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破解我国环境污染难题、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抓手。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分工协作，促进产业布局调整优化，积极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点任务。依托长江便捷的内陆航运，长江经济带产业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均存在形成产业集聚的有利条件。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发展共识的大环境下，产业集聚能否在发挥“集聚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克服外部“拥挤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集聚如何影响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产业集聚对沿线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是否相同？

相关研究综述

产业空间集聚作为整合生产要素、发挥正外部性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一直以来受到决策者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一般认为，相似产业内的企业在空间上集聚会带来资本、技术和专业人才等要素的相对集中，生产运营上会趋向于专业化和集中化，并通过市场和要素专业化溢出等渠道促进经济发展。产业集聚能够缩短集聚区企业之间的信息时滞和节省交通运输成本，提升经济产出质量。产业集聚可以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有效降低中间生产环节企业的装配与组装成本，提升同产业内企业分工与协作水平。另外，同一产业或相似产业的集聚有利于促进公共基础设施的集约化规模建造并降低单位使用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相对孤立的外部环境相比，集聚区内同行业竞争效应会形成“外部激励效应”，迫使企业进行生产设备的改造、升级并提升生产技术，最终促进集聚地区经济发展。这种竞争激励效应不仅体现在前沿技术学习方面，而且体现在技能的获取和日常知识的创造、传播和积累等多方面。

与此同时，有学者指出，尽管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由此导致的环境负外部性也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是导致地区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直接原因。在产出效率未得到显著提高的情况下，产业集聚所伴随的产能扩张可能造成资源过度消耗，而地理位置的相对集中又会放大环境负夕外部性的危害，致使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低于“拥挤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张可、汪东芳发现，经济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小于环境污染的侵蚀作用，产业集聚加剧了集聚区的环境污染，且环境污染将反向抑制经济集聚。此外，师博、沈坤荣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的产业集聚会扭曲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抑制能源效率提高，加剧产业集聚区的环境污染。由此可见，集聚区的市场化水平越低，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侵蚀作用越明显。

上述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发，但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长江经济带，考察长江经济带沿线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研究仍有待丰富和深化。其一，现有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献大多为定性研究，即使有少部分的实证研究，也大多采用传统DEA模型对区域生产率进行简单测度，未从实证角度分析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其二，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较少考虑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其三，已有文献仅从影响因素角度展开研究，缺乏对完善经济发展质量机制的分析，以致有关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性。

基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市2006—2016年数据为样本，以基于SBM-GML模型测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以期在准确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上分析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

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构建

为考察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参考吴传清、邓明亮等的做法，构建如下模型：

为进一步探究产业集聚对沿线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原因，本文构建模型（2）（3）:

模型（1）（2）（3）中，i表示样本地区，t表示年份，c表示常数项，a1-6表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i,t

为模型随机扰动项。本文核心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为地区经济发展质量（LnGtfp）和产业集聚程度（Agglomeration），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具体参见变量说明部分。

（二）变量说明

1.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涉及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考虑到经济发展中不可测度因素的存在，本文选择基于SBM—GML指数模型测度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指标衡量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G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Gtech），检验绿色全要素变化的机制。

2.产业集聚

由于区位熵指数可以消除区域规模差异等方面的外部因素，能够真实反映小区域的产业间分布情况，因而被普遍用于衡量地区产业集聚程度。本文采用区位熵方法衡量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计算方法如下：

在式（4）中，Si,t表示第i个地区t年某个产业的就业人数。考虑到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比重，本文以制造业集聚程度来衡量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区产业集聚程度。

本文在模型中添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Agdp）、政府干预水平（Regulation）、基础设施建设（Manufacture）、对外开放程度（Foreign）和教育发展水平（Education）作为控制变量，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三）时间范围及样本选择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6—2016年。由于行政体制的变化，本文剔除掉2006—2016年撤并或者新增的毕节、巢湖、铜仁、普洱四市样本，并对数据口径进行一致性处理，最终获得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

本文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对于变量中的少数缺失值，本文用同地区的均值予以补全，最终得到1177个观测值。

（四）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为1.001，说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提升，“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得到落实，发展中更加重视生态环境；最大值为1.399，最小值为0.026，标准差为0.128,说明受制于自然因素和资源禀赋差异，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差异较大。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市产业集聚程度（Agglomeration）的均值为3.514，最大值为19.860，最小值为0.080,说明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地加快推进产业转移，促使地区产业集聚增强。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与内生性处理

