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年之交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产生了极大的危机，人们将其类比为一场“战争”，奋力抗疫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如同投入一场同病毒之间短兵相接的抗疫之战。凭借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和经济基础实力，经过两个多月，中国遏制住了病毒传染在国内的蔓延趋势，率先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胜利。但病毒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幸免，迄今为止，疫情前景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几个月前，即使是对新冠病毒已有警惕的专家，也大都将其视为一个突发的非常事件，如同一次偶发的病毒遭遇战，可以用“毕其功于一役”的应急抗疫方式战胜病毒袭击，使社会经济尽快渡过为期不会太长的非常时期而恢复常态。但是，疫情发展到今天，人们开始认识到，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这次疫情，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劫难，人们担心其造成的死亡人数将会超过人类曾经经历的世界大战，“短促突击”的应急战法是难以奏效的。必须以总体战的思维和战法，做好经历若干大战役的准备，才能取得抗疫之战的胜利。因此，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抗疫战役的战略思维逻辑，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课题。

总体思维，三大战役

既然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战争”，那么，应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必须基于总体性的战略思维，系统考虑和部署应对疫情的战役，从其性质而言，须经三大战役：即以阻隔传染（社交隔离）为主要方式的“保卫战”、以科研突破和医疗体系重构为主要方式的“攻坚战”和以恢复经济增长及结构调整为主要方式的“决胜战”。

“保卫战”是抗疫之遭遇性首战。如果畏惧首战，必会陷于困境。新冠病毒对人类的袭击，并非是一个单因素孤立事件。疫情爆发，挑战着各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诸多“痛点”。决定发起阻击病毒袭击的社区保卫战，具有利弊权衡的极大困难，需要有决断力。对于“生命的统计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通约缩维（将多维归约成一维）和量化比较是一个涉及伦理规范的难题。因而对于新冠病毒，起先大多数国家都表现为“忽视”。人们事后都会指责政府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其实，主要是由于在既定的社会政治体制机制下，各国各层级当局者的“视域”决定了其决断力和决策行为的局限性，^[1]使其难以超前决断，而往往只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换句话说，只有疫情有了明确显现，可以感受到真“痛”时，当局者才会被“激励”而作出决断。不过，无论起先如何“忽视”，只要疫情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整个社会感受到了“痛”，当局者必须（或者迫不得已）决定采取“保卫战”的方式，进行社区隔离和“封城”，阻断病毒传染蔓延，以减少感染致病人数，避免发生医疗挤兑现象。所以在理论上值得研究的是：在应对危机时，“国家是只能在危机发生后才能有所行动，还是会因提前预期危机的降临而采取行动”？就决策机制而言，“是否只有危机才能激发一个国家作出重要的选择性变革”？^[2]

“保卫战”依赖于社会组织能力和社会文化承

受力，因而各国所采取的社交隔离方式各有差别，及时性效果和付出的代价也各不相同。从本质上说，抗疫“保卫战”的目标并不是完全消灭病毒，试图把人类活动场所都搞成无病毒的洁净空间，或者把所有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都封闭于隔离状态中，而是要将病毒流行及其感染致病的可能，控制在正常的公共秩序以及医疗体系能力所能承受和处置的社会运转体系之中，这就是人类能够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态系统。地球上不可能存在所有的条件都有利于人类，而没有任何有害因素的生态系统环境，人类也创造不出这样的生态系统环境。所以，对于病毒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才是人类所具有的能够生存于正常生态系统之中的天赋能力，而且，这种能力还会在与病毒细菌的“接触-感染”和“免疫-康复”博弈关系中不断增强。而抗疫“保卫战”则是在人类的免疫-康复能力尚未形成抵御新病毒袭击的能力时，所采取的阻击隔离措施。主要战法是发挥社会组织动员能力，避免和尽可能减少病毒感染可能，维护公众生命安全。

