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起义实质是指彭州（彭县）起义，它产生的“蝴蝶效应”，影响整个四川甚至大西南解放。起义的标志是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发出通电，为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2019年12月28—29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成都彭州市召开“纪念成都解放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许多著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或出席会议，成果丰硕。会后，我接到一些来信，其中一封是成都文殊院方丈宗性大和尚问我，这么重大的事变为什么发生在龙兴寺？为弄清这个问题，我查阅了会议文集和何一民、刘光元、庄永红、李洪等学者的文章，对此有了一些初步认识。学术界认为，促进成都和平解放的因素很多，比如周恩来同志对“刘邓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长期细致的统战工作，人民解放军大迂回大包围挺进大西南对四川形成“南北夹击、关门打狗”态势，“刘邓潘”三位将军与蒋介石长期有矛盾而处境艰难等等。归纳起来，就是“形势逼人、政策感人、人心所向、水到渠成”。但是，彭州特殊的地理区位和龙兴寺的能海法师，对于起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绝不可忽视。可以说，成都和平解放的临界点出现在龙兴寺，彭州是福地，能海是关键。

龙兴寺藏经楼“刘邓潘”起义旧址

非信息化时代彭州最适合屯兵打仗

彭州地处成都平原与龙门山过渡地带，介于东经 103°10ˊ—103°40ˊ、北纬30°54ˊ—31°26ˊ之间，距成都市区 22公里，是成都北向交通门户枢纽，南连新都、郫都，西临都江堰，东壤广汉、什邡。彭州地形比较复杂，山、丘、坝俱全，形成“五山、一水、四分坝”自然格局。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北长、东西窄，有山地、丘陵和平原3种地貌。北部为山地，中部为丘陵，南部为冲积平原。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50%，丘陵约占 11%，平原约占 39%。彭州水资源丰富，境内河川纵横，有大小河流90条，分属沱江、岷江水系。境内地貌从白水河至关口之间，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地区，有一系列大大小小拔地而起的山峰，如尖峰顶、天台山、白鹿顶、葛仙山等数十座，称为“飞来峰群”，因青藏大冰盖冰流的搬运和堆积作用而产生，现称为“巨型冰川漂砾”，已列为“世界级遗产”。由花岗岩、石灰石岩组成的突兀山峰或“冰川漂砾”，都峻峭挺拔而秀丽多姿，山景、林景、水景、气景俱全，凸显壮、险、奇、幽之特色。

彭州有 3000多年历史，人文底蕴厚重，曾是“五教汇聚之地”；千百年来，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此汇聚，和谐共存。历史的深厚、文化的多元，让人惊叹不已。位于彭县城北的千年古刹，素有“七佛胜地”之称的龙兴寺，是信徒心中最神圣的地标。相传，龙兴寺始建于东晋义熙年间，初名“大空”，历经梁、隋、唐等朝代不断扩建、培修，渐具规模。唐代武则天称帝时有沙门法明等10人，“大空”易名为大云寺，后又改为中兴寺，最后定名龙兴寺。历史上，龙兴寺知名度很高，香火旺盛，是川西著名佛教圣地，是老百姓心中的净土。

龙兴寺藏经楼——川军将领“刘邓潘”三将军彭县起义地址

从战略角度看，在非信息化时代彭州最适合屯兵打仗。一是物产丰富有利于屯兵；二是地形多样有利于打仗；三是距离适中有利于进退；四是古刹龙兴寺有利于隐蔽。因此选择在彭县起义是正确的，是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的高见；而从1949 年12月9日刘文辉等人入驻彭县龙兴寺到27日撤离，历时的这19天，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闪光一页。1949 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蒋介石试图作最后挣扎，于30日从重庆飞逃成都督战，部署“川西大决战”。要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策划倒蒋起义，风险太大，如果走漏风声，将功亏一篑。彭县有地理优势，战略位置好，进可一马直下成都，退可据守龙门山。这就是自然的造化、“上天”的安排。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都是四川人，熟悉家乡山山水水，在蜀中经营多年，分别担任过四川省主席，在四川威望很高，一呼百应，与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关系密切，并且与中共地下组织和民革民盟负责人一直保持联系。特别是周恩来长期耐心细致做他们的统战工作，感情深，信任度高。1949年12月7日，蒋介石察觉刘文辉、邓锡侯有“不轨”行为，立即通知他们于下午4点赶到成都北校场开会。刘邓当即识破阴谋，商量决定立即分别北上彭县，共谋起议大计，随后潘文华也前来会合，龙兴寺顿时成了起义军总部。当时龙兴寺僧人不分宵旰，殷勤接待安排食宿。12月9日，“刘邓潘”三将军在龙兴寺发出起义通电，西南战局为之大变，直接推动了27日成都和平解放，千年古城成都完好无损，创造了军事奇迹。三将军离彭时对龙兴寺众僧说：感谢你们支持，起义取得圆满成功，我们要上报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别保护好龙兴寺。”作为川军前辈的能海法师当时恰在龙兴寺讲经，也参与了起义大事。