将数据代入模型（1），由回归结果可知，产业集聚（Agglomeration）能够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LnGtfp），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面对生态环境约束，产业集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改善环境质量，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质量。对于内生性问题，本文用SYS-GMM模型进行估计，并以产业集聚滞后变量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Agglomeration）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LnGtfp）依然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对SYS-GMM模型进行检验发现，Sargan检验的P值为0.113，AR（1）、AR（2）的P值分别为0.001、0.462,说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和二阶序歹列相关问题。本文用不同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核心结论“产业集聚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稳健的、可信的。

为分析产业集聚影响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途径，本文分别以模型（2）和（3）进行实证检验。

模型（2）验证了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区技术效率指数（lnGeffch）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产业集聚与沿线各地区技术效率指数（lnGeffch）的回归系数均为正，除混合效应模型在10%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在其他模型中均为正但不显著，表明产业集聚对沿线各地区技术效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说明产业集聚并非通过提高沿线各地区技术效率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产业集聚对沿线各地区在管理制度、资源配置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方面的管理能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需要时间积累与学习；第二，产业集聚影响沿线各地区技术效率变化需要一个周期，即可能存在滞后性。

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业集聚通过提升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技术进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集聚能加强沿线地区技术创新，发挥集聚的正外部性，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沿线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用SYS-GM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

（二）基于区域差异的进一步分析

为考察不同环境及经济条件下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除鉴于安徽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将其列为下游地区外，依据中国地理划分原则，将长江沿线11省市分为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市，以研究产业集聚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

回归结果可知，在上中下游地区，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内产业集聚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普遍性。进一步发现，产业集聚（Agglomeration）与技术效率指数（lnGeffch）仅在上游地区显著为正，说明相较于其他区域，上游地区产业集聚具有提升沿线地区管理水平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并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上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产业集聚（Agglomeration）与技术进步指数（lnGtech）在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回归中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业集聚可促进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07个地级市2006—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模型研究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在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地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技术进步是产业集聚推动长江经济带提升集聚发展质量的主要原因，产业集聚通过技术效率进步虽能促进沿线地区改善经济发展质量，但并不显著。从分区域异质性结果来看，在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地区，产业集聚均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技术进步是产业集聚促进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长江上游地区产业集聚能够提升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二者融合互动、相互促进、协同集聚，最终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背景下，为进一步发挥产业集聚的“竞争激励效应”和“规模经济”优势，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质量，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促进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提升区域内产业集聚水平。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能够提高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面对流域发展不平衡、地区经济板块分割严重的问题，应通过提高产业集聚水平提升地区生产效率。首先，要充分认识产业集聚在提高沿线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中的作用，加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交流与合作，弱化地方市场分割的动机，消除内部市场壁垒。其次，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区域在制度上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策限制以及市场分割带来的资源扭曲，使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的技术进步效应得以发挥，提升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后，要强化生态环境约束机制，健全产业集聚转移承接机制，对冶金、化学制品等对环境污染有重要影响的产业集聚给予重点关注，提升环保能耗和安全标准，防范污染产业梯度转移，促进集聚地区经济向清洁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第二，提升长江经济带的创新能力，夯实经济绿色发展基础。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提升技术进步促进沿线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此，应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南，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考虑到区域创新政策的协同，利用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促进作用，提升沿线各地区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沿线各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和区域创新规划应有机衔接。行政上应打破地区利益藩篱，构建开放透明的创新管理制度，破除束缚地区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优化技术创新环境。此外，应加快提升集群企业研发能力。通过搭建优质技术创新平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人才-制度-平台”三位一体的区域创新支持体系，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提供政策托底。重视产业内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和技术中介市场作用，助推各创新要素的跨地区和跨行业流动，发挥各类媒介对知识流动的促进作用，利用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沿线各地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加快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群发展。研究发现，仅长江上游地区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效率以及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产业集聚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就长江下游地区而言，由于其经济总量和技术水平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未来应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技术夕外溢效应，加强在5G通信技术、高端制造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发挥产业集聚在技术效率提升上的作用。就长江中游地区而言，长江中游地区是承接下游传统制造业的主要地区，未来应以产业互补为基础，通过成立跨区域协调机构，优化区域内产业布局，破解“工业围江”的产业布局局面。就长江上游地区而言，由于上游地区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动的影响均显著，未来应抓住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破除地理隔离障碍，以成渝城市群建设为抓手，提升相关产业集聚水平，实现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的“二重奏”。|