“攻坚战"是抗疫之克敌优势争夺战。在与细菌病毒的博弈关系中，人类并非只能被动地通过广泛感染而形成所谓“集体免疫”，才可避免或减少死亡，那实际上是以死亡为代价而等待求生的机会；而是可以在“保卫战”即遏制病毒传染速度的基础上，向病毒发起第二大战役。这一战役之所以称之为“攻坚战”，是因为只有此战役获胜，人类才可以有真正不惧病毒的底气：第一，进行科学研究，研发疫苗和特效药，增强人类免疫力和治愈疾病的能力；第二，完善医疗卫生体系，使得防疫抗疫的科学技术能够发挥更广泛有效的作用。如果“攻坚战”能够取得成效，人类就有了可以预防和治疗病毒感染致病的有效手段，转被动躲避为主动布局，告别死亡威胁。

“决胜战”是抗疫之最终战略博弈。人类防疫抗疫的目的是保护人民生命健康，而其总体成效的体现则是人均寿命的延长。人类发展史表明，人群的人均预期寿命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度正相关。也就是说，从大趋势来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生活质量更高，营养更丰富，医疗卫生条件更好，人均寿命也就更长。纵观人类发展历史，由于经济不断增长，今天，“跟我们的祖先比起来，绝大多数人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玩得更好了，面对疾病有了更好的保护，也更有可能安安稳稳地活到老年。人类生活需要或渴望的几乎每一样东西，在过去200年里都在飞速提高”，“自1800年以来，世界人口翻了6倍，平均预期寿命翻了一番，实际收入提高9倍。……较之1955年，2005年的全球人均收入翻了差不多3倍（这个数字经通货膨胀调整过），摄入的食物卡路里（calorie，能量单位）多了1/3，初生婴儿死亡率降低到了此前的1/3，人类寿命增长了1/3”。^[3]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不足35岁，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到2018年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到接近77岁。而高收入国家则可以超过80岁，如日本已达84岁。

经济社会良好发展的前提是社会运转顺畅，所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决胜战”是扭转由于疫情爆发而导致的社会经济运转失序状态，恢复和实现经济发展的正常态势。这才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最终战略方向。而且，即使是从短期关系看，实际上也只有恢复经济增长，增强经济实力，才能为抗疫“保卫战”和“攻坚战”夯实基础，为支持医学科研和健全医疗卫生体系提供必要条件。

总之，疫情爆发时，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可以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但是，牺牲经济不是被动损失，而是为进而退的战略抉择。决胜之役的真正战场最终是在经济领域：经济发展取得实质成效，人均收入达到更高水平，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才可能拥有根本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科学理性，为所宜为

基于总体战思维，疫情危机袭来，必须应急处置，但更需要有定力和远见。首先要科学、冷静地认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性质，避免“过犹不及”和“顾此失彼”的恐慌性反应。在应对疫情危机的舆论氛围中，人们高度关注“确诊人数”“死亡人数”等几个统计指标，作为判断疫情严重程度的观察点。其实，由于非专业的一般人士总是存在关于生物病毒科学知识的“能力之知”的局限，当获得疫情信息时，“公众在理解时会依据自己日常的默会知识重新构建这些文字的意义，由这样的理解出发而得到的结论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4]

我们来看看，人们究竟是如何感知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危害的？

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危害当然表现为其致病性和致死性，尤其是其致死率及致死人数。通过大致分析就可以看到，新冠病毒与致病致死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区分为性质不同的三种情况，而在新冠肺炎病例“死亡率”或“死亡人数”的统计中通常未加区别，或者人们并不在意这种区别。第一种情况是，感染新冠病毒是致病致死的直接主因；其结果可能致病后自愈，或入院治疗后痊愈，或因病毒损害或导致炎症（细胞因子）风暴而死亡。第二种情况是，新冠病毒感染诱发被感染者的基础疾病，其结果可能未诱致基础疾病严重发作，患者自愈，或新冠病毒诱发基础病发作，但患者经入院治疗而痊愈，也可能是诱发基础病严重发作致死。第三种情况是，新冠病毒感染与其他疾病并行发生，而两者并无直接关系，其结果可能是新冠病毒感染自愈，或入院治疗后痊愈，但其他疾病须另行治疗（表现为新冠肺炎已经治愈但病人仍需在医院继续医治其他疾病，也可能因其他疾病致死而同新冠病毒并无直接关系）。