龙兴寺是成都起义大本营

能海法师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在滇军时还做过朱德老师，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使他彻底绝望而皈依佛门。能海法师在成都近慈寺建立金刚道场，引得信徒无数，其中包括四川一些军阀如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田颂尧等军政要员，因佛教信仰与能海法师多有交接，或上庙拜访，或听经捐助，或请到家里相聚，在能海周围形成一个交际网络，在能海旗帜下找到“烧砖、培佛、建塔”的聚会理由。川军将领刘文辉与刘湘是叔侄关系，刘文辉一生把佛事作为自己生活中的大事，随行常有喇嘛，每到一处必设经堂。当时龙兴寺庙宽房广，既适合驻扎大队人马，又便于接待客人，同时彭县又是邓锡侯第95军防区，因此“刘邓潘”很早就策划把成都起义地点选在龙兴寺。此外，潘文华对他同学能海法师非常敬重，两人早在成都陆军速成学堂时就结为金兰之交。当时能海在中国政界和佛学界享有很高威望，他绝不想让“川西大决战”使成都遭殃、百姓受苦。对此潘文华非常清楚，当潘文华把这个最高军事绝密告诉能海法师时，这位高僧自然表示支持和拥护。能海说，彭县是邓锡侯将军的驻军防区，佛教庙宇不会引人注目，在龙兴寺策划起义万无一失。能海法师吩咐年轻徒弟、龙兴寺住持正乘大和尚洒扫庭除、挑水买菜、备用食宿所需，把寺内方丈室作为讨论军机的密室，把藏经楼二楼作为总指挥部。“刘邓潘”及其部属汇聚龙兴寺后，龙兴寺即成为成都起义大本营。许多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四川爱国人士也通过不同渠道来到彭县。在彭县起义中，能海法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龙兴寺里的龙兴舍利宝塔（陈历良 摄）

根据刘光元、郑兴明所著《彭县起义》，“刘邓潘”彭县起义抉择很艰难，当时蒋介石派了许多说客来彭县纠缠、引诱、威胁， 意见难以统一。10日传来云南卢汉已于9日起义的消息，加之周恩来电令催促，“刘邓潘”觉得机不可失，不能再等待，终于同意联名起义，并成立了起义综合领导小组，下设策反组、宣传组、保卫组、情报组等。考虑不能晚于卢汉起义，于是决定将时间写为12月9日与卢汉同时宣布起义，实际，发电时间是12月12日。由于彭县的电台不知道中共中央的呼号，只能由雅安的中共电台发出。“多宝道人”刘文辉早有准备，12月7日就派副官将拟好的起义电文送到雅安共产党员手里。参加起义的还有，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川康绥靖公署高参 乔毅夫、成都第12任市长李铁夫和第13任市长乔诚、第95军军长黄隐、第21军师长张斯可、民革党员邱翥双、民盟成员潘大逵等。

1949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得知“刘邓潘”起义通电，惊得从床上跳了起来，特别是通电开头就是“蒋贼介石盗窃国柄二十载于兹，罪恶昭彰”，使蒋介石瞠目结舌，不得不作出马上离开成都的决定。蒋介石很清楚此行将是他与大陆的告别之行，也或许是永别，胸中别有一番凄凉滋味，多少往事涌上心头。13日晚饭后，他把公子蒋经国叫到身边，二人合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中华民国国歌，伤感至极。晚11时，蒋介石钻入一辆汽车，前后由装甲车和坦克护卫，乘着夜色直驶成都新津机场。中美号专机徐徐驶入跑道，加速、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中。从此，蒋介石再也没有回到大陆，只能望洋兴叹。

“刘邓潘”起义纪念馆中的“刘邓潘”塑像

关于蒋介石离开成都的时间，过去说是10日下午2点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因为2月10日晨，云南卢汉给四川刘文辉发来电报，要求刘会同四川各路将领扣留蒋介石，此电报同时被蒋介石截获，所以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决定当日离蓉。现查阅有关资料，发现蒋介石是在12日之后离蓉。刘文辉的第24军代军长刘元在《国民党二十四军起义概况》中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十三日蒋介石就仓皇逃到台湾去了。”参谋长杨家祯在《国民党二十军起义始末》中也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蒋介石感到绝望，就于十三日飞逃台湾去了。”时任成都警备司令的严啸虎，在1962 年的回忆文章中对1949 年12 月逐天排序记事后写道：“蒋遂于13日飞逃台湾。”这些表明，蒋介石是在13日晚逃离成都，直飞台湾。12 月27日历史名城成都和平解放，蒋介石“火烧成都”“川西大决战”“建立陆上基地”等计划随之破产，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成都历史性地成为蒋介石从大陆逃往台湾的最后一站。

