 完善创新空间研究的重点问题

第一是创新活动的不同形式。通常来说，创新活动由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发起，要经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中试生产、批量生产、市场推广等一系列的活动，而每一个活动都需要空间的支撑，包括试验空间、孵化空间、生产空间等。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以及创新活动的不同阶段所表现的空间集聚和疏散过程是不一样的，其背后的驱动机制也较为复杂。以北京中关村为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型企业具有多样化的空间需求。处于初创环节的企业多集聚在低成本、非正规的办公空间，如住宅、宿舍、科研院所内部的老旧办公楼等，这类空间占中关村核心区近20%左右；处于成长环节的企业专业化的空间集聚明显，如IT专业总部集聚在清华科技园，航空航天企业集聚在北航科技园、航空产业园；处于高端环节的企业以科技企业总部与科技金融集聚为主，如中关村西区集聚了众多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23]。

第二是创新空间形态的表达。传统工业化时期，刻画人口、产业、城市的空间形态，可以在经济学中找到规模经济作为阐释的科学基础^[24]。比如说城市集聚的原理是因为工业化大生产需要劳动力、生产资料、产品市场以及上下游前后向的配套企业在空间上集聚成组布局，这种组织模式有利于降低成本和增加效益，并直接导致了产业和人口由分散的农村聚落向城市集中^[25]。并且经济学原理表明在规模收益递增的前提下,城市规模越大，往往经济效益越好；大城市的数量会不断增加，城市单体规模会不断扩大。信息时代与传统工业化时期不同，创新空间的布局将面临很多重大的改变，创新活动的集聚和疏散过程所展示的空间形态是园区、走廊还是网络？其驱动原理是什么？未来研究需要重点考虑:一是“流”空间的产业组织模式改变了产业垂直分工的模式，而更加强调水平分工和混合分工。二是功能趋于复合化，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四维空间的复合成为应对未来产业融合新趋势所带来种种不确定性的主要方式。

第三是创新空间尺度的转化。以往的创新空间研究，忽略了创新空间的尺度问题，导致很难说清楚究竟是什么层面的创新空间，也缺乏从不同尺度对创新空间的引导。一般来说，宏观尺度的创新空间包括全球、国家、区域等，中微观尺度的创新单元包括园区、小镇、街巷等。未来研究面临的难点问题包括：不同尺度的创新空间如何转化，不同尺度下的创新单元怎么比较创新能力的高低？街区、街巷等微观的创新单元如何在尺度转换中变成区域创新、国家创新、全球创新体系？在尺度转换过程中如何实现融合和演变？未来应回到“创新的核心是人（才）”的思路上，无论是微观、中观还是宏观要明确到底有哪些人利用创新空间，创新空间当中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以及这个空间如何支撑他们产生这样的行为。

第四是创新空间与其他空间的关系问题。创新空间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按照系统学原理，除了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发生各种关系之外，创新空间系统与所有非创新空间的系统也要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那么如何在空间上进行表达这种耦合关系。例如，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推行以城市群为主体的空间形态，那么创新的集疏过程与城市群的发育是一种什么样的耦合关系？是一种逆向作用，还是顺向发力？作用格局是什么样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对城市群发育的作用又有何不同等。又比如，在我国受资源环境约束较重的人口产业集聚区，创新的驱动力能否冲抵资源环境约束的作用力，创新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存在什么样的耦合关系？在时间尺度上和空间尺度上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分异格局，其作用机制与作用机理如何阐释等。

5 结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结果，是我国通过实践中的探索、问题导向型的应对，摸着石头过河摸索出来的，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除了在技术创新方面不断提升外，还迫切需要注重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方面发挥作用，特别是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领域的创新。

中国特色的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有着复杂的空间响应过程。创新作用于城市中心和外围一般表现出差异化的响应格局，在创新的不同发育阶段可能会产生相应的空间收敛过程，对于这些规律的把握，需要加强对影响整个系统发育的人、事、时、地四大因素的研究，其中人(才)的创新空间指向始终应该作为核心要素。创新人才的宏观区位指向主要包括人居环境、收入和文化三大要素，中微观层面则由创新“流”节点的功能层级、节点形成的交流平台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品质构成。此外，创新空间的集疏过程与驱动力、创新的空间形态、创新空间的尺度转换、创新空间与非创新空间的耦合格局、过程与机理等问题也需进一步加强研究。