就新冠病毒感染而言，这三种情况性质不同，但均被统计为“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和致病致死人数（参阅表1）。其实，对于感染者的危害，新冠病毒未必是唯一“杀手”（即第一种情况下的致死后果）。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中，新冠病毒并非直接主要致死原因；第三种情况下，新冠病毒其实并非致死原因。也就是说，在后两种情况下，新冠病毒只是起了“加速死亡”的作用，或者只是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将因其他病因死亡患者也被统计为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换言之，严格来说新冠病毒直接导致死亡的真正严重后果只是上述第一种情况下的第3种后果；而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的致死后果，新冠病毒最多只负部分责任。从各医院提供的病例数据看，相对来看，属于第一种情况下的死亡人数比例并不很高，而相当比例的死亡病例属于第二种情况下的致死后果，其中最高比例的是患有其他基础疾病的高龄患者。

科学理解上述因果关系，对于作出正确判断具有重要意义。这表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致病致死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实际上是整个卫生医疗和健康保障体系的问题，而后者又高度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还有国家和社会的组织能力。所以，要真正克服新冠病毒以及其他各种病毒病菌对人类的危害，绝不能靠仅限于针对某一种或几种病毒的抗疫措施，而是必须全面提升国家卫生医疗和健康保障水平，即进行系统性的多方面努力。因此，如本文以上所述，抗疫并非是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偶发遭遇战，而是需要系统布署的总体战。

科学理性地认识细菌病毒与人类的关系，才能在防疫抗疫的总体战中，为所宜为。自然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村中的所谓“病毒”估计有数百万种，目前，科学家们所能够详细描述的是其中的4000-5000种。而且，即使能够大致地描述它们，也并不知道它们的许多习性，只知道它们可以算是介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类生物”。也就是说，对于自然界中的绝大多数病毒人类都还是不了解的。在各种各样的病毒中，有的对人有害，有的无害；有的对人无害，对动物有害；有的目前对人无害，将来可能变异而有害；有的目前只是对动物有害，而将来却可能对人也有害。这个地球自然界，既是人类的家园，也是病毒细菌的乐园。而且作为类生物体，病毒在自然界的生命循环中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病毒就没有生命的进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病毒是比人类更具久远“球籍”的地球村“原住民”，也是比细菌更基础的自然界存在者。对于它们，人类不过是辈分晚得多的后来者。人类对它们还远远不够了解。人类不可能消灭它们。

人类既然不可能完全消灭病毒，就必须准备好永远会同病毒共存。病毒要以人体作为其寄生环境（宿主），而人类有自己的免疫力抵抗病毒的入侵和损害。大多数的病毒性传染病为“自限性

表1新冠病毒致病致死的各类因果关系

疾病”，病毒或细菌也不是以消灭人类为目的。在人类同病毒细菌的“感染-免疫”较量中双方各有胜负。如果病毒入侵而导致人体免疫系统激烈反应，发生“炎症风暴”危及患者生命，也不是单靠消灭病毒就可以解决，而是需要有其他支持性的医疗方式，使病者能够依靠自身修复能力而自愈。绝大多数的结果都不是病毒被消灭，而只是“消失”了，或因人类免疫力的增强而使之对人的生命的威胁不那么凶险了。这是生物医学和医疗卫生舞台上的永恒情境，也是大健康产业中最为较力的核心场域之一，即人类的生命保障和健康水平，除了自身的免疫天赋之外，还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并在文明进步中学会为所宜为，进行全方位的行为调适，从而不断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提高社会应对能力。^[5]