能海法师的传奇人生

能海法师是近代显密圆通的著名高僧，39 岁于四川新都宝光寺出家为僧，嗣后接法于佛源和尚，为禅门临济宗第44 世法脉。出家后不畏艰辛，两度入藏求法，礼西藏大德高僧康萨老喇嘛为师，尽得喇嘛显密法要、衣钵真传，获密宗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第28代嫡传。

能海法师

从《能海上师传》等史料可知，能海法师清光绪十二年（1886）农历腊月22 日生于四川绵竹汉旺场，俗名龚学光（字缉熙）。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五年生活在汉旺，后迁县城，父母去世，依姊为生，就读私塾。光绪二十六年14岁入成都恒升通匹头商号为学徒。光绪二十七年至光绪三十年在恒升通商号边打工边学习。光绪三十一年20岁考入陆军学校速成班，与刘湘、乔毅夫等同学。光绪三十三年在陆军学校速成班以优异成绩毕业，任康定张蓬山镇守使部侦探大队长，光绪三十四年升任营长。清宣统元年（1909）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朱德、杨森等皆为其学员。宣统二年至民国2年（1910—1913）讲武堂结束，返川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1914年调入北京将军府供职，闲居无事，开始涉猎佛书。1915年赴日本考察实业，半年后返京，在北京大学听川人张克诚讲授佛学，初萌出家之念。回川商之于姊，以无嗣未允。1916年将军府废，他应川军将领刘湘之请，任驻京代表，曾赴张家口等处考察。1917—1923年在成都，创办少城佛学社，时有法师、居士来社讲经，他既当学生，也当老师，佛理益精。1924年39岁，生子述成，甫40日，即礼佛源法师出家，法名能海，号阔初（一作润初）。继赴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佛源法师任羯磨师，同戒有永光、果瑶等。出家后，矢志赴藏求法，刻苦学习藏文，深入钻研佛学，在国内多处讲经和举办法会，长期在成都大慈寺、文殊院、昭觉寺等地讲经传戒。1938 年在彭县龙兴寺说法，皈依弟子300余人，发愿重修龙兴寺舍利塔，成立重建龙兴宝塔临时筹备委员会。1942 年在近慈寺举行大威德金刚大灌顶，四众云集，盛况稀有。1943年两次到彭县商议修建佛塔之事，11月在成都文殊院集会修法，订立建塔实施概要。1944年在彭县龙兴寺安居，开窑烧制建塔用砖；按照印度菩提道场舍利塔（加尔各答金刚舍利塔），先建龙兴寺模型塔一大四小，高低十多二十米，亲为监造。蒋介石曾派人请他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又征聘入陪都宗教联谊会，他均毅然谢绝。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命美国驻华使馆成都编译处处长Christtion与编辑主任Ellist，持其亲笔签署函，赴成都南郊近慈寺，拜会能海法师，邀请赴美讲学。原函有“敬请驾临我国，弘扬佛法，以济国人道德之贫乏……”等语。法师以法务在身，辞谢，并谓“今后有人去”。1946年在近慈寺，始译《毗卢仪轨》等。1947 年在彭县太平寺安居，讲《法蕴足论》《圆成次第》《慧行刻意》等。1948年彭县龙兴寺模型塔建成。1949年参与彭县起义推进成都和平解放。

“刘邓潘”起义兵力部署图

1950 年，能海法师在成都近慈寺接待人民解放军代表询问进藏事宜并详细告之，选弟子隆果等作为翻译和带路人。1951年10月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10月赴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会议，12月随宋庆龄赴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会议，会后取道莫斯科，经外蒙古回京。1953年秋赴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副会长。1954年9月，赴京出席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67年元旦在五台山示寂，世寿81岁，荼毗后遗骨葬清凉桥。1978年3月，五台山佛教协会于显通寺为他召开追悼大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及中国佛教协会均派代表参加，并函电致悼，建塔于善财洞侧宝塔山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塔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能海法师先后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全国人大一、二届会议，任中国佛 教协会第一、二、三届副会长；住锡北京广济寺期间，朱德委员长常过从存问，畅谈往事，待以师礼，并赠衣致慰。

能海法师一生创建了成都近慈寺、绵竹云雾山、重庆和上海金刚道场、五台山清凉桥等多处密宗道场。讲经弘法、注译密宗经典，尤其在沟通汉藏佛教文化及和平解放西藏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