(注释)

① 当时的中国，国内科技人员号称有800万名，其中1/3闲置无事。新兴的乡镇企业则人才短缺，苏、锡、常地区因而占尽了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回顾“苏南模式”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萌芽和勃兴的大批乡镇企业，一方面催生了上海为数众多的 “星期日工程师”的诞生；另一方面其发展也正得益于这些短期流动的科技人才。1988年第16期《瞭望》杂志的报道称，在上海，这个人群在鼎盛时期估计有两万余人。由于当时不允许科技人员兼职，这些技术工人都是“偷偷去、突击干、悄悄回”。每逢周末，这些人就从上海赶到无锡的各个乡镇企业，为企业培训工人，指导生产、提供市场信息，为企业改进设计、改造设备，许多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技术创新成果直接被移植到苏南乡镇企业的生产过程中。

②美国的工业区分布按照地理位置来看，主要分为东北部工业区、南部工业区以及太平洋沿岸工业区。东北部地区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地区，全美的传统产业主要集中在此。包括阿巴拉契亚山北部的煤矿、五大湖西部的铁矿等，这里重工业密集，如钢铁业、机器制造业、化工等。著名的城市有底特律，匹兹堡，芝加哥等。南部地区过去主要以农业为主，但是由于地价便宜，劳动力充足加之东北部发展的逐渐饱和，人们开始转向南部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所以这里逐渐形成了美国新兴的石油、飞机、宇航和电子等工业基地。太平洋沿岸工业区主要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这里除了地理位置优越外，还有众多知名高校，著名的硅谷就在旧金山东南地区。

③特别在IBM开放PC构架以后，创造了一个开放技术框架下的企业合作生态。在这种创新生态下，硅谷出现了围绕快速变动的半导体技术实现细密分工的中小企业网络，可以专注于不同的应用领域，开发多样化的应用产品和解决方案，从而支持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作权，赵璐.基于创新能力的我国“十三五”集群创新战略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1):24-33.

[2]王缉慈，朱凯.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8,33(2):1-7.

[3]白春礼.坚持科技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27(3):259-267.

[4]王缉慈.创新及其相关概念的跟踪观察—返朴归真，认识进化和前沿发现[J].中国软科学，2002(12):30-34.

[5]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樊杰，郭锐，陈东.基于五个新发展理念对“十三五”空间规划重点取向的探讨[J].城市规划学刊，2016(02):10-17.

[7]顾朝林，陈田，丁金宏，等.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特性研究[J].地理学报，1993,60(4):317-328.

[8]吴志强，陆天赞.引力和网络：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特征分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5(2):31-39.

[9]李佐军.美国工业化特点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新经济导刊，2003(19):126-127.

[10]马亚华.美国工业化阶段的历史评估[J].世界地理研究，2010,19(3):81-87.

[11]Arun Rao,Piero Scaruff.A History of Silicon Valley：The Greatest Creation of Wealth in the History of the Planet [M].Redwood City：Omniware,2011.

[12]尹宏玲，吴志强.极化&扁平：美国湾区与长三角创新活动空间格局比较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5(5):50-56.

[13]苏宁.美国大都市区创新空间的发展趋势与启示[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12):50-55.

[14]杜德斌，段德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分布，发展类型及演化趋势[J].上海城市规划，2015(1):76-81.

[15]段德忠，杜德斌，刘承良.上海和北京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模式[J].地理学2015,0(12):1911-1925.

[16]王凯.京津冀空间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维[J].城市规划学刊，2016(2):50-59.

[17]龚轶，王峥，高菲.协同创新、区域差异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布局——以京津冀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8)：71-77.

[18]张文忠，等.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19]余胜海.华为知识型员工管理之道[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20]樊杰，郭锐.新型城镇化前置条件与驱动机制的重新认知[J].地理研究，2019,38(1):3-12.

[21]孙文秀，武前波.新科技革命下知识型城市空间组织的转型与重构[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8):62-70.

[22]李福映，郑清菁.都市区创新空间布局模式探讨与规划实践——以青岛市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8):111-117.

[23]曾刚，李英戈，樊杰.京沪区域创新系统比较研究[J].城市规划，2006,30(3):32-38.

[24]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5]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