所以，病毒疫情爆发，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病毒、细菌会“常来常往”，而且花样翻新，变化多端，人类对其既不能忽视，也不可恐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应适度，应对有序，才是现代国家的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体现。目前，中国防疫抗疫体系的长项是应对突发疫情动员能力很强，可以令行禁止，具有实行“最严格封闭隔离措施”的执行力，即拥有打赢“保卫战”的强大能力。而短板则是医学科研能力还不够强，常备防疫体系还不完善，卫生医疗的总体性体制系统还比较落后。而其根本“痛点”则是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人均GDP刚刚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离高收入水平还有很大距离，现有经济实力对于防疫抗疫的支撑力还远不够强大。所以，在应对疫情中，必须要有总体战略意识，在取得“保卫战”阶段性胜利时，更加清醒地投入“攻坚战”和“决胜战”，争取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

奋力攻坚，蓄势决战

当前，中国主要依靠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采取高强度的封闭隔离措施，取得了抗疫“保卫战”的阶段性胜利。而世界疫情仍然严重，各国正处于“保卫战”的焦灼时期，中国的“保卫战”当然还不可松懈，特别是要高度警觉“防输入”“防反弹”。与此同时，抗疫“攻坚战”的任务正在凸显，主要依靠科技研发和医疗卫生体制构建，任务非常艰巨；而决胜之战将在经济战场全方位展开。可以说，当前中国正处于巩固“保卫战”成果，而转向“攻坚战”和“决胜战”进行战略转移的关键时期。在两三个月来的艰苦“保卫战”所创造的稳定社会环境中，科研组织和相关企业，正在奋力攻坚，以尽快研发出新冠肺炎疫苗和特效药；有关部门和地方，正在努力研究建立更符合防疫抗疫要求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医疗卫生体系，构筑基于科学成果和制度设置的生命防线。

而更具战略意义的是，抗疫战役的主力正在蓄势转向决胜之战的经济战场。抗疫“保卫战”和“攻坚战”，都要在经济发展的终极战场上体现其战略意义。尽管面对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未来，但历史性趋势却是可以确定的，即各国都会先后走出疫情困境，决胜经济终究是当代世界的人类发展主题。因为如前文所述，发展经济是维护生命健康的根本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全体人民的健康卫生条件和人均预期寿命。而且，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决定科技创新能力和医疗健康水平。在这一战略方向上，相信各国，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都不会犹豫徘徊，有的国家甚至为此而不惜冒较大风险。

在疫情爆发的紧急危机时期，可以牺牲经济为代价，进行抗疫保卫战，甚至可以宣称“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人民生命健康。这表明的是政策安排的价值取向，而实际可行的政策选择，则必须权衡各方面利弊得失，为所宜为。即使是在实行以牺牲经济为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应急性政策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终将要以发展经济为决胜之战的战略走向。

实际上，即使在抗疫最艰难的危机时期，即使是实行最严格的社区封闭隔离措施时，经济活动和科研攻关也从来没有“停摆”“休克”，实际上也根本不可能“停摆”“休克”。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保卫战” 中，尽管一些人被要求居家隔离，减少出行社交；但也有许多单位可以进行居家办公，主要工作并没有中断；还有许多行业的工作人员，例如，医护人员，不仅没有“居家隔离”，而且必须高强度投入工作状态；全国4万多医护人员奔赴武汉，进行援助，工作强度远超平时；有些企业，例如，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业企业确实几乎“休克”，无法开展业务，但也有许多行业，例如，医疗卫生、制药、网络（网上办公、网上会议）、物流快递、社区服务等企业活动异常活跃；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产业确保供应，分秒不可停工停产；直接为抗疫提供产品的企业（例如，生产口罩等卫生防护产品和相关设备的企业），或参与抗疫设施建设的企业（例如，参与医院建设等超常强度生产和施工的企业）。即使是疫情中心地区武汉市，在疫情十分严重的时期，卫生防护品生产企业也加班进行生产；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参加了武汉火神山传染病医院和雷神山传染病医院以及多所方舱医院的抢建工程。^［6］武汉尚且如此，全国各地各行业亦是如此。可见，抗疫“保卫战”，并非“全体趴下”的被动性生命自保，也绝不是坐等疫情过去而无所事事地“闲着”。抗疫“保卫战”也一刻离不开经济活动的支撑，而且，“保卫战”本身也是经济能量的保护和蓄积。“保卫战”越成功，就越能为“攻坚战”和“决胜战”奠定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成为世界上最先取得抗疫“保卫战”阶段性成效，较早进行全面复工复产，而转向经济发展决胜之战的国家。

对于抗疫战终将决胜于经济发展，大多数国家实际上都心知肚明，这也是它们往往在决定社交隔离时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们并非不知道应实行公共卫生保卫措施，而是纠结于：一旦进行社区隔离和限制生产，会对经济运行产生怎样的影响？代价有多大？能否尽快恢复正常？

因此，它们总会宣布一个隔离社区的终止时限，力图安定民心，其意义就在于希望能够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待疫情过后能够尽快蓄势而发，甚至可以期待“报复性”增长。总之，抗疫是当务之急，而决胜于经济，则是战略意图的根本方向。

市场经济的活力蕴藏在其组织机体之中。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具有战略方向性的重大意义。在世界疫情形势尚不明朗，不确定因素极为复杂，所有经济研究机构均倾向于较悲观的经济预测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却表明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构建的积极进取信心和总体战略思维。

以退求进，以通促连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抗疫第一大战役即“保卫战”，具有战略退却的性质，但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退一步”是：为了保护生命安全，宁可付出经济代价。而“进两步”则是：疫后中国，将努力打造成更安全、更畅通的经济体。因此，抗疫“保卫战”不是消极退却，而是积极退守，准备“防守反击”，即使实行严格隔离措施，也必须守住经济社会的畅通底线和开放思维。抗疫成功的最终标准不是“封闭”有效，而是安全畅通！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流转”，GDP测度的主要是“流量”，没有流转就没有增长。因此，能否营造安全、畅通的生产交易环境，才是抗疫战的真正挑战。

疫情之后，进入“另一个世界”，衡量各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标准将会注入新的内涵。正因为经济全球化中的安全畅通遇到新情况、新挑战，所以，经济运行的通透性、通畅性、通例性，将成为决定各国经济体的活力和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通俗地说，在决胜之战的经济领域，谁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运行条件更安全，更畅通，谁就会有更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谁就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所谓“断链”“脱钩”“区隔化”等都不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因为，如前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流转，谁关门、谁封闭、谁断链，谁就会被历史潮流所淘汰。只要经济增长对于人类发展是重要的，全球化流转就是不可抗拒的，全球化流转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发展形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将“生产要素”框定为：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畅通要素流动渠道”。这表明，中国将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中，以更高水平的畅通性，甚至包括数字信息的畅通性，来获得国际竞争力优势，在抗疫“决胜战”中，再拔一筹。

当前，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安全和畅通仍然是挑战和难题。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强劲，中国经济规模占全球份额还将增大。关键在于，能否将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实现具有更高安全性和畅通性的体制机制。可以乐观的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反映出，中国经济有条件成为“最安全、最畅通经济体”。

经济全球化格局取决于组织资本的比较优势，一些产业能力只可能在具有一定的组织资本优势的国家中生存发展。改革开放40余年所形成的产业能力，靠的不仅是不断扩大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而且也依靠了中国独特的组织资本优势，这在抵抗本次新冠疫情过程中有突出的表现。^［7］因而，将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可能形成一个共识：“有急需时找中国“。中国具有丰厚的组织资本，可以应对各种不测风险和冲击，中国抗疫的成功，不仅体现了短期成效，而且昭示了长期规律：强大组织资本能力的有效发挥，要集中体现在打造和维护“最安全、最畅通经济体”之上。总之，经历这次疫情可以预期：疫后世界经济，安全和畅通将是各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当然，关注和重视中国经济组织资本特质及其优势，并非主张政府要以其强大的组织能力来替代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恰恰相反，打造和维护“最安全、最畅通经济体”才是组织资本有效作用的根本体现。以更畅通的经济运行，来促进实现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高度联通性，即“以通促连”，才是“决胜之战”的最终战利成果。

为此，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至今，需要改变对抗疫的一个经济学理解。以往，人们倾向于认为，抗疫只是一个很短的非常时期，暂时“忍一忍”，以牺牲经济为代价，等待疫情过去，经济恢复，可以一切照旧，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而时至今日，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疫情可能会改变经济的长期态势。因此，企业的适应性不仅仅是表现为“暂时忍一忍”的短期性行为调整，而是要有长期适应性的行为调整，即在新形势下进行结构性调整，拓展疫后发展的创新思路。一些企业可能不是简单的“复工复产”，而是要寻找和确立新的市场定位和新的产业开拓。有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可能表现得非常困难，甚至几乎处于生死边缘。但是要相信，经历40多年的市场磨练，中国各类企业都培育起了较强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今天再难也不会比二三十年前那样更难。当年，国有企业职工大面积“下岗”，必须“自谋生路”“再就业”。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更是极为艰难。它们从来就不是靠呵护才能存活的“阿斗”，而已经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它们可以闯出各种道路，即使此路不通，可以另辟蹊径；即使失败，也会寻找再站起来的机会，可以百折不挠地闯江湖、走世界。它们所需要的只是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营商环境。疫后中国经济体制机制，如果能够做到更安全，更畅通，那么，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没有理由成为“扶不起的阿斗”。

因此，政府所要做的是：就短期而言，应尽力为缓解企业困难，进行必要纾困援助。而其长期思维则应为：不是试图告诉企业如何应对疫情，要求它们如何复工复产，而是要支持企业进行他们自己所希望的结构性调整和重要创新举措。在艰难中，企业最知道什么是其“为所宜为”的事情。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当前特别重要的是，首先要尽最大努力疏通国内物流，特别是尽可能支持企业打通国际物流通道。即使人流暂时受阻，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以畅通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连接，应通尽通，可连即连，应成为抗疫三大战役战略推进的胜算关键。

总之，政府最应做到的是：相信企业，尊重市场；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责任就是：让经济环境更安全，让市场运行更畅通。无须怀疑：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企业，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茁壮。只要让经济运行畅通起来，以更加完善的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内在活力，中国企业在抗疫“决胜战”中一定会有卓越表现。

经济学方法的核心是成本-效益比较和交易关系中的损益权衡，据此方法论的理解，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实质上是在短期关系上（假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不变），进行生命健康与经济利益间的应急性权衡；在长期关系即创新情景下（考虑疫苗和特效药研发以及卫生医疗体系构建），进行路径选择与战略取向间的动态性权衡。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抗疫三大战役中的“保卫战”所应对的主要是短期关系的权衡；而“攻坚战”和“决胜战”则主要着眼于长期关系的权衡。前者主要依赖于组织管控，更突出政策目标的安全性取向；后者主要依赖于创新投资，更注重体制机制的畅通性取向。而两者的有效结合，相互照应，则可以体现应对疫情“危”中求“机”之总体战略构架。

注释

[1] 金碚：《论区域经济的视域与关切——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

[2] [美]贾雷德·戴蒙德：《剧变》，曾楚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396页。

[3] [英]马特·里德利：《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闾佳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10、11页。

[4] 谭笑：《突发复杂科学事件中能力之知的传播》，《科普研究》，2020年第1期，第21页。

[5] 金碚：《关于大健康产业的若干经济学理论问题》，《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7页。

[6] 金碚：《论经济主体行为的经济学范式承诺一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思考》，《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2期，第1~8页。

[7] 金碚：《论经济的组织资本及组织政策一兼议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